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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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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辟谣”，我却哑然失笑。没有实证地罗列一堆公车使用数字能说明什么？你们称总会只有15辆公车，那么红会有多少司局级领导？分摊到每位头上，人均多少？你们那个小院里的巨大地下车库能停多少车？都是什么排量、什么牌子？关键问题：国管局核准的公车之外，贵会是否也有正在使用的海华侨胞捐赠的进口轿车？就算现在没有，过去是否有？就算红十字从来没有，其他国字头的慈善机构是否曾有……？
在此特别说明：老方当时应该并未使用“豪车”这一模棱两可的词汇。第三条线索“50％以上准确”的说法，也不妥，应改为“50％左右”。但我的微博爆料后，老方再次证实：他曾亲眼见过官办慈善机构“使用豪车”的现象。
老方说他很有点心冷，但允许我引用他的这一回忆：他强调自己不是听说，而是亲见。退休之前，他曾去采访一家国字头慈善机构，亲眼看到那位秘书长驾着一辆售价不菲的进口豪华轿车。老方吃惊，秘书长则解释：爱国华侨捐赠的就是实物车，不接收，太可惜；因属捐赠，报请海关总署批准，享受免税；如是，则海外捐赠者和慈善机构均可省却一笔数额不菲的关税；老方追问：进口、接收之后，何不去二手市场卖掉，将车款充作善款？秘书长答：倘若拍卖，还须补交关税，不如干脆我开着……老方说：采访结束，虽然正面鼓吹了那一慈善项目，但对那车，始终耿耿于怀。
老方还曾建议：你们几位（在座好几位，已离开南方周末去了其他媒体），谁能派出青年记者去红十字采访，随便溜进他们车库……红会院子里就有不少车，多是员工的。办公楼下面，则有地下车库。溜进去查查多少车、是什么牌子，最好找司机聊聊……但作为一个新媒体人，我更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如同周老虎——在这一点上，很抱歉“浪费”了老方提供的线索。
红会的豪车问题，我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能算，需有审计部门乃至社会力量的介入最好。我记得接收捐款的时候，你对我们（捐赠者以及记者）敞开大门、无任欢迎；美美事发，事态紧急，你就让保安加强戒备，谢绝记者入门提出质疑——如要采访，须电话联系获得批准。
看，面对质疑，慈善机构的定位首先是“官”，而中国官场的逻辑，官员只对权力授予者负责。所以美美事件发展到今天，你们心中未必真想平等地对待公众。你们的工作地点，北新桥三条8号——我经常路过，最近几周，几次试图进入的时候都遭贵会保安的阻拦。从他的眼神里，我读懂的是“衙门”二字。那仅仅是一个保安，何况红会中人。
反之，如果美美引发的风暴来了，如果你们仍敢敞开大门，我才佩服。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你们每周召开一次发布会（允许记者敞开提问），如果你们最后能够证实我的微博错了，我自当竭尽全力向你们道歉，帮你们辟谣。
而我在微博上另两条可信程度较高的质疑，迄未收到你们的辟谣。我只知道，这位女性“前副会长”是民主党派人士，曾被移送检察机关正式立案，后不了了之……是的，孙柏秋一案，事隔多年，但因为此事关乎善款，关乎慈善机构的公开原则是否得到执行，贵会现任领导，是不是也该有个“迟到的说法”？
那晚，我们还曾探讨：“郭美美究竟是深圳王军的干爹还是他的女友？”“深圳王军为何要在餐桌上，急切任命20岁的郭美美出任中红博爱的公司经理，搞的这小妮子急切跑到微博上去扇风点火臭显摆？”“深圳王军，为何要在2011年初给远在北京的郭美美赠送250多万的豪车，他是要讨好美美呢，还是要讨好美美身后的什么人？”……贵会孙柏秋一案，莫非也和上述并非无厘头的问题一样，查不清？
红十字（多名）副会长退休后，转任下属的红十字基金会继续“发挥余热”并每月领取补贴，我想，每一位曾为中国红十字捐过款的捐赠人，也有权知道真相吧。补贴的那笔钱来自何处？是国家财政拨款还是来自按百分比允许提取的善款管理费？这种“照顾”是否已成“惯例”？另外，贵会是否考虑过：只要一纸诚恳召集令，网络内外，就会有无数高素质的自愿者，宁愿一分钱的报酬也不要，还能比贵会那些已经退休的副会长做的更尽心、更出色……凡此种种，我也渴望知道，可以吗？
我渴望知道真相，但我也知道：渴望之后，往往会有更多失望。无法探知真相的失望，那感觉同样很残酷，这感觉于我并不陌生——13年的新闻生涯，我遭遇过太多失望，常常只好安慰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人，免疫力强，伤得起。
现在，你们已经反驳了我微博爆料的1/3，但你们似乎并不想反思“谣言”产生的土壤。我的这个并不百分百准确的微博转发了数千次，很可惜，几乎没人站出来为贵会说一句好话——对了，我可没有控制舆论的本事。郎咸平以前的口碑似乎很不错，但在卷入郭美美事件后，其名声几近无可挽回……为什么？因为郭美美的炫富不仅让部分公众的满腔热血近乎冷却，同时也让部分公众的满腔热血几乎冲出胸膛。而你们，至今不愿去法院起诉她，要她登报道歉，要她赔偿一万或者只是1元人民币的赔偿，就凭你们这羞羞答答的样子，要怪，也得怪你们自己。
也许你们会想，公众最终也不能把红会怎么样？是啊，2002年，当《南方周末》报道希望工程涉嫌挪用巨额善款的文字被封杀后，国家审计署曾派出10人团队进驻希望工程审计了三四个月，可2002年、2003年，审计报告没有对外公布；到了2011年的今天，仍未对外公布。希望工程的某些人会不会因此窃喜？其他违规的慈善机构会不会也在私下偷笑？呵呵，皆大欢喜？但民意和信任，就是在你们的掩盖和窃喜中一天天流逝，直到无可挽回。
这一次，由郭美美引发的民众对红会的问责，如果也像2002年那样毫无声息地被你们慢慢遮盖……不！我相信，这一次，民众定然不会忘记，他们会使劲捂住自己的腰包——而你们七、八两个月收到的捐款数，已能说明今非昔比。我相信：如果信誉破产，质疑就会不断发酵，“谣言”就会不断散播。即使公车超标门钻过去了，还会有无数的“谣言”追逐你们。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贵会一位人士在微博上说，我发此帖是为炒作“一本没有影响的杂志”。平心而论，还真没这回事。我甚至担心，这条微博会给自己供职的《博客天下》带来负面影响——因言获罪的媒体太多了。如是，我只有赶快辞职。同样担心的人，还包括我的太太。
但我依然把那条微博发了出去，也包括这封公开信。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都会如此。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尚有闻风而奏的御史，何况是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如果这条微博能让你们的“三公”消费彻底暴露在阳光下，能引入社会力量去监督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那我个人就无所谓了。
最后感谢关心我的网友，还有诸多采访我的同行。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真相，因为我们年轻，也因为中国仍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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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光，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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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炜：我们都将是下个上访被抓的霍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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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敏 于 2011/8/21 8：50：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们都是“霍小丽”
前苏联作家谈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幸福的理解，这样说道：“半夜响起敲门声，敲的却不是我家的门。”
今天看到“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 已被当地警方抓走”并且强行拘禁已经超过72小时的消息，我对苏联作家的幸福观有了更切实的理解。
对此，陕西定边县官方给出的解释说：“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不予支持”成为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理由，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主席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更是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霍小丽的身份当属人民之列，而且没有触犯法律，这是无疑的。否则，定边县官方给出的抓人理由也不会仅仅是对其上访行为“不予支持”。
我不知道定边县是不是属于中国宪法的约束范围，定边县委和县政府是不是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定边县属于中国宪法的约束范围并且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管辖，那么定边县官方这次进京抓人行为就是严重违反宪法，就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响对抗。
定边县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次违法进京抓人行为并强行拘禁“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如果这位定边县的官员没有撒谎，那么，陕西省、榆林市官方就和定边县官方一样，涉嫌共同违法。
如果定边县官方乃至陕西省、榆林市官方的这次违法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并且最后没有承担违法的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霍小丽。
定边县官员转述县长杨志先的话，把霍小丽进京上访定义为“无理由上访”，真是颠倒黑白。如果一个人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到自己国家的首都找自己国家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地方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莫名被抓起来关进黑监狱并遭受凌辱，这种悲惨的遭遇还被定义为“无理由”，那么我真想问这位定边县长杨志先，如果你被更高一级的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拘禁并凌辱，逃出黑监狱之后，你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吗？如果你主张自己的权利，别人却说你“无理由”主张权利，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个县长，就不会受到非法侵犯，那么你真的错了。别说你这个芝麻小官，如果宪法和法律被肆意践踏，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安全。
四十五年前，中国的国家主席举起一本宪法，试图用以抵抗侵犯他的非法暴力行为，却最终归于失败，命丧黄泉。四十五年前的国家主席和今天的霍小丽所需要的，都是要切实保障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拿手中的公权力公然对抗国家宪法，这个国家还有宪法的地位吗？国家宪法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附：
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 已被家乡警方抓走
2011年08月20日 04：02
来源：新京报
去年9月，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到北京上访被榆林市驻京办关进“黑监狱”并遭凌辱；今年8月她到现场指证“黑监狱”。
本报讯（记者涂重航）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坚持讨要说法，为此，她已多次被警方拘留。16日，定边警方再次将霍小丽强行从北京带走，截至发稿，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72小时。
“5名警察拳打脚踢”
17日，霍小丽女儿杨帆说，她从16日开始，与母亲失去联系，随后她打听到，目前母亲被警方带回定边。17日，杨帆在定边县看守所看到母亲，当时霍小丽手臂上有乌青伤，头发、衣衫凌乱。
此前，霍小丽来京向朝阳区公安分局询问她去年举报的“非法拘禁”案。8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答复她说，办案人员不在，让其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后，霍小丽一直在北京招待所和榆林市驻京办居住。
18日晚，霍小丽在定边县人民医院偷偷向记者打来电话称，16日，定边县公安局民警卯学军找到自己说有领导和她座谈。霍小丽称，她刚从榆林驻京办下楼，就上来5名警察将她控制。霍小丽说，她当时奋力挣扎，头向墙上车上撞，但5名警察将其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按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
“无理由上访不支持”
霍小丽称，她被押回定边后，因头疼，身体不适，定边公安局将其送往定边人民医院，并派警察24小时看管。从16日截至记者发稿，霍小丽已被控制超过72小时，当地公安部门没有任何说法。
昨日，记者致电定边县县长杨志先，他说，将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即不再接听电话。定边县公安局长苏志强则称，押送霍小丽的是由副县级调研员钟玉铮负责，他不清楚。钟玉铮昨日以家事繁忙为由，不予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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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定边县一信访官员自称接到县长指示，给记者打电话称，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此次派公安将霍小丽从北京接回定边县的行为，“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针对霍小丽称公安人员有殴打行为的指控，该信访官员称，警方只是进行劝服。
■ 回放
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
去年9月7日，霍小丽替姐姐来京反映当地拆迁问题。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外，霍小丽与其他4名上访男子被榆林市驻京办送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横街子村的“黑监狱”。今年8月5日，榆林市驻京办负责信访的乔永军承认此事。
去年9月24日，霍小丽与王梅、贺志荣一同到朝阳区小武基派出所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派出所接警后捣毁这所“黑监狱”。举报“黑监狱”成功的霍小丽并未讨回说法，反而被榆林市驻京办押回定边。去年10月1日，定边县公安局以其“非法上访”实施行政拘留十日。
今年3月，霍小丽准备来京反映公安机关办案不力，在路上她就遭到定边县公安人员拦截，并在她身上搜走“起诉定边县公安局和榆林市驻京办的材料”。随即，定边县公安局以霍小丽涉嫌“诬告”罪，将其刑拘31天。“诬告”案至今未有说法，霍小丽被其在派出所工作的女婿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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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2011年08月21日 13：29
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刘瑜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无知可以带来利益或者安全；无知可以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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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2011年09月19日07：39 南方都市报 我要参与（0）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做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悬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20天花了80万，是否只是花了11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至于说这80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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