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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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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我不仅采访过富翁，也曾遇到顶级高官的来访。令人无奈耸肩的是，中国高官的一些夫人来到巴黎，不去慈善机构、不访博物馆，却常常留恋于奢侈品厂商或高档品商家，令人暗暗感叹修养的缺乏。但这也同样不能怪她们：当全民崇拜西洋奢侈品的时候，怎么能想象高官夫人们独善其身呢？不过，有些富翁已经开始在巴黎寻访当年火烧圆明园或八国联军侵华时，法国官兵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了。在一些巴黎拍卖场，中国文物往往被中国人拍走。这也是中国富翁们为己谋利的同时也为国贡献的一个例子。
现在新的“巴黎诱惑”又出现了：高档房地产。巴黎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中国的富翁前来旅游，而且已经开始诱惑他们前来居住。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巴纳斯高档房地产公司”在巴黎香街上的那家著名饭店“富凯”举办的早餐会。富凯饭店因萨科齐当选总统后邀请一批法国巨富在那里大肆庆贺“胜利”而成为法国暴富的象征。该公司总裁介绍说，继阿拉伯、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后，中国富翁开始将视线转向巴黎的高档住宅。
巴黎的高档住宅是为全球富翁们准备的，一般都是在最好地段的房产，房子有新有旧，包括一些古老的石板楼房。巴黎的高档住宅价格不菲，每平米价格在12000到50000欧元之间，但升值空间亦大。虽然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总体上升值率比不上香港（升值70％）和上海（52％），但也达到28％。特别是去年一年，当香港高档房产升值26％、上海16％时，巴黎升值20％，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更特殊的是，巴黎高档房产价值比较稳定。2008年巴黎在危机中房产跌幅（—8％）小于上海（—10％）和香港（—23％）。这些高档房产一般都是超豪华的，如巴黎一区一套能够俯瞰卢浮宫的顶层复室楼盘，400平米加55平米带泳池的大平台，售价1800万欧元，平均42000欧元一平米。据介绍，这套房产不到一周就卖掉了。买主是何人，属商业秘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高档房产买主的名单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据透露，已经有几个中国富翁在巴黎购了高档房产。根据法国法律，购房款都必须有合法收入证明，以防“洗钱”。因此想来购房者应该没有“非法致富”的嫌疑……
我想，中国的富翁与其将金钱抛在仅仅会“钱生钱”的股票、债券身上，与其在国内将房地产炒到平民买不起，不如趁西方今天财富在缩水的历史机缘，实打实地将巴黎一点一点地买下来。房产是个人财富中最为稳定的投资。西方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过去，法国特殊之魅力，在于视“社会承认”与财富同样重要。即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得到社会承认的话，与赢得金钱一样重要。但今天，没钱，再有名也没用。因此，当中国人将半个巴黎买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仰视西方的时代也就将会结束。更何况，纸币永远在贬值。将纸币换成巴黎、纽约、伦敦等西方心脏永远升值的房产，是“藏富海外”，与“藏富于民”不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然，前提是世界永葆和平和中国的强盛……
11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进入专题： 心灵小语
● 刘瑜 （进入专栏）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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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12因为如果是我 （2011…09…07 00：16：22）转载
标签： 杂谈
1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他爸过了一会儿，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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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那刻，他问我怎么猜到时，这个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3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的很清楚，这需要警惕，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作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我不知道。
“这种采访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
4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亲戚，50多岁了，最近发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二十多岁的女孩，竟然怀孕了，竟然要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
“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这次真是”
“不太有人会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象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位心灵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对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夺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这是一个模式，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个男人“为什么”去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
看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
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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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进入？”
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个人呀”。
5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13 （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 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 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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