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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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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至高无尚的光荣”呢？
夫妻相
肖像画家苏锡·马林给戴安娜王妃画像时，发现戴安娜和查尔斯长得很像，例如长脸颊以及长度比例相似的额头和鼻翼。马林后来还发现，查尔斯幼时保姆的脸部特征和他后来的情人卡米拉也极为相似。此后经过长达6年的潜心研究，进一步比较更多的夫妻组合，马林得出结论如下：出于人类内心深处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都会对和自己长得相像的脸孔感兴趣，也都会爱上同自己家人或者亲属长得相像的人，爱情产生于复杂的面部特征暗示，天底下原来真有“夫妻相”这么回事。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老外长得其实都挺像。当然老外看我们可能也都差不多。此说尽管并不表示所有的中国男女在马林看来都有夫妻相，至少证实了中外夫妻相理论的“如有巧合，实属雷同”。
在中国的相学体系里，马林理论大致可归入“夫妻相”的版本，即两口子在面貌长相上的先天性相近。不过，中式夫妻相的版本则是这么说的：面貌本来天生长得不像的一男一女，结婚成了两口子之后，在共同的日常生活中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你看我我看你，双方的相貌遂逐渐向对方靠拢。日子有功，最后竟也能生生地整出一副后天的夫妻相来。然而表面上的“天生一对”并不一定都会带来“天做之合”。这正是中式夫妻相理论的精妙之处。中国传统相学里，夫妻相的最高级版本，乃“以无一相似为最像”，即两口子的面貌长得越不像，就越有夫妻相。非但如此，而且堪称为夫妻相里的极品。也就是说，夫妻相的至高境界，不是“夫妻像”，而是“夫妻不像”。
当然，要拥有“极品夫妻相”，男女双方光是一味地长得不像还不行，必需要长出一脸的“互补优势”才名副其实。所谓长相“互补”，指若男的眉毛细，女的眉毛粗，则表示男的会怕老婆，女有男子气，如此一粗一细，一刚一柔，互补不足。又如，男的鼻梁高，相学上表示其自尊心强，爱面子，听不进别人意见，若配一低鼻梁，自尊心不足、缺乏自信、又善于接受别人意见之佳偶，高下相盈，日后多是两情相悦，美好的日子万年长，想不音声相和、夫唱妻随也难。“极品夫妻相”非但表现在面貌上的优势互补，还充分体现在双方的身材。即男女二人的身形差别愈大，对比度愈高，其互补优势便越是明显。
然而，中式的夫妻相理论毕竟缺乏科学依据，这一硬伤几乎使“相学”变成了“相声”。倒是一项最新科研成果为苏锡·马林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据《 新科学家 》报道，佩斯大学的托马斯·比里克兹基教授通过对“性别胚教”（ sexual imprinting ）的研究发现，女性有将她们的父亲作为挑选配偶模板的倾向。也就是说，之所以会有“夫妻相”这种现像存在，是因女人总是倾向于挑选长得像她父亲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 即使身为养女也是如此 ）。相关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貌似”的夫妇更有可能拥有相同的基因，挑选那些从基因上与自己相似的人做配偶，在生物学上是有益的。父母长得很像，后代就能遗传某些优质的混合基因，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种类。
虽然生物学上的“恋父情结”比心理学上的更有说服力。不过，今后若再听到有人夸某男长得太像他的太太、很有夫妻相云云，以科学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认为那其实是在说那男的很有“岳父相”才对。而且，那些曾被公认为甚有夫妻相的，只因两口子长得太像，并且有越长越像的趋势，走在街上，会不会有被人误认为是近亲结婚呢？
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 不管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 ）却总是灰色的。“夫妻相”其实很可能只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魔障，至少也与一种病症有关——因脑损伤而导致的视觉缺损，学名“面容失认”。苏珊·格林菲尔德在《 人脑之谜 》一书里提到视觉专家泽基和物理学家哈特的如下临床实验：在展示戴安娜王妃的相片之前先展示其前夫查尔斯王子的相片，患“面容失认症”的病人竟每每认出戴安娜的面孔。也就是说，在“心理强化”的作用下，即便是一名“面容失认症”的患者也能通过一张与其有关联的面孔来准确认知另一张面孔。故未经办理合法婚姻登记手续或未举办盛大婚宴而做了一处的一男一女也就无法不越看越像一对狗男女。“貌似夫妻”的重要前提乃“就是夫妻”。先有夫妻还是先有夫妻相，远不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深奥。至少，经由一名肖像画家提出的“夫妻相”理论并不靠谱，某种意义上，马林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据说画家的肖像作品经常会带有与他本人脸部相似的特征，最著名的例子是《 蒙娜丽莎 》，阿拉贡女公爵的面孔最终竟是以达·芬奇本人的面部特征为基础绘成。而丢勒在1518年为马克西米安一世绘制的肖像画中，亦可一窥丢勒本人1498年自画像的影子。《 漂亮者生存 》一书的作者说，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画家总是比被画人对画更满意的原因。这可能意味着，那些爱夸别人有夫妻相者，其用心不无险恶之处。
红白喜事
没参加婚礼很久了，怪想的。
不仅“没参加婚礼很久了”，而且“怪想的”， 同样的，自从我自己上一次结婚至今，“没结婚也很久了”——虽然这是一个“纸一样的事实”，不过有没有因阔别已久而也“怪想的”，那是另一个话题——就婚礼而言，不仅“怪想的”，而且多少还有一点“想得怪”。
从婚姻状况来看，我个人的亲友团名单基本上皆呈阳性反应，也就是说，这些人里面的大多数，不是已婚的人赃俱在，就是人赃俱在的有婚史。对于这一状况，我是很想得通的（即使想不通也得想通），惟一想不太通的是，何以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这些人的婚礼？
扪心自问，先检讨自己：第一，我错了——意即：我记错了，其实我分明都有亲身参加过他们的婚礼或者我记错了，其实他们根本都没有结婚或没有结过婚；第二，我错过了——意思是，我生不逢时，居然未能在这些人举行婚礼的当日或之前与其相识，也就是说，都没赶上。
当然，虽然少，但是婚礼终究参加过若干的。于是以此为新线索，扪心再问，对上述名单中“已婚”及“有婚史”两类再作进一步的细分，竟然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其婚礼为“有我之境”者，目前十有###初衷不改，仍然在婚；凡其婚礼为“无我之境”者，目前十有###已然离异，或者改弦易辙而再婚——至于再婚时是否依然未有举办婚礼或举办婚礼而未知会我，那也是另一个问题了。
由此而衍生的另一种“怪想”是，不仅“没参加婚礼很久了”，同样的，未出席葬礼亦堪称久矣。当然，如果我们依然坚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由婚礼而联想到葬礼，实在不能被称为“怪想”或咄咄怪事，至少应见怪不怪——除非我扪心再三而问，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凡其葬礼为“有我之境”者，目前十有###仍然死相不改；凡其葬礼为“无我之境”者，目前十有###已然复活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仪式，婚礼即使不能百分百等同于葬礼，但是就两者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来看，虽不能确诊，至少也应负责任地列为“疑似”——例如，两者都必须在一特定场所举行，必须有亲友团到场，一定有人发表现场谈话，特定的服装，特定的音乐，事情办完之后，大家伙还得聚众搓上一顿，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当然，“婚礼”和“葬礼”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婚礼的主角通常是两个人，而且通常是一男一女；而葬礼的主角通常是一个人——或者换种说法：葬礼的主角通常以一个人为宜。尽管这一区别非常地显而易见，不过最后我还是找出了其中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不管两种仪式的主角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在仪式结束以后，身为仪式主角，通常都要保持躺下的姿势——或者换种说法：通常都以保持躺下的姿势为佳。事实上，我们中国人早就看穿了“婚礼”和“葬礼”之间的共同本质，因为我们通常把这类仪式统称为“红白喜事”，也就是说，除了颜色不同，本质上都是可喜可贺的。
把“婚礼”和“葬礼”拉扯在一起说了半天，我的用心其实毫无险恶之处，非但不险恶，而且实在是非常的良苦。我的意思是说，“婚礼”和“葬礼”在本质上都是出于对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尊重。透过葬礼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能够使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到婚礼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想一想，一个没有被开过追悼会的死人就此倒下，我们的哀思无处寄托，而且会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形，于是也就不难充分体会到，两个没有举办过婚礼的人就此躺下，不仅不利于团结，而且将会有多么的不人道，多么的惨绝人寰！不知生，焉知死？不知葬礼，焉知婚礼？
婚我自己在很久以前真的是结了一次，但是我连自己的婚礼也没参加过—— 倒不是因为那天我喝高了或者忙得分身乏术，而是因为那一天根本就没有举办过什么婚礼。我结婚的年代，移风易俗虽然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大操大办”的婚礼仍然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落伍的观念和陈旧的行为，并且普遍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鄙夷。以至于结婚十几年之后，每见“大操大办”的婚礼，虽然事不关己，罪恶感却仍然挥之不去。
其实，婚礼这种被主观地假设为“一生人只有一次”的仪式，还是以“大操大办”为宜。非但如此，更以“有多大操多大，有多大办多大”为快，只要不偷不抢不典当，哪怕是贷款，哪怕“大操大办”的动机只是为了证实“一生人只有一次”这一假设在愿望上的美好以及道德上的高尚。
之所以明目张胆地为“大操大办”而“大操大办”，用心和动机上其实跟把“婚礼”和“葬礼”混为一谈如出一辙，即最终之目的，都是为了我们在道德上的完善以及生活品质上的提升。众所周知，凡“大操大办”的婚礼，花费必定不菲，也就是说，一场“大操大办”的婚礼实际上大幅度地提升了结婚的机会成本，之所以要如此大幅度地提升结婚的成本，目的并不是要让这段婚姻提前破产，恰恰相反的是，结婚在机会成本上的提升，有助于强化这段高成本婚姻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反过来说，成本越低的婚姻，始乱而终弃的机会就越高。当一个人动了离婚的心思，正在离或不离之间徘徊不定之际，一旦回想起当初在婚礼上已经付出的高昂成本，再想到当时在婚礼现场上大吃大喝的众多的见证人——虽然不能对诸位德高望众者在那一刻的心理活动妄加揣摩，不过若换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就是：与其斩仓割肉，还是以不离不弃为宜，哪怕只是出于对成本的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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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浴（1）
虽然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共处一室并不是孤男寡女们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 终极之目的，就是一起来做一些爱做的事情。
遗憾的是，就花样而言，这些事情基本上是越做越少的。机会越多，想像力和体力就越是容易不支。因此，为了使参与做事的双方对爱做的事不断保持其新鲜感及建设性，“鸳鸯浴”已经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男女共浴，文艺地说，叫“鸳鸯浴”。语出晚唐诗人韦庄《 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凡男女在一起洗澡便可称之或自诩为“鸳鸯浴”。在中国的传统符号系统里，鸳鸯“比”的是一种符合道德、法度以及美感的男女关系。“鸳鸯于飞，毕之罗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小雅 ） 早在诗经时代，鸳鸯就是一夫一妻制的模范榜样。据人类观察，繁殖期的鸳鸯不仅严格奉行一雄一雌制，而且酷爱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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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实的鸳鸯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飞则同振，游则同嬉；栖则连翼交颈，一只死了，另一只就终生“守节 ”，甚至抑郁而死，鸳和鸯都没那么痴情，那么You jump，I jump。事实上，鸳鸯平时都是各过各的，其成双做对及其双栖双飞，只是在配偶时期才表现出来的一种亲密姿态而已，一旦交配完成，用不着棒打，立马就各自东西，形同陌路。至于繁殖后期的产卵并抚育幼雏的工作，皆由鸯这个单亲妈妈一力完成，鸳完全是“完松”的 （粤俚，搞完了就走人）。是故，以鸳鸯来做一夫一妻制的吉祥物虽然胜在直观，却实在很不吉祥，当然亦不无真实。诚如郑板桥所言：“鸳鸯二字，是红闺佳话，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儿女态，酿出祸胎冤薮，前殿金莲，后庭玉树，风雨催残骤。”
故“鸳鸯浴”名虽香艳，逻辑上却清清楚楚地以性关系的合法性作为共浴的重要前提。前提一旦不存，并不存在“野鸳鸯浴”或“共浴爱河”这一缓冲区域，直接导向的就是流氓活动，禽兽行为。反道学并且主张男女婚姻自主的明代狂生李贽，曾被主流社会列举多项“禽兽行”，其中就包括“狎妓女白昼同浴”。其实所谓“禽兽行为”，本来就是鸳鸯戏水最质朴的定义。
无论如何，最起码在水里“洗澡”的时候，鸳和鸯那种鹣鲽情深，如影随形，雌雄并游，双栖双宿的“浴姿”在岸上人的眼里，依然是恩爱的楷模。嵇康诗云：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俛仰优游。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冈。言刈其楚。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是故，洗澡一旦被贴上了“鸳鸯”这个标签，官方基本上不管，民间也不反对。最起码，“鸳鸯浴”无论在动机和效果上皆崇高于夫妻在家看A片。现在，有更多人相信“鸳鸯浴”有助于促进夫妻感情，敦厚人伦。
我并不知道“鸳鸯浴”是如何促进男女感情的，不过功利一点地说， “鸳鸯浴”在以下各个方面显然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一、 Two can live as cheaply as one，两个人洗一个澡，同样会比一个人洗一个澡来得较有效率，尚可实现资源共享。想一想日益紧缺的水资源，再想一想那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哪怕仅仅是为了节约用水，鸳鸯浴也值得大力提倡。
二、 一个人只有两条胳膊两只手（这一点，一个人在进入浴室脱光衣服之后会有更深的体会 ），身体是立体的，胳膊肘总是不会往外拐的，所以，身体上总有若干若非假手于人便手永远也洗不到或洗不净的灰色区域（例如背部）。算下来，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浴室工具能比“鸳鸯浴”来得更强大、更见效、更爽并且更有人性。
三、未婚情侣共浴，二人在远较卧室明亮的灯光之下伪装尽除，裸裎相见，实在是一个加深互相了解的绝佳机会。例如，男女双方皆可以趁此机会视探对方身上是否有不可告人之隐疾，或者有没有足以对其身家清白产生怀疑的刺青之类。说它是一种不占用公共资源的主动婚前检查，相信持反对意见的人不会太多。
我个人还隐隐约约地相信，共浴除了可以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身体之外，还可能会有助于加深对其人品的认识。以前有人告诉我，说看透一个人本性的最佳场合，分别是“旅途中”和“牌桌上”。根据我的经验，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还想补充的是，除了旅途中和牌桌之外，浴室很可能也是一个类似的场合。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处女座的已婚男人，尽管我有大把这方面的机会，却一直也未能付诸实践，因此，道理虽然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在我国，洗澡这件事一直与精神现象有关，即除了个人在肉体上的爽，还涉及情操和道德的质感。从春秋时代的祭祀到杨绛先生的《 洗澡 》，左右流之，一脉相承。正所谓“澡身而浴德”。
话虽如此，不过 “鸳鸯浴”若洗之不慎，弄不好是会洗出人命的。前年冬天，湖北孝感市有一对年轻夫妇在家中洗“鸳鸯浴”，洗着洗着，“ 鸯”方突然昏厥，“鸳”方在急欲夺门而出时，也紧接着倒在地上，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洗出一对“绝命鸳鸯”。据当地120急护中心医生说，每到冬季，洗“鸳鸯浴”洗出的意外就成了“常见病”。洗澡时陡发昏厥， 主要是洗“鸳鸯浴”时通风不畅（特别是冬季），洗澡时间过长，造成缺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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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浴（2）
很显然， 通风不畅以及洗澡时因全身毛细血管张开而造成脑部供血相对不足，乃洗澡时有可导致人体不适的共同原因，“鸳鸯浴”的额外风险主要在于洗澡时间过久。之所以会洗得过久，是由“鸳鸯浴”之“戏水”动机高于“洗澡”成分所致。常识告诉我们， 在危险的环境里呆得时间越久，性命不保（以及浪费水资源）的几率便直线上升。故曰：危墙之下，君子不立；祸患之水，鸳鸯不戏。
恋爱学园
大学生该不该恋爱？是以往的话题；大学生能不能结婚？是现在的热点。无论如何，从恋爱到结婚，由表及里，由因而果，毕竟是认识论上的进步，也符合婚姻法的精神。观察一下发育良好的北大学子们对周星驰肉麻爱情表白的那副狂热嘴脸，你就会和我一样深信，不出两年，“能不能结婚”的主题将让位给“大学生可不可以生孩子”。
关于大学，林语堂这样说：“大学最主要有个大图书馆，坐进去几年，东看看西看看，出来已有些学识了。”二十多年前，当我从野鸡小学、野鸡中学考入一所历史悠久的野鸡大学里历史最不悠久的最野鸡的一个科系时，正值百废待兴，这所大学里“最主要”的那个“大图书馆”之简陋，至今想来仍是惨不忍睹。相比之下，校园里那个人工湖和亚热带气候下那一派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的草木以及错落有致的地势，倒是一开始就热情召唤着我们体内蓬勃的野性和憋了好几年的爱情憧憬。当然，树丛这种地方在功能上并不像图书馆那样“坐进去几年，东看看西看看，出来已有些学识了”，后者是吸纳的，前者是宣泄的，通过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实践把满腔的浪漫主义冲动付诸实践，过一种被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在其并不成熟的心智中坚信为应有的生活。这一点，和郭沫若所下的文学定义惊人地吻合：“现实主义是写已经有的生活，浪漫主义是写应该有的生活。”
早期的浪漫主义探索不堪回首，不过许多年以后我已经越想越明白，大学的恋爱其实是一种以浪漫之名行俭学之实的经济活动。一旦与同学爱河共浴，在朝着“应该有的生活”奋进的同时，一种“已经有的生活”便随之悄然地放在两人的面前。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浪漫主义的爱情理想有别于婚姻。“在所有文化中，直到最近为止，婚姻都是一件经济上的事情 ”。正如英谚所云：“Two can live as cheaplyas one”。事实上，不仅“结婚生”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这种经济制度，在校园这个特殊环境里，这种“经济上的事”却是从热恋期就提前开始了，也就是说，“恋爱关系”一经确立，一个更有效、更开源节流的“经济单位”即告成立，从笔记、作业到单车、饭菜票的使用上皆可资源共享，饭碗里的肥瘦猪肉得以优势互补，至于其表现在自习室座位占据方面的“强强联合”优势，更是令那些“个体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如果制度允许，这个“经济单位”其实还很乐意像两家合租一间写字楼的公司那样在一张单人床上将就个四年。
相对于婚恋在交易成本上的骤降，校方对大学生婚恋的禁止，其实更像是一个校园有偿服务业务的提供者对于顾客流失的担忧。另一方面，按照今年修订的“高校招生体检标准”，患有包括心脏病，急、慢性肾炎以及两上肢或两下肢不能运用等十余种疾病或生理缺陷者均不可被录取入学，这就意味着，能在今秋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无不是肾功能健全并且能将两上肢及两下肢做灵活运用的青年男女，禁止这样的年轻人恋爱结婚，端的是自欺欺人了。不过大体上我还是相信，控辩双方总有一天将会殊途同归地取得共识，届时，恋爱结婚甚至生不生育的问题已被超越，双方一致认为，大学应在校园里附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为已婚已育在校生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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