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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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两本书出版间隔那么短的时间，第二本很难卖好。读者那么捧场，你是否向他（她）们透露点儿内情？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内情。按照一位网友的评论，认为这本“大明王朝纪事”上市时，比“大宋实录”低调了许多。据我所知，出版社也没有做过特别的推广与宣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情的话，我想秘密应该在读者朋友们那里。
　　比如，“大宋实录”出版后，我大约收到了近千封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是许多朋友使用了“感谢”这个词，大意是说感谢作者写了一本让他们喜欢读的历史书。这令我有些诧异且难为情。本来，读者喜欢我的书，是我的光荣，应该是我感谢读者朋友的错爱才对；毕竟他们是真金白银地花了钱来购买书的。由此可知，中国的读者很厚道，买了一本不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便心存感激。写书与出书的人实在是应该戒慎戒惧才好。
　　另一个则与上面的情形有些关联。许多读者都在来信中谈到了对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怎么说呢？如果不是厌恶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反感的情绪。我想，作为一个也算是读书人的我，也的确很难喜欢上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大体上是在图解概念的所谓历史书籍。从潘家园旧书摊上，你会发现被一两块钱甩卖的图书里，这种书占的比例特别大。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想喜欢上那一类书籍，或许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心理素质才行，就和没有人喜欢图解概念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我相信，读者一定是更愿意阅读那种不假模假式的、不是教师爷式的、真实鲜活的历史书籍。我愿意在自己的写作中，努力贴近这种毫无疑问是健康的阅读趣味。
　　刘：此篇文本应该说有新的突破，像是走出了黄仁宇、吴思的“阴影”，我想读者也很想知道，你在构思本篇的时候，文本上有些什么考虑？
　　李：我想我很难走出黄仁宇和吴思的“阴影”了。我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写作中，向他们靠拢。——靠拢黄仁宇深厚的历史学养，靠拢吴思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我实在喜欢他们写的东西，我自愿留在他们的“阴影”里。如果能够被视为他们的同道，我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就是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王朝纪事”时，他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人。我不敢说是心有灵犀，但他的确是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选史料，结构故事，就并不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这种方式具有了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感谢上帝！那是上帝的恩惠。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叙事较“大宋实录”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做“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写作此篇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问题。
　　我读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但的确没有注意你所引用的那句话。假如说我所写的“大明王朝纪事”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和我本人，都注意到了明代历史上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点。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大量阅读有关明代史料的过程之中。在阅读官修正史《明史》、私家明史著述、野史笔记、前辈先贤们包括黄仁宇等人的著作与研究时，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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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9）
若要描述朱元璋的个性、能力与心理状态，这是一件极度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朱元璋的研究远远说不上是令人满意的，许多东西不是歪曲或误导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要简单形容的话，可以使用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如极度强悍、极度残暴、极度诡异、极度复杂等等。我在书中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形容朱元璋“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在这种东西潜移默化下的治国实践、制度建设、在《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的严厉训诫、帝国恪守所谓祖宗家法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交织在一起，不但深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治理思想与行为，对后来的清王朝乃至我们的今天，其影响都称得上至深且巨，堪称六百年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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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七扭八歪，不像人样。从宋濂、徐达、刘伯温、方孝孺、于谦、戚继光、张居正、李贽，甚至唐伯虎、徐文长……。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郁闷，身后，他的子孙们也不叫他省心。在那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历史文化人物！在这些史实中，我们差不多全部都能找到朱元璋那“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曾经笑话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史料越多，就越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是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的严酷的###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的是，熹宗时，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此朝幸有孙承宗和袁崇焕，与大清周旋，才保住北方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1644年，而要提前十年）。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但书中于此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辩解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太监，比如万历、泰昌、天启前期的王安，不但人品高，而且学养也深，就连高层士大夫们都十分尊敬他。的确如你所说，明代的太监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与政治现象。后来，两个原因使我没有这样做：
　　其一，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侧重展开的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军人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军队与军人在兼具国家的捍卫者和皇家的鹰犬这双重职能的同时，也将是皇家心头无药可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除了自污，鲜有良好结局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而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中，我着力想要展开的是，在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因此，才用了大量篇幅交待几位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代表们的生前身后。而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得不把宦官们扯进来，否则会说不清楚当时的情形。于是，便陷入了一个写作技术上的两难境地：详细写，怕枝杈太多，冲淡了上述主旨；不详细写，就不幸被抓住了软肋。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打算：用某一个朝代专门交待皇家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不知能不能做好？也想请你不吝赐教。
　　第二个原因，则纯粹是篇幅上的考虑，害怕篇幅太大，读者会不耐烦。
　　刘：下面我要请教的问题比较复杂，说实话，提给你未必恰当，但淤积胸中，不吐不快。我先开个头，是关于明代治权的分散与集中问题。
　　朱元璋开国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撤中书省，政务悉归六部等等。朱元璋理政的特点之一就是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崇祯帝勤于政务，有励精图治之心。但该帝确像其祖，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一开国一丧国，不正是整整一个轮回么？像是黑色幽默的经典段子，更像朱家天下的宿命——始于此，止于此也。有为，如太祖，留下那么一套“祖制”；有为，如崇祯帝，最后丧国。奇怪的是，国，为何未丧在不理朝政的万历手上？反倒丢在思宗朱由检的手里？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是理解晚明命运的节点，书中语焉不详。对，你大概已猜到我的疑问，是有意为之，还是可以理解的疏忽？
　　李：或许两个原因都有。
　　自从乾隆皇帝说出明王朝不是亡在崇祯皇帝，而是亡在万历之手这一段有名的评论之后，受到后世大体上的认同。事实上，像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崩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或者说，凭着巨大的惯性，这个庞大的实体会在越来越不像话中，滑行好长一段距离后，才会解体。而且，这一解体过程是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才能实现的。
　　翻一翻我国历史，大凡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前，都会有长达三五十年的破坏性副能量积累期。届时，上下离心离德，贪官污吏遍地横行，法纪道德荡然无存，人民痛苦不堪，衣冠禽兽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冠冕堂皇的庙堂之上。这时，只有在这时，秩序外的力量才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大量繁殖，等到它们繁殖起来的破坏性能量达到足够大的当量，并相对顺利地突破了“防火墙”时，崩溃便会轰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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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0）
我体会，所谓大明王朝亡在万历手上，指的是万历时期加深了这种破坏性能量的大积累，并且几乎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足以摧毁这个王朝的其他因素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万历皇帝为帝国的崩溃准备好了必要条件，而摧毁这个帝国的充分条件还不具备。比如：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到万历死前一年，满清和大明之间的战略态势才真正变得很难扭转，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萨尔浒之战”。而与此配合起来要了帝国老命的张献忠、李自成们，还要再过七八年才开始折腾事儿。然后，还有并非不重要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发生。
　　对于乾隆皇帝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我一直深怀疑虑。原因是，我始终认为，在帝国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有力的那根杠杆是皇帝的素质与能力。在极大的程度上，这个因素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不幸。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所谓“中兴”现象，就不是孤证：
　　——汉武帝后期，这位在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国家折腾得国敝民穷、“盗贼蜂起”，社会极度动荡。紧接着下来，就实现了“昭宣中兴”，汉宣帝刘询也成了历史上口碑很不错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赵构因为用秦桧、杀岳飞、对金媾和，被后来的人们骂得体无完肤。孰不知，他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和几乎是一片废墟之上，开创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业。由此，才被当时的人们颂为“中兴之主”。我国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称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肆暴虐之下，大明王朝的国民经济差点走向崩溃的边缘，各地暴动不断。以至于他的子孙两代皇帝要拼命收缩，连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要烧掉，害怕后来者继续这种“壮举”；居然也在十年之间，形成了“洪宣之治”。
　　——张居正在皇太后与万历皇帝的倾心委倚下，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大明朝的中兴，这也是人们较能接受的一种说法。须知，张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个烂摊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亲王和曾、左、李、胡辈的齐心协力下，也曾经有过一个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同光中兴”。
　　上述事例至少说明，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再说一遍：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历史上特别喜欢用“规律”、“必然”之类全称判断的说法，特别令人感到可疑。
　　事实上，如果把崇祯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较的话，崇祯皇帝实在不仅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恶之类判断之后，如果说朱元璋的综合素质达到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话，崇祯皇帝可能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达不到。他的综合素质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此，窃以为，大明王朝亡在他的手里，真正叫一个——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格局，这假不了，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弄权，或外廷（内阁）做大，其首辅权力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阁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机会就此多说几句，以平息一类读者对作品的疑虑？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轻视人，不拿人当人。这的确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透过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中，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穆谈到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账话时的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肚肠。我只知道，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空间中膨胀发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做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子孙。于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乖戾的子孙身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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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评论“历史写作”的短文，把你的“帝国”系列归入此类。文中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史料的扎实。我这里有几个小例子，希望阁下能就此谈谈写作过程中选材取料时的立场与方法。比如，关于严嵩的年龄。严生于1480年，卒于1565年，享年八十五足岁，以虚岁计，可说八十六岁；书中说他八十七岁，虽不算大毛病，但觉有些勉强。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谈谈。再如，关于徐阶举家迁徙江西一事，书中取最通俗的说法，认为是为巴结严嵩。但姜德成对此有极详尽的辩驳：“厌吴中之俗，择风俗淳朴之地徙之，是徐阶一生夙愿。”这点于徐阶、明中后期的政治，显然比严嵩的年龄重要得多，阁下为何取“巴结严嵩”说？你对姜的辩驳怎么看？第三个小例子，其意义更非前两个所能比的了，是有关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基本事实是，明初四宰相，有三人被杀，徐达一死，有一种民间传说，甚是诡异。但温功义先生在他的《三案始末》一书中，以徐达身后所获得的哀荣以及子孙们世代所享皇家的恩宠，直至明灭才止的事实，暗示他不同意徐死于朱元璋那只鹅的传说。甚至温还不同意朱有计划地诛杀开国功臣的意见。阁下书中很大篇幅，其立论的基点恰与温的意见和质疑相反。一般而言，“知人论世”，当谨慎从之。阁下于此一点，常常是，结论所留余地不多。请谈谈，处理重大史实，你所尊崇的原则是什么？
　　李：我记不清楚计算严嵩年龄时的情形了，大体上是按照我老家计算人虚岁的方法，可能是把他老人家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也算进去了，又加上了差额的月份。还有一个可能是：根本就算错了。
　　我孤陋寡闻，不敢苟同姜德成先生对徐阶的说法，譬如“厌吴中之俗”云云。既然“厌吴中之俗”，退休后干嘛不到严嵩的老家——那“风俗淳朴之地”去住，而是在吴中老家一住就是十年以上，直到八十多岁高龄去世？说徐阶什么都行，只是把他说成是一位将追求“风俗淳朴”当成“一生夙愿”的政坛老将、严嵩“小妾”之一，我不太敢相信。
　　至于朱元璋杀功臣的事儿，不谈也罢。因为这方面的史料实在太多。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一个爱谁谁的时代里，对同样的资料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同意朱元璋是“有”计划地谋杀也没有关系；那就说那帮家伙是“无”计划地被杀的好了；如果说连那十数万人被杀也不同意，那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多次说过，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也不是为跻身专业文化人圈里而写作。这使我时常暗自庆幸。专业人士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包括对我的写作怎么看，我基本不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就像在《大明王朝纪事》“尾声”中那位裁缝荆元所说：仅仅因为“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见识”。我只在意那些非文化圈中人的普通读者的看法，只在意写的是不是真话和这真话是不是有根据，只在意我所说的是不是符合人性、人生常识和良知。仅此而已。
　　不知道这算不算“处理重大史实时所尊崇的原则”？
　　刘：我没把阁下看做明史专家，但我十分欣赏阁下解史的角度，也相信阁下的功夫。我有一个题外问题，借此机会请教。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留南京为“陪都”，各职司照设如常，虽为闲职，但也能满足中国人居官为贵的心态，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严嵩即为一例。严长期在南京任闲职，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荐入北京任礼部尚书。嘉靖朝的张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持朱厚骢的微臣，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拔擢入阁，两人都在南京刑部待过。这“陪都”的衙门，像是明代官员选任的蓄水池，前后各朝少有耳闻如此设计者，历代论者也少有人留意此处。如此重要的政治设计，长期被忽略，总觉惋惜。我的疑问是，永乐帝的这一心思，对后来两百余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后来六百年的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永乐帝之后的朱家子孙，杀官如麻，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制度设计是否有什么关系？阁下书中特别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杀官现象，以及给文官队伍——换句话说是，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没注意到这隐秘的“陪都”于此“传统”的作用。但书中说到此，三两句而已。你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就此多说几句？
　　李：我想，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读书人荼毒得最凶恶的，是中国数千年以官为本位的文化传统和朱元璋设计的各项帝国制度。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太少选择的机会，并且至今还在腐烂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今日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个传统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不小的阻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