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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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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代的故事很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位女皇曾经下令百花在严冬开放。还有一种传说，说是由于她的喜爱，洛阳的牡丹花才格外娇艳美丽，至今冠绝天下。这些姑且存疑。武则天时代有一个特别鲜明从而格外引人瞩目的情形——其任用的酷吏与贤臣，在我国历史上都很出类拔萃。
武则天任用的酷吏，在史书上能够查到名字的有二十七个。他们的残酷与恐怖，可能仅有这类人物的后世子孙，特别是外国子孙如日本宪兵队、七三一细菌部队和德国纳粹们才能并驾齐驱。这帮家伙，将间谍、特务、告密者、宪兵队、秘密警察、法官、刽子手的职能集于一身，称得上是无恶不作。他们的使命是扫清武后通往女皇道路上的任何障碍，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武后权威的人与事。看来，这批鹰犬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大唐开国以来三位皇帝的子孙被一批批杀掉，最后只剩下武媚娘亲生的两个小儿子；附在其上的###重臣高官显宦也被一并铲除，二十四位宰相中，除三位寿终正寝外，有十九位先后被杀或被贬。到公元690年，武则天“革唐命”，开创大周国号时，贵族豪门世家已经气息奄奄，所剩无几。
武则天任用的贤臣良吏则清明能干，不但当时众望所归，也受到后来世世代代的尊敬，比如狄仁杰、张柬之、宋ND343、姚崇、魏元忠、徐有功等等。这批人受到武则天的保护与重用，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要害岗位上，治国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并流传了许多他们的传奇故事。而那些酷吏们却从来没有机会染指真正的行政权力。
结果，形成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
在帝国统治高层，弥漫着血雨腥风，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早上出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相见。而在民间，却祥和宁静。有几年，国内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但五十年间却从未发生过民间的暴动起义之类的事件。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样威名赫赫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武则天做到了。
在她当政期间，发生过两次贵族与皇室发动的叛乱。一次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结果不到三个月就烟消云散；另一次皇室叛乱则更惨，仅仅十来天就被平息下去。由此观之，仅仅用咒骂是很难解释清楚我国历史上这惟一一位女皇的。
在那次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的叛乱中，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骆宾王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他参加了这次叛乱，并起草了叛乱宣言。这篇名为《讨武ND322檄》的散文文采飞扬气势磅礴，真正把武则天骂了个狗血淋头。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痛骂自己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是拍案叫绝，认为写得实在太好了。她特别真诚地责备自己的宰相失职，因为他们没能发现这样优秀的人才。
发生在武则天的男宠、大和尚薛怀义身上的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位女皇的行事。
薛怀义仗恃武则天的宠爱，极为骄横。有一次，在进皇宫大门时，与宰相苏良嗣争执起来。苏良嗣下令左右将这个家伙左右开弓地抽了十几个大嘴巴。薛怀义痛哭流涕，要求皇帝武则天为自己作主。武则天抚摩着情人红肿的脸蛋儿，对他说：“苏良嗣是宰相，你能惹得起他吗？以后躲着点，别走皇宫正门就是了。”
无字碑对中国男人的深切蔑视？（4）
一位研究唐代历史的欧美学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工作受到武则天统治作风的危害；这位著名学者提醒人们：传统历史学者对武则天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景况，当时，民间的生活，很有可能比心怀敌意的学者们愿意承认的情况要好得多；而武则天甚至可能是很得人心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在中国传统的正统思维中存在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如果我们同意，以往数千年中国基本上是男权社会；如果我们意识到在价值判断上，中国人至今存在着两性之间的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围绕皇权发生的骨肉相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惟一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即便不比绝大多数男性皇帝干得更好，至少也不比他们更应该受到指责。假如不考虑她的女性身份，仅以皇帝的标准判断，或许对她的说法应该会很不相同。就以武则天为大周开国皇帝算起，她可能是所有开国皇帝中杀人最少的一位。
皇位坐稳以后，那些恶名昭著的酷吏陆续受到清算。索元礼受控刑讯逼供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第一个信号。这个人曾经发明过一种酷刑，很像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那是一个可以伸缩的铁帽子，戴在受刑者的头上，收缩时，可以将人的头骨勒碎。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不认罪，就让人去拿那顶铁帽子。这个凶狠的家伙立刻认罪伏法。
“请君入瓮”这个典故是由另一个恶吏周兴之死流传下来的，相当别致有趣。
周兴是个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手，武则天让另一个同样的坏蛋来俊臣去审问他。来俊臣请周兴喝酒，席间，来俊臣请教说：“有一个犯人很倔，死不认罪，怎么办？”
周兴指点他：“把他放进一个大瓮，用火烤，你想要什么口供他就会给你什么口供。”
来俊臣两眼放光说：“真是个好办法，咱们试试。”
于是下令抬来一个大瓮架在火上，周兴看看火候到了，就指点来俊臣说：“可以了，把犯人带来吧。”
来俊臣掏出武则天的圣旨，对周兴说：“这就是为阁下准备的。请君入瓮吧。”这厮浑身战抖，立即认罪伏法。
武则天时代的一项重要变化，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日益深入人心。皇帝亲自策试考生的殿试制度就是武则天开创的。随着豪门世家的被铲除与抑制，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们有更多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显然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有一个数字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取得进士功名的宰相比例在唐高祖李渊时是7％，到唐太宗李世民时为23％，唐高宗李治将这个数字提高到35％，武则天称帝后达到了40％。
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帝国中下层人民现实的途径，其意义极其深远。因为，这种做法标志着真正的文明与进步。
除了上面谈到的种种，武则天对儒家教条的反动，大约是造成她坏名声的重要原因。
儒家经典教义中，对女性的排斥根深蒂固。武则天完全颠覆了这些道貌岸然的理论：
她以高超娴熟的技巧，将整个男性帝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当时的女性很是扬眉吐气。
她一反过去下嫁皇室公主到异族远方“和亲”的传统，派遣男性“新娘”前往突厥去“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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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李治在世时，这位武后的桃色新闻并不太多；丈夫去世后，像历代男性帝王佳丽三千一样，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大大方方地给自己先后找来大约远不止四位或威武雄壮或年轻貌美的男性“妃嫔”，这使后来的儒家官僚和学者们特别痛心疾首。
到晚年，她最喜欢的“二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终于惹起众怒，成为逼使圣神皇帝武则天退位，还政于唐的导火索。当时，她已经当了二十三年的大周帝国的皇帝，高龄八十二岁。
公元705年，即武则天神龙元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一干人发动政变，杀死了张昌宗、张易之兄弟。
第二天，女皇下令太子监国。
第三天，女皇传位于太子。
第四天，太子李显即位，称中宗。
第五天，女皇退位，迁居上阳宫。
第六天，中宗率领百官给退位的女皇上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帝”。
从这时开始，人们才叫她武则天。
当年十一月，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仙居殿，时年八十三岁。遗言是：去掉皇帝称号，称呼“则天大圣皇后”；与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乾陵，陵前竖立无字碑。
对于该无字碑的含义，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推测其本义，似乎是随便后世评说，其中，显然包涵了深切的不屑与蔑视。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惯例，这种评价大体是由男人们从事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她不屑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男人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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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1）
今天的人们，大约很少有人知道孙觌这个名字，甚至可能连“觌”这个字的准确读音都搞不清爽。譬如我本人，在专门研读该人的资料之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将其误读为“liang”（音“亮”），后来才知道正确的读音应该是“di”，和“启迪”的“迪”同音，是见面、相见的意思。由此知道，很多事情若人云亦云，不做深入了解，便难免出乖露丑，谬以千里。
孙觌是晋陵人，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常州武进人。此人生存活动的年代在公元1081年到1169年间。血雨腥风的北宋覆灭和风雨飘摇的南宋立国都让他赶上了；一连串儿那个时代的大人物——苏东坡、宋徽宗、宋钦宗、蔡京、王黼、蔡攸、赵构、李纲、岳飞、秦桧、韩世忠，乃至莫俦、万俟ND273者流，都可以和他扯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致使这个人的生平事迹相当令人眼花缭乱。
毫无疑问，孙觌富有才华，在其生活的当时以诗文著称，是颇负盛名的四六文体亦即骈体文作家。
这种文体盛行于南北朝时代，纤巧华丽，骈四俪六，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平仄；追求用典古雅、比喻巧妙、夸饰华美、物色允当，是一种极度重视形式美感的文体。能够很好地应用这种文体写作，在我国古代常常被认为是文人有水平的表现。
孙觌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代高丽王谢赐燕乐表》的骈体文章，竭尽了此种文体的华美典雅。结果，该文被时人称为“脍炙人口”，受到宋徽宗赵佶的激赏。
我们知道，到宋徽宗时，北宋时期臻于登峰造极的诗词文学，已经随着苏东坡的逝去而趋于黯淡。但是，宋徽宗毕竟是在琴棋书画、诗词文学中浸润长大的一代艺术天才。对于他在辞章文艺上的鉴赏能力，我们完全不需要怀疑。因此，史书记载说：“徽庙以此奇公，欲大用公”（《鸿庆公家传》）。意思是说，宋徽宗为此极为赏识孙觌，准备重用此人。
谁知，史书接下来的记载却是：“会公乡人有以公阴事告蔡京者，故久不调。”（《鸿庆公家传》）——恰在此时，孙觌的老乡里，有人把孙觌的隐私告诉了当朝宰相蔡京，结果，导致孙觌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升迁。可见，那种靠打小报告损人媚上的污烂小人，早就已经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这样，孙觌身不由己地被扯进北宋末年险恶万状的官场政治漩涡之中。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一书中，我用“都是王安石惹的祸”和“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两个章节，详细交待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帝国官场上的剧烈变化；交待了蔡京在宰相名位上四上四下之间，造成帝国官场波诡云谲的局势；交待了宋徽宗在蔡京的辅佐之下，对司马光、苏东坡等所谓元ND344党人毫不容情的迫害。在此不再多费笔墨。
如今，孙觌所迎头撞上的，可能正是蔡京瞄准了苏东坡等人的枪口。北京大学陈晓兰教授曾经做过这种推测，对此，我完全能够接受。从史料上推测，蔡京之所以排挤孙觌，很有可能和苏东坡有关。
有记载说，孙觌幼年时，苏东坡曾经在辗转流离的官场路上，途经常州，从而与孙觌之间发生过一段文坛佳话：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在散步时，注意到一个专注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便招手将这孩子叫到面前。
东坡问：是否已经进学？
孩子答：是。
东坡便出题考较道：衡门稚子ND473与器。
孩子应声回答：翰苑先生锦绣肠。
苏东坡十分惊奇，赞叹说：真是个ND473与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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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ND473与，应该指的是ND473ND523，这是一种生产于鲁地的美玉。我们知道，古代美玉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用美玉来赞美人的资质，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这样，“锦绣肠”就与“ND473与器”严格地对上了。
史书记载说，为此，苏东坡十分高兴地为这孩子取名曰：孙觌。在古代汉语中，觌，有相见、显见、显示等义。据说，这一年孙觌仅仅五岁（一说九岁）。
这段记载可以见于多种史料，大约是可信的。同时，可能也是孙觌终身极度崇敬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传说则大有疑问：
据说，苏东坡曾经将一个怀孕的侍妾赠送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我们知道，当时风流才子们互相赠送侍妾相当常见，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孙觌就在此传说中成了苏东坡的私生子，其名字也就自然可以成立。这种说法不太容易找到史料上的支持，可能出于时人或后人的附会与想像。
然而，这两个或真或假的传闻，却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向蔡京进谗言的小人的口实，从而令孙觌大受其累。
北宋末年，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帝国官场分化为阵线极为鲜明的两大党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被打成“元ND344党”，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女才子的李清照就受此牵连，而长期无法和丈夫团聚。原因是：这位女才子属于元ND344党人子女，不许在京城居住与停留。而实施这一系列迫害的最主要人物，就是以王安石的支持者自居的蔡京及其撺掇下的宋徽宗。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2）
使这一党禁被打破的原因有很多，孙觌在其中肯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说：崇宁年间，官居翰林学士的孙觌力主毁党人碑，并相当委婉曲折地说服皇帝，终于导致了对元ND344党人之迫害的缓解。应该说，孙觌功不可没。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ND344党人碑遭雷击而裂。一位大臣以“上天降怒”的说辞，劝徽宗破党人碑。徽宗心中害怕，便命人把标志着政治迫害的党人碑毁掉了。对此，宰相蔡京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实施党禁，致使当时“政禁益严”。
到了宣和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单独召见孙觌，孙觌从容委婉地劝导徽宗说：“像苏轼这些人，虽然愚蠢，但实在不是有意祸害国家；而且先帝也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过于严厉地禁止他们的诗词文章，恐怕影响不太好。”
恰好，此时深受皇帝信任的道士林灵素也对皇帝说：不少元ND344党人都是天上的星宿，比如苏轼，就是在上帝身边工作的奎宿。
由此，皇帝心有所动，开始放宽了对元ND344党人的迫害。
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或许不会觉出其中的意味；若放到当时极度凶险复杂的###的背景之下，应该承认，这位孙觌的作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对蔡京等人发起攻击则是孙觌的另外一件事迹。
当时，在宋徽宗、蔡京等人长达二十多年的腐败昏庸朝政下，曾经花团锦绣一般的北宋帝国，已经外强中干，贪官污吏横行，帝国官场卑污到了极点。堂皇庙堂之上，奔走着一群冠冕堂皇的衣冠禽兽。在北宋政权背信弃义，采用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后，终于招致大金骑兵的猛烈进攻。因此，蔡京、童贯等一干人被时人痛斥为误国祸民的“六贼”，受到抨击。当此时，孙觌带领几位同僚，上书皇帝，言辞激烈地弹劾蔡京，在蔡京及其一批公认的奸臣垮台并受到惩处上，发挥了作用。
然而，事情偏偏有了令人尴尬的地方。原因是：“六贼”之一的王黼当政时，孙觌曾经为这位权臣写过两首祝寿诗，其中颇多谀词，拍马屁的味道很重。而且，孙觌的升迁，很有可能与蔡京之子蔡攸的提携有关；蔡攸倾轧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孙觌与蔡京之间又有过无法言传的恩怨。于是，本来应该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迹，也被官场政治搅成了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就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变得暧昧而又混沌。
真正使孙觌招致长期的批评，并在历史上留下很糟名声的，大约是由他坚定的主和立场所导致。
事情起因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深远影响的“靖康之耻”。
在这次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大宋帝国的两代国家元首——宋徽宗和宋钦宗，全部成为金国铁骑的俘虏。孙觌是少数几个陪伴着皇帝来到金兵大营中谈判的臣子之一。
当时，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战的宰相听信一位江湖术士可用六丁六甲破敌的神话，大开城门迎敌，导致壮丽如画、固若金汤的帝国京城被金兵轻松攻破。皇帝急忙宣召亲王侍从人等，结果，只有三个人奉召前来，其他人全部奔窜逃命去了。孙觌便是这三人中的一个。此后五昼夜，孙觌“独掌书诏，不敢须臾去君侧”——一刻也不敢离开皇帝的身边。
史书记载说：五天后，即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孙觌等数人，来到青城金兵大营谈判。金人强制钦宗皇帝，必须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书，才可以放他回城。随后，金人连续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国皇帝必须使用四六对属也就是骈体文来写作方可。结果，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以骈体文著称于世的孙觌身上。
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道：“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出色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交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点符号才二百字出头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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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深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道：“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道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道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在“靖康之耻”期间和南宋立国之后，孙觌都是一位坚定的主和派。他的诸多表现极其耐人寻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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