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篇经典小小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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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要大地有什么用呢？”她说，这时候一泓泪水已含在她的眼里，她几乎哭起来，因为那鸽子在逗弄她。
　　　　　　　　　　　　　　　　　
　　“瞧，你自己瞧！”那鸽子暴躁地叫着。
　　　　　　　　　　　　　　　　　
　　“你既不知道人家送你什么，也不情愿接受人家给你的礼物。实际上，早在许多年前你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就得到了它。但是你的父母当时说，对你来说嘛，还是等一等更好。这样一来，地球殷切地等了你多年，它以为你总有一天会想到它的。然而你却没有，直到现在我再次慷慨大方地把它送给你时，你还是不愿笑纳。它太大了，是不是？放不进抽屉里。你要大地究竟有什么用呢？当然是在它的怀抱里生活，生活——我说的是生活！过圣诞节的不是有一大批娃娃吗？他们来日方长，生长繁衍，子孙相传，但我可不愿同你谈论这些。我的礼物太妙了，简直太美了。好了，他们要关门了，你还是快走吧。你以为我愿意守在这里看着你一整夜吗？”那鸽子再也不吭声，又去聚精会神地默读墓碑上死者的生卒年月和姓名了。在公墓外边，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间充满了音乐和油煎饼，还有用粉红纸包装、彩带缠绕、插着松枝的礼物。所有松树都好像要去参加化装舞会的人们一样，被打扮得异常美丽。安娜，那位郁郁寡欢的姑娘站在那里，双手抚摩着自行车。突然之间，空气变得清新宜人，点心和炒杏仁的气味被净化掉了，那姑娘弯下身去，把手放在大地上说：“谢谢，谢谢，我愿意要你。”
　　　　　　　　　　　　　　　　　
　　当她骑着自行车顺着街道驶去时，那马路说道：“祝你圣诞节快乐！”　

　　
　　

　　　

不值一文的老奶奶〔德国〕布莱希特★　
　　　　　　　　　　　　　　　　　　
　　　　　　　　　　　　　　　　　
　　我爷爷去世时，奶奶已七十二岁了。爷爷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里开一家小小印刷厂，专营石版印刷，死前和两三个助手一起在厂里工作。奶奶操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她是一个瘦小的妇人，蜥蜴般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本来养了七个。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孩子中有两个姑娘到美国去了，两个儿子也离了家。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在小城里。他是印刷工人，已成了家，家里人口很多。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孩子们写信来时，问起她今后打算怎样生活。有的请她去住，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则希望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里去。可是老奶奶一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捎些钱来。这家印刷厂早已过时，几乎没有什么生意，甚至负了债。孩子们来信说，她不能独个儿住着。但她硬是不同意，他们只好屈服，每月寄给她一小笔款子。她想，反正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还住在这个小城里呢。印刷工人有时也写信给哥哥和姐姐，向他们谈谈母亲的情况。从他给我爹的信中以及奶奶安葬后两年我爹一次访问所获悉的情况中，才使我对这两年内发生的事有一个粗略的印象。看来，奶奶拒绝印刷工人搬到她那宽敞而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屋子里去住，一开始就使他十分失望。他和四个孩子住在三间房间里。奶奶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带孩子们去喝咖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她每季去看望她的儿子一二次，帮助儿媳做做家事。年轻的媳妇嘀咕了几句，说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里实在太挤啦。印刷工人沉不住气，在信里大发牢骚。有一次我爹写信问他，奶奶现在干些什么，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咱个应当理解，看电影在当时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她子女的心目中尤其如此。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它总是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场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戏的球道上演出，入场处前面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上面画着凶杀和恋爱悲剧的惨相。到那边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边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人十分注目。去看这种电影，还有一方面要考虑。入场券肯定很便宜，但这种娱乐在等级上跟吃甜食相差无几，这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还得说一句，我奶奶不但不经常跟本地她的那个儿子来往，而且也没有任何熟人去看她或邀请她。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工场坐落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特别在下午，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其中有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补鞋匠是个中年人，曾游历世界各地，但结果一无所得。据说他也喝酒。跟这种人交往，对老奶奶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失身份的。印刷工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曾同他母亲谈过这件事，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
　　　　　　　　　　　　　　　　　
　　“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哪。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奶奶时，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降。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你一个人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谅必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骚。
　　　　　　　　　　　　　　　　　
　　“我和家里人蹲在这几间小房里，只能干五小时的活，挣的钱又少，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可大街里那间屋子却空着不住人。”
　　　　　　　　　　　　　　　　　
　　我爹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他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看来她要和家庭生活一刀两断，现在想走一条适合自己脾胃的新路。我爹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听老太太自便吧？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四到什么地方去远足。
　　　　　　　　　　　　　　　　　
　　“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他真想请一位医师。我爹看信时摇着头，但不主张请医师。我奶奶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娘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娘”就牵着奶奶的鼻子走。看来，奶奶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爱的奶奶，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奶奶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爱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奶奶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小。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　

　　
　　

　　　

笑者〔德国〕海恩里克。波尔　
　　　　　　　　　　　　　　　　　　
　　　　　　　　　　　　　　　　　
　　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口结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定的人的。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与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有所招认的人，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需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招认了，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招认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剪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性笑话，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总会里充当不露声色的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轰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抽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精力，我就会觉得快乐。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么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闹声。不清楚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张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让自己也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可会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轻蔑的一瞥〔德国〕库森别格尔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克尔齐警长。刚才有一位过路人轻蔑地瞧我。”
　　　　　　　　　　　　　　　　　
　　“或许你弄错了吧，”警察局长要他考虑一下，“几乎每个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虚，不敢正视。这看起来就像是轻蔑。”
　　　　　　　　　　　　　　　　　
　　“不，”警长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轻蔑地打量我，从制服、帽一直到皮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想到这是侮辱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肯定，他蓄的是红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相当难受。”
　　　　　　　　　　　　　　　　　
　　“坚持一下，我叫人来换班。”
　　　　　　　　　　　　　　　　　
　’察局长打开了话筒。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那个区去，同时命令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配备有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值勤。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两个人在酒馆里庆贺店主的生日，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买东西。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急忙驱车直奔市中心区。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凡找到一个红胡子，就把他拖走。到处交通停顿。警报的鸣叫声使居民惊惶不安，谣言风传：这次搜捕的目标是一个大杀人犯。围捕刚开始了几小时，虏获可观：五十八个红胡子给带到警察总局来了。克尔齐警长，由两名护理人员搀扶着，在这批嫌疑犯面前省视而过，但他却没有指认出作案人。警察局长归因于克尔齐的降状况，命令审讯拘留犯。他说：“就算他们在这件案子里清白无辜，他们肯定也犯过别的错误，审讯总是会有收获的。”
　　　　　　　　　　　　　　　　　
　　对，审讯诚然会有收获，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但不要以为受审的人受到了虐待；还不至于到如此粗暴的地步，所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妙的。长期以来，秘密警察不声不响地讯问了每个公民的亲属和仇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卡片，从这里面可以查到他特别憎恶什么：风钻的嘎嘎声，刺目的强光，石碳酸气味，北欧民歌，剥皮老鼠的样子，狗叫，等等。如果运用得彻底，这些办法大多可以奏效：它能从受审者嘴巴里逼出供词来，有真有假，视情况而定，而警察总是高兴的；这五十八个人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类办法。要搜捕的那个人早已回到了他的寓所；警察按他的门铃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因为他正往浴盆里放水。洗澡水准备好了之后，他倒是听见门铃声了，但那是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消息是可喜的，有人给他在国外准备了一个好职位，——不过，条件是：他得立即启程。
　　　　　　　　　　　　　　　　　
　　“好，”这人说，“好，现在要做两件事：胡子要剃掉，因为我讨厌它了，要弄到一份护照，因为我没有。”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重又穿好衣服。为了庆贺这个大喜日子，他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系上。他打电话询问几点钟能指望搭上一架飞机。他离开寓所，跨过几条恢复了宁静的街道，走进一间理发店。这件事办完后，他到警察总局去，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在很短时间内领到一份护照。说到这里，得补充一点：这个人事实上是轻蔑地瞧过那个警察的，原因是克尔齐的样子极像他的表兄艾贡。对这个不中用而且欠着他钱的表兄，这人感到轻蔑，这种感情在他见到克尔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倾注于目光中了。所以，克尔齐的观察是正确的，他的报告是无可指摘的。事有凑巧，这人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又碰上那位使他想起他表兄艾贡的警察了。但这一次，为了不得罪对方，他把目光迅速移开了。而且，那可怜的人显然降状况不佳，两个护理人员正陪着他走向一辆救护车。申请护照的事并不如这人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身边带有一些证明文件，也出示了电报，这都无济于事，他申请出国的计划，匆促得没有分寸，吓坏了经管护照的警官。
　　　　　　　　　　　　　　　　　
　　“一份护照是一份重要文件，”他解释说，“办这么一份证明文件是需要时间的。”
　　　　　　　　　　　　　　　　　
　　这人点点头。
　　　　　　　　　　　　　　　　　
　　“按规章制度可能是这样。但每种规章制度都有例外。”
　　　　　　　　　　　　　　　　　
　　“这种情况我决定不了，”警官说。
　　　　　　　　　　　　　　　　　
　　“只有警察局长才能决定。”
　　　　　　　　　　　　　　　　　
　　“那就交给他决定。”
　　　　　　　　　　　　　　　　　
　’官把文件找到一块儿来，站起身来。
　　　　　　　　　　　　　　　　　
　　“您跟我来，”他说。
　　　　　　　　　　　　　　　　　
　　“我们抄近路——穿过办公室。”
　　　　　　　　　　　　　　　　　
　　他们穿过三四个房间，那里面坐的尽是蓄红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