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篇经典小小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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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坚持说。
　　　　　　　　　　　　　　　　　
　　“如果他说过：'我要来'，那他一定会来。”
　　　　　　　　　　　　　　　　　
　　“环境比我们更有力量呵。”
　　　　　　　　　　　　　　　　　
　　前一种人急躁地说。大家争论起来了。忽然窗外人声嘈杂，在木屋前玩耍的孩子兴奋起来，狗叫着，焦急不安的渔夫们赶紧向河边奔去。流放者们也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们跟前出现一个惊奇的场面。有一只小船绕着弯慢慢地冲着碎冰逆流而上。船头站着一个瘦削的人，穿着毛皮短外衣，戴着毛皮耳帽；他嘴里衔着烟斗，他用安详的动作，不慌不忙地用杆子推开流向船头的冰块。起初谁也没注意，这小船既没有帆也没有机器，怎么能逆流行驶，当人们走近河边的时候，大家才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进。这样的事在这里谁都没有试过，渔夫们惊奇得直摇头。其中一位年长的人说：“我们的祖先和你父亲在这儿住了多少代，可能谁也没敢这样做过。”
　　　　　　　　　　　　　　　　　
　　当戴耳帽的人走上岸来的时候，他们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到来的这一位比咱们更会出主意。是个勇敢的人！”来者与等候他的人握了握手，指着船和河说：“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得已迟到了。这对我是一种新的工具，有点不好掌握时间。”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人家讲给我听的这个富于诗意的故事中是不是有所杜撰，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关于信任一句话和关于一句话的力量的故事更具真实和更美好的东西了。　

　　
　　

　　　

莫斯科的天空〔前苏联〕格。古里亚　
　　　　　　　　　　　　　　　　　　
　　　　　　　　　　　　　　　　　
　　我们的下面是铁和混凝土。我们的上面是混凝土和铁。机器在隆隆作响，电焊的火花向四面喷射。起重机忽上忽下不停地转动着，递给建筑工人洋灰、砖头、铁。我们正站在乘客电梯上。
　　　　　　　　　　　　　　　　　
　　“你们得等一下，”一个姑娘说道，“同意吗？”客人们在第十九层楼上有什么事要做呢？当然要等着。可是，她不希望别人误解她的话。
　　　　　　　　　　　　　　　　　
　　“这个时候人们不常利用电梯，所以你们需要稍微等候一下。”
　　　　　　　　　　　　　　　　　
　　姑娘解释说。电梯上很洁净，一切都擦得亮光光的。可是这种洁净并不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四周的洋灰尘土飞扬着，使得她不得不经常加以清除。这个姑娘名字叫娜达莎。库兹涅佐娃，她坐在小长凳上。她从电梯角落的架板上取下了一本书。
　　　　　　　　　　　　　　　　　
　　“娜达莎！”姑娘探询地瞧着我们，一对蓝眼睛似乎有倦意了。头上包着深色的头巾。头巾下面露出一绺黑发，头巾上也有洋灰点子。娜达莎的年龄多大呢？最多恐怕不过十八岁。是的，她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她才十七岁。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我们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乐意参加工作，而不去念书。娜达莎好像猜到了这一点。她说：“我父亲在这次战争中在波罗的海牺牲了……我母亲在机关工作……她除了我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得要养活他们……”
　　　　　　　　　　　　　　　　　
　　“你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本代数。”
　　　　　　　　　　　　　　　　　
　　娜达莎把铁门砰然一声关上，我们就向上升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层……她答应把我们送到大学大厦的圆顶下面：“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莫斯科，了如指掌。”
　　　　　　　　　　　　　　　　　
　　电梯把我们升得越来越高……我们又谈起了娜达莎的那本书。
　　　　　　　　　　　　　　　　　
　　“你在准备功课是不是？”娜达莎转过头来瞧着我们说：“准备进这个正在建筑中的大学。我现在就在工地上的十年制学校里就读……瞧，已经到了。”
　　　　　　　　　　　　　　　　　
　　我们走上了平台，平台上堆满了钢架、生铁管、发出松脂气味的松木板……压缩机把空气压入管子时发出沉重的响声。上面滴着水点——人们在大学的圆顶上装混凝土。娜达莎从她的电梯里跑出来。她在打电话：“丹娘吗？是你吗？你好呀，亲爱的。咱们的第一课是什么？你知道吗？……果然不出我预料……那么，好吧，我不会迟到的……”娜达莎放下话筒，向电梯跑去。从这里，从大厦圆顶底下远望，可以看见整个莫斯科。列宁山位于莫斯科的最高处。一座正在建筑中的大学大厦在列宁山上耸立着。一朵朵的乌云在阴暗的天气中从我们站立的窗口飘过……在我们的上面，正准备着钢尖顶的根基；在我们的左下方和右下方正在建立巨大塑像的根基，再向下是塔楼，塔楼上将装置一座九米高的大钟。中午的雾气笼罩着莫斯科，使你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遥望克里姆林宫的塔楼，离塔楼不远的地方，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在高节尔尼却斯克河岸街上，在红场大门旁边，耸立着一些好像有了生命一样的巍峨的白石大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又乘电梯下去。
　　　　　　　　　　　　　　　　　
　　“娜达莎，你有什么话要转给丹娘吗？”娜达莎笑了。
　　　　　　　　　　　　　　　　　
　　“问候她一声。”
　　　　　　　　　　　　　　　　　
　　她说。
　　　　　　　　　　　　　　　　　
　　“我们到哪里去找她呢？”
　　　　　　　　　　　　　　　　　
　　“你们不是要经过入口处的外室吗？”娜达莎解释说，“你们在那里就会看见她的。她在研磨大理石。”
　　　　　　　　　　　　　　　　　
　　铁门砰然一响，娜达莎又升向圆顶去了……大学总外厅将来要用美丽的大理石完全装饰起来。工人们在精心地研磨每一方石块。我们要寻找丹娘。在柱子后面的那一个可能就是她……可是那里有两个姑娘。哪一个是丹娘呢？我们走到离我们较近的那一个姑娘面前。
　　　　　　　　　　　　　　　　　
　　“请问你是不是叫丹娘？”
　　　　　　　　　　　　　　　　　
　　“不，我的名字一直是叫季娜。”
　　　　　　　　　　　　　　　　　
　　“我们想找到准备升大学的那个丹娘。”
　　　　　　　　　　　　　　　　　
　　季娜嗤嗤地笑了。她的前额上有汗珠，鼻子上有雀斑。
　　　　　　　　　　　　　　　　　
　　“这里准备升大学的人可多啦。喔，我好像认识她。”
　　　　　　　　　　　　　　　　　
　　季娜便问她的女伴，手指着前面也有一个姑娘在工作的地方：“她是不是叫丹娘？”外室里人很多，很嘈杂。这里正忙着加工工作。裱糊顶棚，墙檐，用砖头铺砌墙壁，研磨大理石，焊铁，搅拌混凝土……这位姑娘为了盖过嘈杂的声音，又大声重复说：“她是不是叫丹娘？”那姑娘否定地摇摇头。
　　　　　　　　　　　　　　　　　
　　“好吧，不麻烦你了，季娜。请告诉我们，你们今天第一课是什么？”
　　　　　　　　　　　　　　　　　
　　“文学”季娜答道：“怎么？”
　　　　　　　　　　　　　　　　　
　　“这样看来，你是不认识丹娘的。她的第一课是代数……”　
　

　　　

澡堂〔前苏联〕米海尔。佐希切柯　
　　　　　　　　　　　　　　　　　　
　　　　　　　　　　　　　　　　　
　　我们的澡堂并不那么糟。可以洗澡。麻烦的是我们澡堂用的票根。上礼拜六我去了一家澡堂，他们给了我两张票根。一张是保管浴巾的，另一张是寄放帽子跟大衣的收条。可是脱得光光的男人可往哪儿放票根呢？直截了当地说吧——没地方放。没有口袋。四下一望——全是肚子跟腿。最麻烦的，就是票根。总不能拴在胡子上吧。没法子，我只好一条腿上拴一张票根，以免一丢就是两张。我进了洗澡间。票根在我腿旁劈拍扇动。这样走动真是烦人。可是又不能不四下走动。因为总得找个水桶吧。没有水桶，怎么洗澡？挺麻烦的。我找水桶。我看见一位老兄正用三只水桶在洗澡。他站在一只里头，用另一只洗头，左手拿着第三只，为的是怕别人拿走。我去拉那第三只水桶；别的不说，我自己想用。但是那位公民不放手。
　　　　　　　　　　　　　　　　　
　　“你想干什么，”他说：“想偷别人的水桶吗？”我再拉的时候，他又说话了：“我在你两只眼睛之间给你一桶，你他妈就不会这么得意了吧。”
　　　　　　　　　　　　　　　　　
　　我说：“这可不是沙皇时代了。”
　　　　　　　　　　　　　　　　　
　　我说：“随便用水桶打人，自我中心狂。”
　　　　　　　　　　　　　　　　　
　　我说：“简直是自私，”我说：“别人总也要洗澡的呀。你这可不是在戏院里。”
　　　　　　　　　　　　　　　　　
　∩是他径自转过身去，又开始洗澡了。
　　　　　　　　　　　　　　　　　
　　“我不能就站在那儿，”我心里想：“等着他享受。看样子，他还得洗上三天呢。”
　　　　　　　　　　　　　　　　　
　　我走开了。一个钟头之后，我看见一个老家伙张着口四下张望，手里没抓着水桶。找肥皂还是在做梦，我也不知道。我抄起了他的水桶，溜开了。现在我有了水桶了，可是找不到地方坐下来。站着洗澡——这算哪门子洗法？挺麻烦的。好吧，站着洗吧。手里拿着水桶，我开始洗了。可是我周围的人都像发了疯的地在搓洗衣服。一个在洗长裤，一个揉着短裤，另一个手里不知在绞些什么。你刚全身都洗干净了，又给他们弄脏了。他们溅了我满身都是，这帮混蛋。而且搓洗衣服的声音吵得要命，洗澡的乐趣荡然无存。连抹肥皂的唧唧之声都听不见了。挺麻烦的。
　　　　　　　　　　　　　　　　　
　　“去他们的，”我心想：“我回家再接着洗吧。”
　　　　　　　　　　　　　　　　　
　　我回到柜台。我给他们一张票根，他们把我的浴巾还给了我。我看了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可是裤子不是我的。
　　　　　　　　　　　　　　　　　
　　“老兄呵，”我说：“我的这儿没有洞，我的有个洞在这儿。”
　　　　　　　　　　　　　　　　　
　∩是管理员说；“我们在这儿不管你的洞的。”
　　　　　　　　　　　　　　　　　
　　他说：“你这可不是在戏院呀。”
　　　　　　　　　　　　　　　　　
　　好吧。我把那条裤子穿上了，我要去拿我的大衣了。他们不给我我的大衣。他们要票根。我就忘了腿上拴的票根了。我得再脱裤子。我脱下了裤子。我找票根。没有票根。绳子还在腿上拴着，可是没有票根。票根早给洗掉了。我把绳子交给管理员。他不要。
　　　　　　　　　　　　　　　　　
　　“一条绳子取不到任何东西，”他说。
　　　　　　　　　　　　　　　　　
　　“谁都能剪一段绳子来，”他说。
　　　　　　　　　　　　　　　　　
　　“这儿没几件大衣，”他说：“等着吧，等人都走光了。我们会给你一件剩下的。”
　　　　　　　　　　　　　　　　　
　　“嘿？兄弟，要是剩下的是破破烂烂的呢？这里又不是戏院，”我说：“我指认给你看，”我说：“一个口袋破了，别的没破。钮子呢，”我说：“最上头的一颗还在，别的都没影儿了。”
　　　　　　　　　　　　　　　　　
　　反正后来他把大衣给了我。可是他不要那根绳子。我穿好衣服，走到街头。突然我想起来：我忘了我的肥皂。我又回去了。他们不让我进去，因为我穿着大衣。
　　　　　　　　　　　　　　　　　
　　“脱衣服。”
　　　　　　　　　　　　　　　　　
　　他们说。我说：“唉，老兄，我不能再脱第三次衣服了。这里又不是戏院。”
　　　　　　　　　　　　　　　　　
　　我说：“至少把肥皂的钱折还给我吧。”
　　　　　　　　　　　　　　　　　
　　不行。不行——好吧。我走了，不要肥皂了。当然，熟悉常规的读者或许好奇，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澡堂？地点在哪里？门牌几号？什么样的澡堂？就是普通的那种。十个铜板就可以去洗的那种。　

　　
　
　　　

　　　

夜色中〔前苏联〕瓦拉姆。夏拉莫夫　
　　　　　　　　　　　　　　　　　　
　　　　　　　　　　　　　　　　　
　　晚饭用完，格里波夫把碗舔了个干净，有条不紊地把桌上的面包渣拢入了左手掌内。没有咽下去，含在口中的每一小粒面包屑他都舔到了，贪婪地用浓浓的口水滋润着。格里波夫说不出味道到底好不好。味道完全是另外一码子的事，不值得拿来与这种过瘾的快感相比，其他所有的感觉早消失得被人遗忘了。格里波夫并不急着咽下肚去，面包屑会自己在口中融化，很快地就消失了。巴格里索夫深凹、发亮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格里波夫的嘴。他们两人都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把视线自消失在对方口中的食物上移开。格里波夫咽下了口水，巴格里索夫立即将视线转向了天边——转向那往天空上爬的橙色的大月亮。
　　　　　　　　　　　　　　　　　
　　“时候到了。”
　　　　　　　　　　　　　　　　　
　　巴格里索夫说。他们缓缓地沿着通往一块巨石的卸出发，爬上了一片环绕小山的高地。虽然太阳才下山，寒气却已侵入了石块，这些石头在白天会烫到橡胶套鞋里赤裸的脚心。格里波夫扣上了短棉袄的纽扣。走路并未使人感到暖和。
　　　　　　　　　　　　　　　　　
　　“还很远吗？”他低声地问？“还有一段路。”
　　　　　　　　　　　　　　　　　
　　巴格里索夫闷声地回答。他们坐下来歇歇。他们没什么可说或甚至可想的——一切十分简单明了。高地尽头的一块平地处，有从地下挖出的石堆与连根拔起已经发干的藓苔。
　　　　　　　　　　　　　　　　　
　　“其实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弄的，”巴格里索夫略带挖苦地笑道：“不过两个人作会更起劲点儿。当然，我也想到你是个老朋友嘛……”前一年，他们两个被带上同一条船的。巴格里索夫停了下来：“弯下身来，不然他们会看见你的。”
　　　　　　　　　　　　　　　　　
　　他们趴了下来，开始把石头扔到边上。石块都不很大，两个人抬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那天早上把石头堆起来的人也未必比格里波夫强壮。巴格里索夫轻声地咒骂了一句。他割到了手指头，血在流。他在伤口上洒了些沙土，从棉袄里扯出了一片棉花，按在伤口上，可是血仍然不止地流。
　　　　　　　　　　　　　　　　　
　　“血液凝结不良。”
　　　　　　　　　　　　　　　　　
　　格里波夫漫不经心地说。
　　　　　　　　　　　　　　　　　
　　“你是医生？”巴格里索夫吮着伤口问道。格里波夫没有应声。他当医生的岁月似乎是极遥远的事了。真的有过那种事吗？山与海之外的世界通常都似乎太不真实了，都像是梦里的情景。真实的，是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从起床号到工作完毕。他从未往更远处猜想过，他也没有力气去猜想。任何人都没有过。他不清楚他周围的人的过去，他也不要知道。然而，若是明天巴格里索夫自称是博士或一名飞行军官，格里波夫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他自己真的当过医生吗？不仅判断的习惯已经丧失，连观察的习惯也没有了。格里波夫看着巴格里索夫吸着手指上的血，但没有说一句话。这情况自他的意识中掠过，但是他无法也不曾自内心中寻求那份意志力来解答。令他兴起的意识——那份或许不再是人类的意识——已不具任何层面，此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眷把石块搬开。
　　　　　　　　　　　　　　　　　
　　“很深吗？”他们歇手休息时格里波夫问道。
　　　　　　　　　　　　　　　　　
　　“怎么可能很深？”巴格里索夫应道。格里波夫也觉得他问的实在荒谬，当然了，这坑不可能很深。“
　　　　　　　　　　　　　　　　　
　　“出来了。”
　　　　　　　　　　　　　　　　　
　　巴格里索夫说。他伸手摸到了一个脚趾。大脚趾自石头下露了出来，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那个大脚趾与格里波夫或巴格里索夫的大脚趾都不一样——这不是说它无声无息已经僵硬；这点，其实分别很小。那只已死的大脚趾的指甲是修过的，脚趾本身也比格里波夫的圆润、柔软。他们快速地将堆在尸体上的剩余石块扔在一边。
　　　　　　　　　　　　　　　　　
　　“是个年轻的。”
　　　　　　　　　　　　　　　　　
　　巴格里索夫说。两个人一起将尸体拖出了坟坑。
　　　　　　　　　　　　　　　　　
　　“他个头又大又壮实。”
　　　　　　　　　　　　　　　　　
　　格里波夫喘着气说。
　　　　　　　　　　　　　　　　　
　　“要不是养得这么肥，”巴格里索夫说：“他们早像埋我们一样地把他埋了，我们今天也就没有理由跑这一趟了。”
　　　　　　　　　　　　　　　　　
　　他们把尸体放平，把内衫剥了下来。
　　　　　　　　　　　　　　　　　
　　“你看，内裤还跟新一样呢。”
　　　　　　　　　　　　　　　　　
　　巴格里索夫满意地说。格里波夫把内裤藏入棉袄里。
　　　　　　　　　　　　　　　　　
　　“还是穿上吧。”
　　　　　　　　　　　　　　　　　
　　巴格里索夫说。
　　　　　　　　　　　　　　　　　
　　“不，我不要。”
　　　　　　　　　　　　　　　　　
　　格里波夫咕哝了一声。他们将尸体放回坟坑中，盖了些石块在上头。初升明月的蓝光照在巨石与稀疏的针叶树林中，显出每一块矗立的巨石，每棵树特异的形状，跟白天的样子都不相同。一切都似乎很真，却又与白天不同。有若世界有第二张脸，夜间的面孔。死人的内裤在格里波夫的棉袄里很暖，似乎不再怪异了。
　　　　　　　　　　　　　　　　　
　　“我得抽根烟。”
　　　　　　　　　　　　　　　　　
　　格里波夫梦话般地说。
　　　　　　　　　　　　　　　　　
　　“明天你可以抽你的烟。”
　　　　　　　　　　　　　　　　　
　　巴格里索夫露出了笑容。明天他们可以卖掉那条内裤，换点面包，或许还可以换点烟草……。　

　　
　　

　　　

狗鼻子〔前苏联〕左琴科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的一件貉皮大衣给人偷走了。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嚎哭了起来。他真心疼这件皮大衣呀。他说：“诸位，我那件皮大衣可是好货啊。太可惜了。钱我舍得花，我非把这个贼捉到不可。我要啐他一脸唾沫。”
　　　　　　　　　　　　　　　　　
　　于是，叶列麦伊。巴勃金叫来警犬搜查。来了一个戴鸭舌帽、打绑腿的便衣，领着一只狗。狗还是个大个头，毛是褐色的；嘴脸尖尖的，一副尊容很不雅观。便衣把那只狗推到门旁去闻脚印，自己“嘘”了一声就退到一边。警犬嗅了嗅，朝人群中扫了一眼（自然四周有许多人围观），突然跑到住在五号的一个叫费奥克拉的女人眼前，一个劲儿地闻她裙子下摆。女人往人群里躲，狗一口咬住裙子。女人往一旁跑，它也跟着。一句话，它咬住女人的裙角就是不放。女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便衣面前。
　　　　　　　　　　　　　　　　　
　　“完了，”她说。
　　　　　　　　　　　　　　　　　
　　“我犯案啦。我不抵赖。”
　　　　　　　　　　　　　　　　　
　　她说：“有五桶酒，这不假。还有酿酒用的全套家什。这也是真的，藏在浴室里。把我送到公安局好了。”
　　　　　　　　　　　　　　　　　
　　人们自然惊得叫出声。
　　　　　　　　　　　　　　　　　
　　“那件皮大衣呢？”有人问？她说：“皮大衣我可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别的都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