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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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某天黄昏之时编辑的种类很多，如果是专门搞经济、化工、行车安全的，就离作家的座位远矣。而必须是一个当行的，而且是一个当权的，才能算数。所谓当行，举个例子便知，最好是编报纸副刊。退而求其次，能有机会编大型文艺杂志，也可以发挥威力。第三等人物则是编个综合性杂志，虽有政论专论，同时也有文艺篇幅，呜呼，君知道不知道“军阀”乎？军阀的要件有二，一曰“枪杆”，一曰“地盘”。像张宗昌先生焉，张敬尧先生焉，倪嗣冲先生焉，二者均兼的时候，金口玉言，一旦二者缺一，或二者全没有啦，戏就也跟着封箱矣。写文章的朋友，在外人看起来不过是一群可怜虫，但在自己圈内，却也有“编阀”崛起，该编阀就是编辑老爷，笔杆就是枪杆，地盘就是报纸副刊或他主编的杂志。他阁下本来也颇识几字，有时写上三行五行，居然通顺，于是雄心大作，遂写起小说大说，散文聚文，以及诗词歌赋。我说他“写”，还是昧着天良瞎恭维，如果真是他“写”，还算条英雄好汉，而往往的，他似乎只是“浇”了一篇。去古书上或洋书上乱找模子——在古书上找到模子，就用现代话一浇；在洋书上找到模子，就用中国文字一浇。如此一番踢腾，乃成功了一部辉煌巨著，“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或杂志上发表，标题弄得大大的焉，稿费开得高高的焉，三个月后，哎呀一声，他就是大作家矣。你如果没有地盘，能教人哎呀乎哉？
　　然而这还不算顶妙，诚如薛平贵先生《武家坡》所唱的“那妙的么，还在后头哩”。最大之妙是，可以和别的编辑老爷互相交换，他的大作在你的地盘上发表，你的大作在他的地盘上发表，而你又绝顶聪明，先下手为强，猛捧他是世界第一流作家，最初说他是莎士比亚再世，后来撕破了脸，索性说莎士比亚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既下手于先，人心是肉做的，他投桃报李，自然也说你是啥家伙第二——好比，说你是巴尔扎克第二吧，说着说着，多情起来，觉得还不能报答你的盛情于万一，乃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你的徒弟，要想不名满环宇，不可得也。其次之妙是，一些没有地盘的写文章“的”，犹如军阀统治下的可怜小民，既然手无寸铁，只好凭有地盘的宰割。你高兴时把嘴脸一端，纵是海明威先生，都得向你摇尾乞怜，他投来一篇《老人与海》，你略微一翻，批上四个大字，曰“枯燥无味”，原封退还。他要想发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得买你的账。常看见很多编辑老爷型，每一文出，都有想在他地盘上伸一脚的家伙，咬文嚼字，加以研究，研究之不算，还努力猛捧，直捧得神哭鬼号，天昏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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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型作家中，以编辑老爷型最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如今柏杨先生著作等身，可以算大作家之一矣，否则何致有后生晚辈，向我殷殷讨教乎？而我当初就是以干编辑起家的，故深知这一型的奥秘。柏杨先生后来被人开革，从编辑宝座上摔了下来，但余情仍在，其他编辑老爷脸上一时磨不开，仍不能不发表我的大作，同时他们也万料不到我天生媚骨，他们每写一文，我就当着他的面，击节叹赏，叹到紧要之处，带感动流泪曰：“太好啦，太好啦！”他被我拍得受不住，只好也回敬两句，说我写的“也太好啦”。既然他亲口说我好，便无法可躲，我有大作一篇，敬请指正。呜呼，他就是捏着鼻子都得登出来。
　　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既不是阔大立发，也不是编辑老爷，而又要想当作家，若贵阁下者流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是内因，在另一场合则成了外因，，该如之何乎？好像是靠着红包马屁，也可以直捣黄龙。假如你有的是冤枉钱，大可购洋房一栋，或汽车五辆，送给报纸杂志的老板，包管你的文章天天上报，威不可挡。当然啦，你如果有那么多冤枉钱，也不会如此冤枉花法，大可自己也办一个报纸杂志，过过老瘾。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告诉你这个原则。我就知道有若干作家，以红包为武器，而俨然了得，若某某先生，若某某先生。你别看他现在颇不错啦，如果看到他当初送红包时的照片，准脸上挂不住。呜呼，话说当年，某天黄昏之时，晚饭下肚之后，黑影一条，轻轻敲门，编辑老爷问曰：“谁？”红包马屁型曰：“晚生柏杨。”然后战战兢兢，进到客厅，坐也不敢坐，站也不敢站，眼看就要下跪，幸亏编辑老爷发话曰：“何事？”红包马屁型这时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料，或两罐奶粉，或两筒烟丝，或索性是一百元美金，恭捧而方笑曰：“小意思，小意思。”编辑老爷一瞧，眼睛为之一亮（放心，我和你赌一块钱，没有不一亮的），就曰：“你的笔名叫啥？”红包马屁型曰：“没有笔名，就叫柏杨。”编辑老爷曰：“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红包马屁型曰：“打打打听出来的。”编辑老爷曰：“你投的那篇稿不错，只是稍欠锻炼。”红包马屁型曰：“请你老人家指指指教删改。”编辑老爷曰：“我看一看，可以的话，就发表。”红包马屁型曰：“谢谢你老人家提拔。”然后端茶送客，走到门口，柏杨先生把玉体一转，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这一次不再是美金啦，而是两张戏票，伸脖猛笑曰：“请你老人家和夫人去看，去看。”这几天不是篮球赛乎？能送两张篮球赛票，就更恰到好处。
　　赔钱也干
　　商场上有一项公认的至理，曰：“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但赚钱的技术团五花八门，要想赚大钱，往往必须赔小钱，甚至赔大钱，有时候会连老本都赔进去。最明显的莫过于托拉斯的形成，两个同行竞争起来，简直往赔光的路上走——成本十元一条的裤子，你卖十一元，我卖八元；你卖七元，我卖五元；你卖四元，我卖两元；你卖一元，我卖五角还加送一条裤带。真赔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芸芸众生，消费起来，准前仰后合。不过笑着笑着，等到你隆重倒闭，只剩下了我一家，恐怕就笑不出啦。盖大战之后，等于大病之后，要喝点鸡汤补补，补的办法当然不是喝鸡汤，而是价钱猛涨，从前我卖五角一件，外送裤带一条，现在我卖三百元一件，啥也不送，买也由阁下，不买也由阁下。消费者等于一条老牛，过去所吃的草，都得吐出来。
　　柏杨先生不是在讲经济学，而是在研究“赔钱也干”的道理，盖有些人反对作家中有红包马屁型，曰：“稿费能有几文哉，值得送礼？”故我特搬出经济学以壮声势，须知世界上硬是“赔钱的生意也有人做”。不过此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仍是大抓一把。红包马屁型稿费虽然无几，而仍猛进其礼者，便属于这种高级眼光。以柏杨先生而论，能在报上杂志上写稿，一写就是四年，别人的地盘，由我平空踢腾，天下岂有如此简单之事？不知道内幕的人，还以为是报馆杂志社，目识泰山，重金礼聘我焉。知道内幕的人，才晓得完全是红包马屁攻势。每次去报馆去杂志社，至少都得请编辑老爷吃碗牛肉面，过年过节，初一十五，更要或送火煺，或送蛋糕，或送一只母鸡。妙哉，只要他一天收我的母鸡，他就一天不能停我的稿，否则我教他把鸡骨头吐出来，他就糟啦。现在有一件大事预告，我向各方募捐，已募到了三万美金，看情形到明年春天，五万美金没有问题，募好了后，即行起程前往瑞典，活动诺贝尔。有些少不更事的朋友，以为诺贝尔何等公平，活动岂不等于白活动，其实不然，以华测洋，不要说柏杨先生，便是我家那个老三——他正读乐群幼稚园小班——只要拥有如此巨金而又肯猛送，他也会得诺贝尔。你如果还有一分聪明，便不必为此担心也。问题是，诺贝尔奖金不过只四万美金，而我却花五万美金前往活动，岂不连棺材都赔进了乎。咦，学问就在这里，我得了诺贝尔，可名扬世界，到处曰：“你看，没办法，我一再恳辞，他们一定要给，嗨，嗨，嗨。”嗨嗨嗨者，笑声也，以表示我啥世面都见过，诺贝尔算哪一门亲，根本不在乎。然后到处讲学，说不定当上了“美援知识分子委员会”一名委员，借机猛捞，银子自然滚滚而来。如果不这么投资，我能印名片曰“家有美金五万”哉？而明年此日，就可印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矣。后生晚辈，凡夫俗子，不妨先在心理上作一个准备，免得明年听我得了诺贝尔的消息，大惊之余，断了尊气，须知均红包马屁之功也，勉之勉之。
　　“点铁成金型”是啥，说起来能教你发疯，要弄清这一型，必须先要弄清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气质，尤其是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盖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无论干啥，你纵有通天本领，都没有用，必须由洋大人用其毛手一点。你明明一块废铁，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黄金。你明明是一只乌鸦，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凤凰。于是你阁下必须用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以便洋大人照你头上点那么一点，用不着点得太多，只要轻轻一下就行啦，你就成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啦。以林二先生为例，他原来和柏杨先生一样，一老一少，均默默无闻，在十字路口喊叫三年，都没人知道是谁。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洋大人曰：“贵国林二先生，真乃大音乐家也。”中国人大吃一惊：你说啥？中国还有音乐家？从此林二先生阔而抖之，现在不是在美国娶了一个洋小姐做太太，真正誉满两洋乎？独柏杨先生仍在枯井里挣扎，吃亏就在于缺少洋大人那么一点。如果一旦有位洋大人鬼迷心窍，照我尊头上一点曰：“贵国柏杨先生，真乃大作家也！”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就是不想当大作家，你想尚可得哉？
　　至于怎么才能巴结到洋大人，其法不一，我不能再进一步地为你设计啦，盖我在这方面还不能得心应手，否则我早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去美国讲学落户啦，哪有闲工夫和你们这些穷得崩崩紧的小子聊天乎？盖问题在于文章不比音乐，音乐可唱给洋大人听，文章便木法度，洋大人不认识中国字，最最严重的障碍。故第一步要做的，是如何把你的大作翻译成洋文，不把握这一要点，纵你写出《战争与和平》都没用。有些智慧甚低的朋友可能要问：“即令译成洋文，可是写得一塌糊涂，有啥用哉？”呜呼，说这话的人至少得挨四十大板，才能使之头脑清醒，盖英译汉的作品固多如牛毛，而汉译英的作品却少得要命，偶尔有若干本汉译英出笼，洋大人喜欢的是新鲜，而又有援助落后地区的美德，一片文化沙漠竟然也有小花小草，上天还有好生之德，何况洋大人慈悲为怀，为了“以资鼓励”，说不定明年的诺贝尔、普利策，以及其他什么，就是你的。咦，事急矣，一旦大家译的多啦，好坏有了比较，就困难啦，盍速兴（有志之士依照此法，得了点什么玩艺，如果不送柏杨先生一块钱，上天都要罚你腰痛背痛，切记切记）。
　　好不如巧
　　风气之先和点铁成金，有异曲同工的功效，一个人本领通天，如果没有运气，他的本领便等于一个屁，即令不等于一个屁，硬干苦干，着实挣扎了一阵，结局也会稀里哗啦，锅也砸啦，碗也砸啦。而一个啥本领都没有的人，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生插一句话，只不过两年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该某某某先生义愤填膺，反过来为该女士努力辩护，又说她是淑女啦。变化莫测，难懂，难懂）。我们这里乃借用一下他阁下的发明，来阐扬这一类型的奥秘。
　　呜呼，年头显然很乱，但有一项定律却千古不变，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甘心情愿为她的“事业”而登床“美学”中的“嵇康”。，不管她是自己登床，或是使人登床，也不管是演电影登床，或是写文章登床，反正一句话，只要她“肯”，她就可以成大名而捞大钱。这和她漂亮不漂亮，美丽不美丽无关。纵是《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女士，如果也忽然向往起来新潮派，以新潮派笔法写下一本完全以做爱和乱伦为主题的小说，同样地也可千古不朽，把一些臭男人勾得精神恍惚。如果该女作家不是刘姥姥女士而是潘金莲女士，她就更有招徕的力量，该书准定十分畅销，她也就非成为委屈万状的淑女不可矣。
　　我们隆重地介绍这一型，并非对谁有所不敬，而只是说明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女人焉，或者去洋大人之国泡上一泡（泡一天就够啦，如果泡十年八载，当然更是上策），或者在大学堂读了几天（读几天就够啦，只要嘴硬，就等于毕业啦），或者在高级中学堂或初级中学堂读几天，作文簿上连续三次都得“乙”，想成名的欲火再烧得她浑身不舒服——去当影星吧，一时没有门路；去当歌星吧，嗓子不太听指挥；去当舞星吧，苦于找不到大亨；去当画家吧，又不能马上见效——于是当女作家遂成为唯一捷径。克里丝汀小姐以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一旦“肯”啦，再加上一点先天的异禀和后天的努力，以及臭男人贱气冲天，搞到后来，竟搞得英伦三岛都为之震动。则一个文理尚称能顺的女人，一旦她“肯”，一面写稿，一面脱而登之，她能不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淑女兼女作家乎？谨此隆重介绍，读者先生如果不信，不妨举目向名女人群中搜索搜索，包管你掩口而笑，乐不可支。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日《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看了这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些凄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去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