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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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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老茧来，俺也不看。”这我就木法度矣。不过我倒建议胸有成竹朋友，全当自己是迷途的羔羊，走错了路，走到了正在上演《龙门客栈》的电影院，看过后如果仍不满意，就请光临柏门，凭票根退钱。（这可得凭良心，心里说好而尊嘴硬说不好，存心教我老人家破产，就要天殛之，天殛之。）
柏杨先生平生最爱看武打片其次侦探片，其次战争片，其次神怪片，其次……说实在的，就没有其次啦，除非山穷水尽，大祸临头，绝不看文艺片尤其是不看悲剧。有学问之人常亮出亚里斯多德先生的招牌，说悲剧中有一种喜感，但我可实在是喜不出来。所以我说《龙门客栈》好，只是按我老人家自己的标准。
《龙门客栈》有最高的娱乐价值，打起来不但天昏地暗，也花样翻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中国的○○七。主要的是不落俗套，全片没有一分钟冷场，这都是中国片从没有过的。呜呼，不落俗套和没有冷场，说起来比放屁都容易，真正地做起来可就难矣。不要说中国片，每星期二台湾电视公司放的电视片《谍海双龙》，可是美国片，又是间谍片，那股“瘟”劲，就实在使敝肚不可收拾。这组影集不知道是谁主张买的，可赐给他一座金脚奖。
但《龙门客栈》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也超过了《谍海双龙》之类美国片的水准。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是人才，只是出头不出头罢啦。敝小孙女看到了紧张之处，就爬到椅子上，把头埋到手里家。认为存在的仅是现象，人无法认识其本质。“物质就是感，屁股对准银幕，动也不敢动，害得我老人家不得不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念念有词安慰之曰：”不要怕，不要怕，傻孩子，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电影院老板真得赔我唾沫钱。
《龙门客栈》不但有极高的娱乐价值，也有相当的教育价值——这教育价值可不是喊口号和致训词。一喊口号致训词，就只有屙稀屎价值矣。这跟京戏的教育价值一样，无形中阐扬了忠孝节义，全片最大的主题是“打救忠良之后，在这势利眼主义盛行时代，矗立起侠义的精神堡垒。”荒山野径，几批男女英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功名富贵，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跟一个庞大而合法的邪恶集团对抗，孤臣孽子，只不过为了怀念那“身败名裂”的一缕忠魂，比起○○七大战莫须有的鬼党，要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果。火攻之后，房子昂然还在，则火是怎么扑灭的乎？执行火攻的喝尿分子又是怎么打发走了的乎？没有交代清楚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或许交代清楚啦，而敝观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在遗憾。如不能交代清楚，或虽交代清楚而没让观众看清楚，就不如剪掉这一段。
第二、忠良之后离开了龙门客栈，店老板哪里去啦？他阁下既没有战死（如果战死，就有主要镜头向观众显示，因为他阁下是大角色，不能糊里糊涂地失了踪），也没有奉派特殊任务离开。难道跟柏杨先生一样，也害了肚胀，蹲到路边哼乎？据眼尖的朋友说，在最后一个送别镜头里，他是出现的，那么在山径上大战“一脸忠贞学”时，他怎么好意思隔岸观火？
第三、山径未免太宽，而且明显地有汽车轮胎的痕迹，据柏杨先生考据，明王朝似乎没有汽车。台湾虽然处处是公路，但总可找到羊肠小径；即令找不到，临时开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是最大的败笔，来自于不可原谅的粗心。即令这两点都办不到，则弄个铁轮车去压上两道车辙，也可将就。李白先生诗曰：“大道直如发”，该大道乃两轮车的大道，万山丛中，只不过小径而已，这种时代倒流的错误，切戒，切戒。
第四、英雄好汉们的斗笠有一种日本味，明王朝民间流行的只是青衣小帽。而且有的进了房子脱之，有的却像长到头上，转来转去，不但碍事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序，也实在碍眼，看了一百个不舒服。而且各位演员的衣服未免太漂亮，好像刚从裁缝店取出来的。夫既要隐藏身分，就不能一窝蜂像是参加国宴似的从头到尾焕然一新，即令大牌明星烧包过度，不肯穿旧的，但那些侠客义士，以及店老板、店小二，则就是非是旧的、烂的不可，龙门客栈不过荒山小铺，不是台北观光饭店也。
第五、演员间对话似乎平淡无味，换句话说，词汇不够丰富。对太监之讽刺，也不够有力，那几句洗锅水的话，似乎不能把一个老奸巨猾激怒。
好啦，柏杨先生所想到的毛病全挑出来啦。如果马马虎虎过日子，这些毛病也算不了啥，掩盖不了全片紧凑的紧张气氛。但如果力争上游，则必须千锤百炼，教观众无懈可击。不知各位大人以为如何也。
沿街卖唱的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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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姓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怜，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柏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其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划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往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句，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制名指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由此形成名辨思想。汉末魏，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观念，应是落伍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屁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蝗乎？蚂蝗似乎不是寄生虫，但它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它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内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它，它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它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它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跟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做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以《易经》中的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你不再往，它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屁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的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榨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榨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又要简啦
前几年，罗家伦先生曾提倡过一阵轰轰烈烈的“简体字”运动，搬出很多理由，天天喊叫，好像真的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通行无阻似的。结果不出有学问的人所料，被一群圣崽用正义的力量，打击得大败而逃。圣崽们最大的法宝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抬“臺”字写成“台”。只听到“咔嚓”一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就断啦，国也亡啦，民也无醮类啦。后来仿佛是，仅只这一个法宝还不太灵，圣崽们乃出奇计，指出提倡简体字的人“与共产党隔海唱和”，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正提倡简体字呀。当时有人抗议曰：“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拉屎，难道在台湾的中国人便削一个萝卜塞住屁眼乎？”但这种微弱的声音抵不住刀光血影的帽子，于是，遇到“台”字，只好仍写成“臺”字，国势乃空前大振。
不过，“简”的运动，似乎魂未散，专门唱反调的一些危险分子，最近又在那里蠕蠕而动。盖文字既简不得，公文手续简一下也行。口号喊出，一呼百应，又是一副向五千年传统文化挑战的架子呜呼，圣崽们的最大特征是永远反对改革，所以对这种简化公文手续的愚妄企图，连柏杨先生都感觉到有急加制止的必要。盖现在公文手续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盖的图章甚多。要知道，图章盖得越多，就表示那个衙门越大。美国以导弹取胜，咱们以图章取胜，各有各的专长，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一也。
洋大人办公文，以美国为例，因他们立国时间太短之故，往往只用打字机打两份，交主管签字后，一份存档，一份封发。中国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岂可如此潦草行事？美国重时间，咱们重体制。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二也。
现在中下级公务员，在低待遇政策之下，和啼饥号寒之余，唯一的娱乐，恐怕只剩下一项积压公文矣。洋大人每对我们的公文旅行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感到惊讶，其实他哪里知道积压公文之乐乎？国情不同，岂可削足适履。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三也。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大一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各衙门的人员已够闲的矣，上班时喝喝茶、看看报、吸吸纸烟，说说别人的坏话、摆摆麻将经，如果公文再莫名其妙地简了起来，教他们怎么消遣乎哉。
简体字已碰了壁。呜呼，圣崽不绝，包管公文也简不起来。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丈。拿破伦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地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划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杆儿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的总和组成世界，所有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命题的真假在，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毛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僵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分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定，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拼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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