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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夕之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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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某年某月某日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
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
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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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陶凡独自呆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
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人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
第二章
陶凡早晨六时起床，在屋前的小庭院里打太极，然后小跑，远眺。夫人林静一准在七点钟的时候将文房四宝摆在廊檐下的大桌上。陶凡便神态信然，龙飞凤舞起来。整个庭院立即弥漫了一种书卷味儿。这的确是一个雅致的天地。并不见大的平房，一如村野农舍，坐落在舒缓的山丘间。满山尽桃树。时值晚秋，落了叶的桃树，情态古拙。屋前小院横竖三十来步，不成规矩，形状随意。庭院外沿山石嶙峋，自成一道低低的墙。这些石头是修房子时剩下的。陶凡搬进来住时，屋前的石头没来得及清理。当时任地委秘书长的张兆林同志见了，立即叫来行政科龙科长，骂得龙科长一脸惶恐。陶凡摆摆手，说：“我喜欢这些石头，不要搬走算了。”于是叫来几个民工，按照陶凡的意思，将这些石头往四周随意堆了一下。堆砌完毕，龙科长请示陶凡，要不要灌些水泥浆加固？一副立功赎罪的样子。陶凡说不用了，只要砌稳妥，不倒下来就行了。龙科长很感激陶凡的仁厚，他觉得陶凡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地委书记，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地为这位领导服务。他便极认真地检查刚砌好的石墙，这里推一下，那里摇一下。一块石头被他一摇，滚了下来。这让龙科长脸上很不好过，直嚷民工不负责。这时民工已走了，龙科长一个人搬不动那个石头，不知怎么才好。
陶凡背着手环视四周之后说：“小龙，这石头就这样，不要再堆上去了。”
这时，小车来了。陶凡说声辛苦你了小龙，就上了车。
龙科长望着下山而去的小车，一脑子糊涂。他理解不了陶凡的雅意。如果是怕麻烦工作人员，这的确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但是不是怪自己不会办事，生气了呢？他见过许多领导生气的样子并不像生气。有的领导生气了反而是对你笑。
夫人林姨在家收拾东西，见龙科长望着那个滚下来的石头出神，就说：“老陶讲不要堆上去就依他的，他可能喜欢自然一些。”
那块石头就这样呆在那里了，成了绝妙的石凳。
如今，石墙爬满了荆藤，墙脚那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陶凡很喜欢那个石凳，但他太忙了，很少有时间去坐一下。倒是女儿陶陶，前些年经常坐在那里，黄卷云鬓，像个黛玉。陶陶是陶凡夫妇的独生女儿，很漂亮，那会儿高中刚毕业，常被顾城北岛他们的诗弄得怔怔地像中了邪。陶凡在家里完全是个慈父，倒觉得女儿的痴迷样儿很惹人怜的。夫人有时怪女儿神经似的，陶凡总是护着，说凡有些才情的女孩子，总有几年是这个样子的，长大一些自然好了。总比到外面成天地疯要好些。有次还调侃道，我们这种府第的小姐，多少应有些风雅的气韵是不是？女儿听了，越发娇生生地发嗲。但陶凡自己，纵有千般闲情，也只是早晨在他喜爱的天地里文几手武几手。全套功课完毕，到了七点四十。之后五分钟冲澡，五分钟早餐。陶凡的饮食并不讲究，早晨两个馒头，一碗豆奶，不放糖。偶尔调一碗参汤，陶凡会对阿姨王嫂讲，别听林姨的，喝什么参汤？我还没那么贵气！王嫂总是拘谨地搓着手说，陶书记就是太艰苦朴素了。陶凡把参汤喝得嵫溜溜地响，说我到底是农民底子嘛。
在大家心目中，这位地委书记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琴棋书画，只差不谐音律。西州地区的主要大楼都是他题写的招牌。
其实陶凡最有功夫的还是画。极少有人能求得他的画作。林静一当年爱上陶凡时，陶凡还不发达，只是省一化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林静一年轻时很漂亮，是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这辈子看重的就是陶凡的才华和气质。陶凡的风雅常让林静一忘记他是学工科的。但陶凡总是用五分钟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并把豆奶或参汤喝得咝咝作响，林静一有时也会取笑他，到底是个粗人，看你出国怎么办？
吃完早餐，小车来了。司机小刘下车叫陶书记早，陶凡应了声，夹着公文包上了车。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
按照陶凡这个作息规律，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办公室，所以地委办工作人员没有谁敢在八点以后到。
书记们和几位秘书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楼是地委办各科室。陶凡上楼后，见有些同志已早到了。张兆林同志同吴秘书长正在办公室讲什么，见陶凡来了，两人马上迎出来打招呼。
陶凡扬一扬手，径直往自己办公室走。陶凡对普通群众倒很随和，在领导层里却是严肃的，年轻一点的副手和部门领导还多少有些怕他。吴秘书长刚才一边同陶凡打招呼，一边就跟了过来。陶凡开了门，吴秘书长跟了进去，问：
“陶书记有什么事吗？”
陶凡放下公文包，坐在办公椅上，望着吴秘书长。吴秘书长一脸恭敬。
有什么事？是的，有什么事？这时，陶凡才猛然想到，自己今天来办公室干什么？自己是退休的人了。现在是张兆林同志主持地委工作了。昨天上午刚开了交接工作的会。
吴秘书长又问：“陶书记，有事请尽管指示。”
陶凡静一下神，说：“没事，没事。”
吴秘书长说：“张书记定的今天开地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陶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陶凡笑了笑，很随和地说：“没有没有。我来拿本书。你忙你的去吧！”
陶凡本想开几句玩笑，说退休了，就是老百姓了，还有什么指示可做？但忍住了不说。怕别人听歪了，讲自己有情绪。
再者那样也煞自己的志气。
吴秘书长仍觉得不好意思马上离开，很为难的。陶凡又说让他去忙。他这才试探似地说，那我去了？一边往外走，还一边回头做笑脸。
吴秘书长一走，陶凡就起身将门虚掩了。坐回到椅子上时，觉得精力有些不支。他刚才差点儿失态了。竟然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真的老了吗？才六十一岁的年纪，怎么成了木偶似的？调到地委十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作息规律，却没有注意到，从今天起要过另一种生活了。他今天上办公室，完全是惯性作用。
半个月以前，省委领导找他谈话，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不退休的，到死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何况老陶你仍然还是省委委员，省委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带一带兆林同志。可不能推担子哪！
陶凡明白这是组织上谈话惯常使用的方式。他当然也用惯常的语言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人退休党性不退休，公仆意识不退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退休。只要组织需要，一切听从党召唤。但是工作交接之后，我还是不要插手了。兆林同志与我共事多年，我很了解他，是位很有潜力的同志，政治上成熟，又懂经济工作，挑这副担子不成问题的。
最后，那位领导说句还是要带一带嘛，便结束了谈话。
陶凡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已经结束。头上省委委员的帽子也只能戴到明年五月份了。本届省委明年五月份任期将满。那时替代自己省委委员的将是张兆林。自己快要退下来的风已吹了半年，组织部正式谈话也有半个月了。心理冲击早已过去。他仍按长期形成的作息习惯工作着，像这个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却不料今天几乎弄得十分难堪。
陶凡想，自己来办公室看看，取些书籍什么的，也算是正常的事，同志们也许不会想那么多。问题是自己全然忘记自己的身份已经变了。他内心那份窘迫，像猛然间发现自己竟穿着安徒生说的那种皇帝新装。
他要了值班室的电话，叫司机小刘十分钟之后在楼下等，他要回家里。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八点二十五，他起身往外走。刚准备开门，又想起自己才说过取书的话，便回到书架前搜寻。他个人兴趣方面的书都在家里，这里大多是工作性质的书籍，都没有再看的必要了。找了半晌，才发现了一本何绍基的拓本，便取了出来。这是女婿关隐达到外地开会带回来的，他很喜欢，可一直无暇细细琢磨。关隐达胸中倒也有些丘壑，同陶凡很相投。从外面带回并不值几个钱的拓本，倒也能让岳父大人欢心，这也只有关隐达做得到。现在陶凡见了拓本，自然想到了关隐达，心中也有了几许欣慰。拓本太大，放不进公文包，这正合他的意，可以拿在手里，让人知道他真的是取书来的。
司机小刘见时间到了陶书记还没有下去，上楼接来了。小刘伸手要接陶凡的包，他摆手道：“不用不用。”
一出办公室的门，马上意识到自己出来得不是时候。按惯例，上午开会都是八点半开始。地委的头儿们和地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三两两地往会议室走。陶凡进退不是，只恨自己没有隐身术。有人看见了陶凡，忙热情地过来握手致好。这一来，所有的人都走过来。陶书记好，陶书记好，也有个别叫老书记好的，楼梯口挤得很热闹。陶凡本是一手夹包，一手拿拓本。要握手，忙将拓本塞到腋下同包一起夹着。刚握了两个人的手，拓本掉到地上。小刘马上捡了起来。别人多是双手同他握，陶凡想似乎也应用双手。可左手夹着包，不方便。
好不容易应酬完，陶凡同小刘下楼来。刚到楼下，陶凡摸一下左腋，站住了。 “拓本呢？”小刘说： “我拿着。”陶凡连说：“糊涂糊涂，刚把拓本交给你，马上就忘了。”
小刘狡黠道：“当领导的大事不糊涂，小事难得糊涂。”
陶凡二路上交代小刘，从明天起，不要每天早晨来接了，有事他自己打电话给值班室。小刘说还是照常每天来看看。陶凡说，不是别的，没有必要。小车很快到了家，陶凡坚持不让小刘下车，小车便掉头下山了。
陶凡按了门铃，不见王嫂出来。他想糟了，夫人上班去了，王嫂可能上街买菜去了。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带家里的钥匙了。他的钥匙常丢，干脆就不带了，反正下班回来家里都有人在家。
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是打电话要夫人送钥匙回来。可打电话必须下山，显然不合适，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夫人办公桌上的电话号码。这种事以往通常都是秘书小周代劳的。小周是接替关隐达的第二任秘书，跟他车前马后四年多，十多天前被派到下面任副县长去了。陶凡觉得小周不错，自己离任前应给他安排安排。小周下去以后，吴秘书长说再配一位秘书给他，要他在地委办自己点将。吴秘书长的态度很真诚，但陶凡明白自己点将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可以不点将。就像在别人家做客主人要你自己动手削梨子一样。这他很理解，退下来的地委书记没有再带秘书的待遇。
没有秘书在身边，还真的不方便。十多天来，他的这种感觉极明显。就像早些年戴惯了手表，突然手表坏了，又来不及去修理，成天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时间的混沌空间，很不是味道。后来位置高了，任何时间都有人提醒，干脆不戴手表了，也就习惯了。陶凡如今没了秘书，虽然感觉上不太熨帖，但相信还是会慢慢习惯的。他想不带秘书和不戴手表最初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
眼下的问题是进不了屋。他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只有等王嫂回来了。他便在小庭院里踱起步来。走了几圈就累了，正好在那石凳上坐下来。
无事可做，只一心等着王嫂回来。不免想起自己刚才在办公室楼梯口的一幕。双手不空，慌慌张张地将拓本交给小刘，再跟同志们握手，那样子一定很可笑的。事先真应让小刘接过公文包去。想到这一点，很不舒服，就像前年在法国吃西餐闹了笑话一样的不舒服。
当时自己怎么竟冒出了用双手跟同志们握手的念头了呢？
长期以来，下级都是用双手同他握手的，而且握得紧。而他不管手空与不空，都只伸出一只手来。有时同这位同志握着手，口却招呼别的同志去了。那是很正常的事，也没听人说他有架子。今天怎么啦？见别人伸出双手，怎么竟有点那个感觉了呢？那种感觉应怎么名状，他一时想不起来，叫做受宠若惊嘛，又还没到那种程度。当时只觉得自己不伸出双手有些过意不去。哼！虎死还英雄在哩，自己一下子就这样了？这会儿，他坐在冰凉的石头上，为自己当时不应有的谦恭感觉深感羞愧。难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一闪念，别人不可能看破的，方感安定一些。
可想起那些同志的热情劲儿，心里又不受用了。他知道自己在干部中很有威信，大家尊重他，敬畏他。但他们今天表现得太热情了。那已不是以前感受到的那种下级对上级的热情，而是老朋友见面似的那种热情。热情的程度深了，档次却低了。不同级别、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热情有不同的分寸；由不同的热情分寸，又区分出不同的热情档次。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很敏感。这么说，那些人在心里已开始用一种水平视角看我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快就降了一格，那么以后呢？有人干脆称我老书记了，那是有意区别于新书记吧。这些人，何必还那么热情呢？哦，对了对了，我今天倒帮了他们的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充好人的机会让他们好好表演一下自己的大忠大义。你看，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人家陶书记退了，我照样尊重别人：陶凡愤然想道，我可不要你们这种廉价的热情！刚才办公室楼梯口不到两分钟的应酬，这会儿令陶凡满脑子翻江倒海。不觉背上麻酥酥地发冷，打了一个寒颤。座下的石头凉生生地像有刺儿，连忙站了起来。因刚才坐姿不对，双脚发木，又起身太快，顿时头晕眼黑，差点倒下。赶紧扶着石墙，好一会儿，才镇住了自己。这才发现左手被荆刺扎得鲜血淋漓。
秋日的天空，深得虚无。满山桃叶凋零，很是肃杀。陶凡顿生悲秋情怀。马上又自责起来。唉唉，时序更替，草木枯荣，自然而已，与人何干？都是自己酸溜溜的文人气质在作怪！
王嫂买菜回来，见陶凡孤身一人站在院中，吓得什么似的。忙将菜篮丢在地上，先跑去开了门，连问陶书记等好久了吗？又责怪自己回来迟了。陶凡说没事没事，刚到家。进了屋，王嫂才看见陶凡的手包了手绢，问怎么了？陶凡只说没事没事，进了卧室。王嫂是很懂规矩的，主人在家时，她从不进卧室去，只有陶凡夫妇上班去了，她才进去收拾。这会儿她见陶凡有点想休息的意思，就不再多问了。
陶凡在床上躺下了。偏头看了一下壁上的石英钟，已是十点半了，这才知道自己独自在门外呆了两个多小时。
夫人下班回来，见陶凡躺下了，觉得奇怪：“怎么不舒服吗？老陶？”
陶凡说：“没事没事，有点儿困。”
他不想告诉夫人自己在屋外冰凉的石头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说了，夫人也只会怪他死脑筋，怎么不知道给她打个电话？他那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夫人也不可能理解。想到这里，一股不可名状的孤独感浸满全身。
陶凡渐渐地觉得头很重，很困，却又睡不着。到了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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