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之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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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却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似乎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有点这个味道。他早就发现，张兆林任地委秘书长时，还发一点脾气，后来是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性子就一天天平和起来，说话便云遮雾罩了。
　　这次的老干部工作会是最有规格的一次。张兆林同志始终在场，并做了重要讲话。说老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丰富的经验永远值得我们吸取。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我们民族自古有尊老美德，《礼记》上说：


　　“年九十，天子欲问其事，则至其室。”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把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云云。
　　陶凡始终被尊在主席台上。他是这么多年来惟一在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干部。因为他的缘故，老干部被空前重视起来。
　　他想这是很正常的事。依这么说，他陶凡若是女同胞，妇女工作就会受到高度重视了；他陶凡若是残疾人，残疾人也会搭着享福了。而他影响力的时效一过，一切又将是原来的样子。类似现象，他早有感触。
　　陶凡坐在主席台上，神情专注，心思却全在会外。这类会议，他根本不用听主题报告，也不愁编不出几句应景的话。
　　陶凡自己也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刚到这个地区时，他J解到这里干部很排外，要想站稳脚跟，光有上头支持还不行，还得争取本地每一部分力量。而老干部，尤其是这个大院内的老干部，是万万忽视不得的。但凡事都有惯例，是轻易突破不得的。一旦突破了，人们就神经兮兮起来，生出许多很有想象力的猜度。中国官场，人们很习惯琢磨领导人的言行，所以，官场行为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陶凡深悟此道，在对老干部的重视上做得很艺术，既得了人心，又不违惯例。可张兆林这次做得太露了，他分明是在向我暗送秋波，明白人一眼就能看破玄机，会背后笑话他的。
　　不过陶凡也理解张兆林。老干部们一天到晚舞着剑，打着门球，下着象棋，哼着京戏，似乎也成不了什么事。但他们要败一桩事，倒一个人，也不是做不到的。陶凡任职期间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忽视任何人。按他的理论，越是小人物，自尊心越易满足，也越易伤害。当一个卑微的生命受到侵害时，他可以竭尽生命潜能对侵害者实施报复，直至毁灭别人。老干部们因为往日的身份，或许有过大家风度，但退下来之后，他们心理的脆弱超过任何普通的小人物。
　　陶凡想到这些，觉得张兆林小觑了自己。他相信自己将是超然的一类，只会优游自在地打发时光，不会对任何人施加影响。
　　有人讲他有虎威，可他觉得那是天生虎气所致，自己从来没有逞过威。张兆林或许还忌着他的虎威？你们说我有虎威，那是你们的感觉，关我什么事？难道要我成天对你们扮笑脸？
　　可你张兆林的确没有必要有意同我扮笑脸。
　　陶凡觉得虎威之说，对自己不利，让张兆林难堪。
　　张兆林请陶凡同志做重要讲话。陶凡并不起身到前面的发言席上去，仍坐原位。张兆林便将话筒递到他面前。陶凡慢条斯理开了腔。讲话的大意是，老同志退下来了，最大的任务，就是休息：颐养天年。这同张兆林讲的请老同志发挥余热，支持工作的思想暗相抵牾，又不露声色。陶凡只讲了短短几分钟。这几分钟内，会场上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越过前面的张兆林，集中在陶凡身上。这场面给张兆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
　　桃岭上，像陶凡家这般式样的房子共二十来栋，布局分散，让桃树遮隔着。住户都是地委、行署的头儿，这是当初按陶凡的意思建造的。他在这里当了两年地委副书记，十年一把手，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位前任。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似乎都有他的影子闪烁其间。机关院内这座小山上的桃树是他让栽的，桃岭这个山名是他起的，桃岭西头的桃园宾馆是他命名的，桃园宾馆四个字当然也是他题的。渐渐地，桃岭成了这个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下面干部议论某些神秘事情，往往会说这是来自桃岭的消息。
　　陶凡从自己家步行到桃园宾馆只需六七分钟。地区的主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现在地区召开全区性重要会议，陶凡都被请了去，坐在主席台上。每次都是张兆林事先打电话请示，临开会了，步行到陶凡家里，再同陶凡一道从桃岭上小道往宾馆去。陶凡一进入会场，张兆林就在身后鼓掌，全场立即掌声如雷。陶凡当然看得出张兆林的意思。张兆林一则明白自己资格嫩，要借他压阵，二则亦可表明对他的尊重，争取他的支持。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
　　陶凡在这一类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
　　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夫人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助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二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道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推辞。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应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
　　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但隐者心境很快又被一桩俗事打破了。老干部局多年来都打算修建老干部活动中心，陶凡在任时，一直不批。他争取老干部的主要策略是为他们个人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白了，就是为人办些私事。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之类，虽然事关老干部切身利益，却是公事，他不批准，并不得罪哪位具体的老干部，他在老干部中的形象丝毫无损。摆到桌面上，大家也理解。财政不富裕，修学校都没有钱，还花五六百万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群众会有意见的哪！如今他卸任了，老干部局又向地委、行署打了报告。因物价上涨，现在预算要七八百万了。张兆林接到这个报告很不好处理。不批吧，老干部局反映多年了，其他各地市都修了。批了吧，又有违陶凡一惯的意见。他的本意是想批了算了，原因却与重视老干部的意思无关。原来新提的几位地委、行署领导现在都还住着县处级干部的房子。
　　想修地厅级干部楼，却又碍着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修，不便动作。左右为难，便同老干部局向局长讲：
　　“我们地区财政穷，不能同别的地市比。艰苦一点，相信老同志也会理解的。依我个人意见，可以缓一缓。你请示一下陶凡同志，要是他同意修，我会服从的。老向，陶凡同志那里，你要注意方法哪！”
　　向局长领会张兆林的意图，跑去给陶凡请示汇报。陶凡一听便知道是张兆林推过来的事，心中不快，打断了向局长的话头：“不用向我汇报，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还汇什么报？我原来不同意，现在自己退了，也是老干部了，又说可以修，我成了什么人了？老干部的娱乐活动设施要建设，这上面有政策，是对的。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呀！我们老同志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要当了干部就贵族气了。我们还可以打打门球哩，还有那么多老农民、老工人他们打什么去？”
　　陶凡很少这么发火的，所以很客气地将向局长送到小院外的路口，握手再三，安抚了一阵。
　　第二天上午，陶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电话，叫他放聪明一点。声音凶恶而沙哑，一听便知是伪装了的。陶凡气得涨红了脸，倒并不害怕。
　　此后一连几天都这样，陶凡怎么也想不出这电话的来头。
　　那完全是一副黑社会的架势，可他从来没有直接招惹过什么恶人。他的电话号码也是保密的，一般人并不知道。夫人吓得要死，问是不是让公安处胡处长来一下。陶凡说不妥，那样不知会引出多少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等于自己脱光了屁股让别人看。他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给邮电局，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可是清净了几天，匿名电话又来了，更加凶狠恶毒。这回真让陶凡吃了一惊。这电话号码，他只告诉了地委、行署的主要头头和女儿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这个小小范围同匿名电话怎么也牵扯不上呀。
　　关隐达同陶陶回家来了。关隐达断定那电话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有关。怎么可能？陶凡一听懵了。关隐达分析道：“明摆着的，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消息一传出，建筑包工头们就会加紧活动。有人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批准的，就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您现在一句话不让修，包工头白送了礼是小事，要紧的是损失了一笔大生意，怎么不恨您？”
　　陶凡听着关隐达的推断，气得在客厅走来走去。“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混蛋了？”
　　关隐达明白陶凡讲的这些人指谁，便说：“也不能确定是谁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查也是查不出来的。但可以肯定，打匿名电话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指使。那些包工头都是些流氓，没有人教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陶陶吓得全身发抖，跑去拉紧了窗帘，好像生怕外边黑咕隆咚地飞进一条彪形大汉。她劝爸爸就让修吧，难道怕用掉了您的钱不成？夫人也说是呀，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了，顶着干吗呢？
　　自从政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大胆地忤逆过他，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愤愤地说：“本来我就不想管，他们要这样，我坚决不让修，看把我怎么样？”
　　关隐达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来直去同陶凡讨论问题的。一般事情，凭陶凡的悟性，一点即通，多讲了既显得累赘，又有自作聪明之嫌。但陶凡这几年是高处不胜寒，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讲得直接一些。他还从刘培龙那里隐约感觉到了张兆林在这件事上的真实态度。
　　陶凡在客厅来回走了一阵，心情稍有平息，坐回原位。关隐达便委婉劝了几句，陶凡一言不发。窗外寒风正紧，已是严冬季节了。
　　次日，陶凡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他说：“这几天同一些老同志扯了扯，他们都要求把活动中心修了算了，老同志也体谅财政的困难，说预算可以压一压。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
　　这是我欠的账，现在由你定了。“张兆林说：”我原来也是您那个意思，缓一缓，等财政状况好些再搞。可这一段我老是接到老干部的信，火气还很大哩。都是些老首长，我只有硬着头皮受了。好吧，地委再研究一下，争取定下来算了。“
　　打完这个电话，陶凡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身经百战的将军第一次举起白旗也许就是这种滋味。
　　陶凡很安逸地过了一段日子。一日，偶然看到本地日报上的一则有奖征字启事，他的心情又复杂起来。原来地区工商银行一栋十八层的大厦落成了，向社会征集“金融大厦”四字的书法作品，获征者可得奖金一万元，若本人愿意，还可调地区工商银行工作。其实这则启事夫人早看到了，觉得蹊跷，便藏了起来。可陶凡看报一天不漏，几天都在问那报纸哪里去了。
　　夫人不经意的样子，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偏偏王嫂很负责，翻了半天硬是找了出来。陶凡便猜到报纸是夫人有意收起来的。夫人用心良苦，可见自己很让人可怜了。往常，那些稍稍认为自己有些脸面的单位，都跑来请他题写招牌。他明白有些人专门借这个来套近乎，也并不让他们为难。只要有空，挥笔就题，当然不取分文。也有个别人私下议论，说地委书记字题多了，不严肃，他也不在乎。说郭沫若连北京西单菜市场的牌子都题，我陶凡还没有郭老尊贵吧。
　　如今工商银行搞起有奖征字来，不是很有些意思了吗？
　　老干部老沈，处事糊涂，人称老神，神经病的意思。老神老来涂鸦，有滋有味。一日，跑到陶凡那里，鼓动陶凡参加有奖征字。老神偏又是个爱理闲事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征字活动的来龙去脉。原来，工商银行李行长去请张书记题字，张书记说：“金融大厦是百年大计，最好不请领导题字，也不请名人题字，干脆搞改革，来一次有奖征字。”
　　陶凡自然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知道了事情原委，他也表示理解，就是心里不好受。这天晚上，工商银行李行长登门拜访来了。坐下之后，讲了一大堆这么久没有来看望之类的话。
　　这位老李在他印象中一直还是不错的，是否为征字的事过意不去？闲扯了半天，李行长果然讲到了这件事。他说碍于面子，去请张书记题字，原以为张书记肯定会谦让，推给陶书记题的。但张书记这么一定，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陶凡朗声笑道：“老李呀，可不准在我面前告兆林同志的状哪！兆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依我看，这还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征字活动，在我们这闭塞的山区，可以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哩！您向报社转达我的建议，可以就这次有奖征。
　　字组织一次讨论，让全区人员增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智力劳动的意识。“
　　李行长点头称是：“陶书记看问题的角度总比我们要高些，领导就是领导。”
　　报纸专辟了一个“征字擂台”栏目，每次登出入围作品数副，并配发一两篇讨论文章。陶凡很留神那些书法作品，但对按照他的建议组织的那些讨论文章并不在意。搞了一个月的擂台，终于评选出了一副最佳作品。获征者为一中学教师。陶凡仔细看了此人的简介，似曾相识。回忆了好一阵，才想起同这位教师也算打过交道。原来，陶凡在任期间，有些涂得几笔字的人总想借切磋书道之名同他交结，用意不言而喻。有回，一位乡村中学教师致信于他，要求调进城来，陈述了若干理由，信中附了一副“翰墨缘”中堂，旁书“敬请陶凡先生雅正”。
　　字倒有些风骨，陶凡暗自喜欢，但“陶凡先生”四字让他觉得特别刺眼，便在信上批道：乡村中学教师队伍宜稳定。转教委阅处。


　　现在这位中学教师既得奖金又调工作，双喜临门了。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有意思。
　　征字的事在陶凡的心里掀起了一点波澜，很快也就过去了。可张兆林的一些话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他有些起火。据说张兆林在一次会上讲到提高领导水平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更新知识，既要有一定专长，更要争取做个通才，特别是要懂经济工作，不要满足于自己的一技一艺。张兆林的这番话本也无可挑剔，但陶凡把它同征字的事联在一起一想，怎么也觉得是影射他。
　　陶陶这一段三天两头往爸爸妈妈这里跑，独个儿来，一住就是几天。陶凡两口子感到奇怪。妈妈说：“你要注意影响，老不上班，隐达在县里不好做人的。”
　　陶陶说：“我请了事假休病假，休了病假还有公休假，关谁的事？”
　　妈妈见女儿讲话这么陡，猜想他们小两口可能是闹矛盾了。一问，陶陶更加来气：“我累了想休息有什么不对？他公务繁忙，还有时间同我闹矛盾？”
　　陶陶在父母面前平时最多撒撒娇，从不这么说话的。今天弄得陶凡夫妇面面相觑。
　　一家人正不愉快，老神跑了来，告诉陶凡，说他发现有几家单位把陶书记题的牌子换掉了，很义愤的样子。陶凡笑呵呵地说：“老沈呀老沈，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还以为发生地震了。”
　　老神走后，夫人很不高兴。这个老沈真是老神！
　　陶凡一言不发，只是喝茶。夫人知道他心里不好受，却不知怎么开导。屋子里静得似乎空气都稀薄了。
　　陶陶突然在一旁发起议论来：“爸爸您也别在意。您还算是有德有才的人，做了十几年官也问心无愧。其实老百姓看待当官的就像看待三岁小孩一样。三岁小孩只要能说几句口齿清楚的话，做一件大人意想不到的事，立即就会得到赞赏，被看做神童；当官的也只要会讲几句话，字只要不算太差，大家就说他有水平。其实在平头百姓中，能说会道、书法精湛的太多了，水平也都在那些当官的之上。官场，就那么回事！”
　　夫人脸色严肃起来，叫住女儿：“你太不像话了！”
　　陶凡朝夫人摆摆手，说：　“别怪陶陶，她讲得很有道理。　特别是她那个三岁小孩的比方，真叫我振聋发聩！要是早几年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受益不浅的。”
　　陶陶流露的是对官场的鄙夷，而陶凡得到的却是另一种感悟。是啊，我们的人民确实太宽宏了，他们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要求并不高。但我们有些人，对人民并不算高的期望都不能满足啊！想到这些，似乎个人的委屈并不重要了，暂时不把题字被换的事放在心上。晚上关隐达来接陶陶回家。说通通在家吵着要妈妈，他又忙，没法招呼儿子。陶陶说：
　　“爸爸退休了，闲着没趣，你又忙，只有我多回来看看。才回来几天，你就急着来接了。”两人见面，也都平和，看不出什么破绽。二老也不好相劝，只招呼关隐达吃了饭，叙了一会儿，便让删1走了。
　　原来关隐达近来一直情绪不好。刘培龙马上要调任行署副专员，按常规，应是关隐达接任县委书记。但传出的消息对他不利。心情不好，在外强撑着，回家难免有些脸色。陶陶便以为丈夫怪她父亲影响了他，心里有火。关隐达怕添误会，索性懒得解释。于是双方都闷在心里生气。
　　陶陶回家后，陶凡这里清静了好些时日。太清静了，又有点发慌。便常到桃岭上散散步。走着走着，竟鬼使神差地往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