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绣花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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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　作者：张宝瑞
张宝瑞简介
张宝瑞与曹禺

　　张宝瑞与金庸

　　张宝瑞，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社会活动家，1952年8月23日出生，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理事，金蔷薇文化沙龙主席。他197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从事小说、影视剧本、诗歌等创作。他是中国“文革”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一只绣花鞋》、《梅花党》、《落花梦》、《叶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他又是我国当代内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醉鬼张三》、《八卦掌董海川》、《太极奇侠传》、《东归喋血记》、《形意游侠录》等。金庸、梁羽生、萧逸都对他的武侠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描写当代中青年知识分子情感历程的长篇小说《你到底想要什麽？》、《人为谁活着？》、《老庆》等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还编剧上演电影《醉鬼张三》；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八卦掌董海川》、《儿童城…中国独生子女启示录》、《神医朱丹溪》等。

　　他又是书画家，早在文革时期他就为自己创作的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配置插图，其人物形象颇有特点，栩栩如生。如姜太公隐士国钓鱼、郝隆街头晒肚皮、李白诗客国举办赛诗会、贾宝玉大观园重开梅花社、秦始皇阿房宫反省击筑台、孔子夜闯烟花巷等。他笔下的各色人物寥寥几笔，人物呼之欲出。近年来他的水墨画人物和花鸟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灵气十足，气韵生动，充溢着浓烈的古典文化气息。米颠拜石的癫狂，贾岛骑驴的痴迷，敦颐爱莲的怡然，李白醉酒的放荡不羁，李清照的孤芳自赏，琵琶女的哀怨，都达到出神入化的意境。尤其是钟馗的形象点线结合，虚实相间，神韵顿生。他笔下的小沙弥、达摩、庄周等只用几条线，人物形象便惟妙惟肖，使人流连往返。

　　张宝瑞的书法作品气势磅礴，似有万钧之力。他写的诗词多是自己创作，他有旧体诗的雄厚功底，早在文革时期就写过《咏史一百零二首》，并写过一部论述古典诗词格律的著作〈墨海淘沙〉，现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70年代北京的鹫峰、仙人洞、八大处等处都曾留下他的诗词墨宝。

　　张宝瑞已列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优秀人才大辞典》、《中国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辞典》等辞书中。

　　像张宝瑞这样才华横溢的才子，周围朋友如云，时常鲜花簇拥；他在鲜花、彩云的环绕之中，用心观察和体验人生的真谛。在这个充满着灵气和卓识的文化圈中，应者如云。虽然有的已飘洋过海，但是这个金蔷薇文化沙龙却香火不断，而且愈来愈盛。这跟张宝瑞的个人品质和魅力分不开。而张宝瑞又从这个文化沙龙的成员中，汲取了大批的创作素材。

　　张宝瑞1952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美丽善良的母亲对他年小时影响不小，母亲给他买来大批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连环画，这对他的文学修养的形成，文学创作的发展和书画艺术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3月1日他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直到十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整整10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张宝瑞说：“工厂的十年生活就像一场梦，这场梦是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中度过的。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真有点‘江舟蓑笠翁，群钓寒江雪’的意境。”当时张宝瑞住在北京东城喜鹊胡同的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左邻一个西洋式小楼，大门时常紧闭，后花园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藏着一个喜鹊窝，胡同得名于此。《一只绣花鞋》中的梅花组织北京总部也取材于这座神秘的小楼。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在他家屋前的葡萄架下创作他的小说，绘画他的作品。院里栽的白丁香飘来淡淡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呻吟声。“开饭了！”善良的妈妈喜盈盈的一声柔唤，让他从遥远的遐思中返航……2001年的春天，当他和电视台的记者重踏这片令人难忘的故土时，古老的胡同已悄然无迹，只有那座小洋楼风景依旧，那棵风韵十足的秋海棠在如血残阳中徜徉。妈妈的呼唤也已逝去，她已长眠在京西柿林环绕的墓园之中……

　　张宝瑞面对已有的成功毫不满足，这使我们不禁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张宝瑞不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挑战中，经历一个又一个境界的叠进，实现其人生的飞跃和升华麽？书包网　www。87book。com
文革手抄本代表作家张宝瑞访谈录
访谈者：汪兆骞　著名文学评论家　原《当代》副总编辑

　　被访人：张宝瑞　当代著名作家　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落花梦》等的作者　电视剧《梅花档案》的原著

　　汪兆骞：根据你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的24集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最近在全国播出，引起热烈反响。号称“内地版《午夜凶铃》”，是中国首部悬疑惊悚电视剧。据广东省收视调查网最新调查显示：《梅花档案》最高收视率达到20。14点，平均收视率为18。1点。湖南经视播出《梅花档案》一剧时，收视率最高点竟达到40个点。你作为原著作者如何看待这部电视剧？根据你的文革手抄本名著《一只绣花鞋》改编的15集广播剧《一只绣花鞋》，被评为2002年中国广播剧三等奖。

　　张宝瑞：这部剧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进入中国电视剧史，其基本原因：一是定位于中国首部悬疑惊悚电视剧，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解放，是重大突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二是在文革时期流传最广的一部手抄本作品，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试想，经历过那个文化饥荒年代的人有哪一个没有听说过梅花党的故事？又有哪一个不知道绣花鞋是特务接头的信物？我要感谢制作集体。

　　汪兆骞：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大麽？

　　张宝瑞：比较大，但是基本上保留了文革手抄本的特色，如一幅梅花图、太平间的秘密、五朵梅花、人体炸弹、白薇身体上的梅花图等。如果完全按照原著去拍摄，费用太高，因为原著涉及梅花党在大连、重庆、南京、北京、武汉、香港、台湾，甚至巴黎、仰光、吉隆坡、缅甸金三角等地方。

　　汪兆骞：你觉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何在？

　　张宝瑞：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麽恰当。你们想一想；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古代；因为印刷技术不发达；人们习惯于手抄文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间流传的。而”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我是老三届老初一的毕业生；1969年3月进入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不久当生产班长。在班里有十几个人。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我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于是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到该干活的时候，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哥几个抄家伙干活了！”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那时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年年几乎都是厂里的生产冠军。我最初讲的是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太平间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等，绣花鞋特务的接头信物。这是描写解放前后我侦察员与敌特斗争的故事。敌特梅花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带有梅花标志，党魁白敬斋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梅花组织第二号人物黄飞虎也有两个风韵十足的女儿，号称“五朵梅花”，手段各有千秋。当时的故事有的我写下来；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在初步统计流产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我始终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我觉得，着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汪兆骞：你觉得在文革中创作的20多部作品中最喜欢哪一部？

　　张宝瑞：1971年至1973年创作的《落花梦》，它流传并不广泛，但是它深刻，是那个失语时代的叛逆作品。

　　汪兆骞：我看过这部作品，我也想象不出这竟出自文革时期一个19岁的青年工人之手。首先它在故事情节上一反“革命文学”套路，而是笔随性情、姿意而为，勾勒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天国世界。金陵才子陈洪波前往东海寻找蓬莱仙境，却在凄清悲凉的落花楼进入梦境。他在落花楼巧遇落花仙子骆小枝，两人一见钟情，于是偕伴同游天国。在游历圣人国、颠倒国、美女国、诗客国、名利国等天国列国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出现的以及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王将相、隐者仙人、文人墨客、烈女荡妇、奸臣匪盗一一出场，与陈、骆二人结下或敌或友的渊缘，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神怪故事。且不说整部小说情节上的荒诞离奇、跌宕多姿；几乎所有古代文化名人、重要作品的主角人物都能在此书中找到一席之地。难以感叹，文化禁锢时代竟能涉猎如此广泛的封建“毒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你创作“落花梦”时年仅19岁，一个19岁的青年，要想把中国浩翰天边的古典文化浓缩到一个空间里，既便这是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独特环境，没有对文学的深度接触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没有人敢把这么一本汇聚众多“毒草”的“毒物”昭之于众，但并不意味人们因此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它却成为那些深受文化饥渴之苦的人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张宝瑞：我认为《落花梦》是那个###年代不可言说的精神支柱，它更为众多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与文学“亲密接触”的桥梁，这是“失语”时代不可忽略的言说。当站在某一个现时条件下看待往昔的文学史时，这个文学史的全部声音、色彩、具象的实体运动等都已消失，剩下来的只有符号化凝固遗留的“痕迹”。　汪兆骞：当自由的话语权被剥夺，主流话语用干涩的声调不断地向人们布道时，你只有求助于荒诞了。所以在中世纪，但丁用《神曲》来总结历史，评价现实；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就有了《落花梦》这样的游戏小说。它是一个19岁的炉前工在那个拒斥古典的时代，用整个传统文化说的一个认真的游戏。你仿佛拿着一个内能巨大的月光宝盒在历史文学的时空中自由穿梭，和一位位历史名人、文化名人甚至文学人物结一场绝古旷今的“镜花缘”，让逝去的或虚幻的面孔来聆听你真实的呼喊，在现世的无言中与书中的相识在纸上同游……狂欢般的喧哗都是你独语的回声，夹着亘古不断的长雷滚滚而来，激荡着你的身心，于是你尝到了自由。而你笔下的古典又是着我之色彩的古典，在既定中率性因而荒诞，荒诞因其自由而真实。小说中全部的喜怒哀乐，生旦净丑，究其微旨，不过是自由与真实罢了。而那个时代的文学最难得的，亦不过是自由与真实罢了。所以你选择了古典，选择了荒诞，也因此给这部奇书带来了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这部小说其一，用近乎完美的古典小说的外壳，从八字双排的目录到星罗棋布的旧体诗词，几乎杂揉了所有类型的古典小说模式，这样的一部小说出现在“文革”时期可以说为断代已久的古典小说创作道路后续了一支香火，对于当代文坛的创作仍有相当的意义。此外，我国古典小说一向具有民间的色彩，反映着市民阶层的趣味，而你则具有精英的文化修养。其二，这部小说在古典的外壳下，是不折不扣的荒诞的内容。不仅通篇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错位，你还毫不手软地玩耍颠覆着一切经典、模式和威严，九十年代我们看“大话西游”会觉得新鲜、过瘾但不会奇怪，但七十年代初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了一本“大话全部古典”就有了非常先锋性了。若说这是一部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启之作，恐怕亦不为过吧。总之，这是部兼具阅读价值与研究价值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30年以前古典的落花曾在地下悄悄地开放，荒诞的梦境比清醒更真实。

　　张宝瑞：首先，《落花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早在那个时期就愤怒地鞭挞了“买官卖官”现象；可以说与当今社会的某些腐败现象如出一辙。枚千颂（谐音没钱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于没有钱贿赂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考布尚（谐音考不上）虽然考绩糟糕，因为有钱贿赂而当上了高官。作者诗云：“寒风落叶泪千行，满腹才学满纸香。无奈茅空官场落，只将考榜做钱箱。”招贤国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高度赞扬了燕昭王任人唯贤，批评了任人唯亲的现象。“年纪大小，各有鹏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领。有背琴持囊，堂堂仪表；有佩剑握囊，谦逊简恭。有诗书满腹，玉立婷婷。有心机满腹，丝丝哭声。这黄金台上，聚集着多少江湖贤客、山野逸民；这昭王腹中，藏着多少任人唯贤、赏罚分明！”《落花梦》对秦始皇有新的评价，秦皇反思过失，汲取教训，在暴君国阿房宫高筑击筑台，纪念当年高渐离刺杀之举。

　　汪兆骞：因为根据你的原著《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在广东、上海、重庆、湖南、湖北、东北等地播出，一路飙升，我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谈一些？

　　张宝瑞：应该说，我6岁到22岁时的旧居北京东城喜鹊胡同10号大院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他们一个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疯了以后经常在下雨天从屋里跑出来，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个属政治型，他是涂家老太太的丈夫，经常骂共产党，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张着大嘴，挺可怕。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十号大院唯一的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的对面，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是女十三中的老师，别人都叫她王老师。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最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着王老师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王老师的父亲是一个瘦弱的老头，从来不说话。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险，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里的那个周老板。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很摩登，穿着时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十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院子有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院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西洋式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楼，有地下室，其实，这就是我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抗战时是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解放后，有个副部长居住那里。　

　　汪兆骞：你对诺贝尔文学奖如何看？

　　张宝瑞：试想一个小里小气诺诺唯唯的人怎麽能写出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怎麽可能有大手笔？十年前诗人汪国真曾说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有的人还嗤之以鼻，但我觉得汪很可爱，他起码还有这种勇气。诗人北岛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使人惊喜，它毕竟是华人世界的骄傲，他得奖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但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师出有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智商并不低。

　　汪兆骞：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牵扯到对文学的看法，你对文学究竟如何看？

　　张宝瑞：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本身不能主观地带有宣传色彩，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地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影响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教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为伍。我的妻子是清代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后代，2002年秋天，我专门到山东淄博老蒲的故居探访，有意外的收获。原来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他当时守着一眼老井柳泉，烧了茶水，拦住过路人讲故事和掏故事。他屡试不第，但我想他想当官是为了当一个好官，有所作为，而不是想当一个贪官。他虽然连一个科级的官也没有当过，但他的名声和贡献要比他的同乡担任高官的王世桢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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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兆骞：我知道你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八卦掌董海川》、《醉鬼张三》、《太极奇侠传》、《东归喋血记》……这9部小说结集为《中华武林长卷》，横跨唐、宋、元、明、清、民国千余年。梁羽生、萧逸、刘绍棠欣然为你写序，被人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