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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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　
　　军统的抗日历史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一说为1932年）。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共产党人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刺杀、颠覆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BIS“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BIS“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BIS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6处。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答复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下面抄录的两则电报，就是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中当时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　
　　其一：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1941年5月13日　
　　电文：　
　　（一）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转　
　　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　
　　（二）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发报：东京　
　　收报：檀香山　
　　时间：1941年9月24日　
　　等级：绝密　
　　电文：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艇活动状况：　
　　（一）珍珠港分5个水域：甲水域（佛德岛与武器库之间）乙水域（佛德岛之南及西）丙水域（东流之江面）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面）戊水域（西流之江面及其通路）　
　　（二）军舰与航空母舰只须报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说明舰型、舰种。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军舰靠港时，盼照实登记。　
　　12月3日，池步洲又于12月3日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激动不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　
　　（一）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二）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霍实子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对于这个重要情报，霍实子也不敢怠慢，马上送交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所记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5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中共中央特科转载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　
　　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　
　　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　
　　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　
　　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　
　　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　
　　，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　
　　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　
　　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扞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　
　　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　
　　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　
　　—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　
　　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　
　　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　
　　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　
　　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　
　　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　
　　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　
　　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　
　　。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　
　　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　
　　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　
　　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　
　　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　
　　、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　
　　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　
　　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　
　　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　
　　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　
　　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　
　　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　
　　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　
　　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　
　　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　
　　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　
　　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　
　　。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　
　　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　
　　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　
　　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　
　　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　
　　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　
　　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　
　　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　
　　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　
　　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　
　　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　
　　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　
　　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　
　　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　
　　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　
　　。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　
　　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　
　　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　
　　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　
　　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　
　　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　
　　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　
　　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　
　　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　
　　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　
　　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　
　　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　
　　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　
　　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　
　　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　
　　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　
　　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　
　　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　
　　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　
　　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　
　　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　
　　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　
　　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　
　　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　
　　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　
　　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　
　　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　
　　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动的王”。这　
　　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　
　　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　
　　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　
　　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　
　　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　
　　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　
　　了叛徒。　
　　这天中央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　
　　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　
　　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　
　　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　
　　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