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杜月笙野史-第3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息相通。
将这几个人勉强分配好房间以后，再要住人，便毫无空隙。厨房边一小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因此，二楼陈太太一度由台湾到香港，她反倒住进新宁招待所，三楼孙太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的太太先带小孩到香港，住过九龙李丽华的房子，后来杜维藩乘海轮抵港，一家６口便花两万港币，在建华街买了一层楼，而跟同从上海来的王新衡隔街对门。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杜维屏住堡垒街，杜维垣、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嫁给了金元吉，她是金公馆四少奶，金廷荪由上海带出来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抵达香港后杜月笙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加以当时环境之所限，心情萧索，早已失却创办事业养家活口，作长期打算的壮志雄心。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他自己每月要港币两万以上的庞大医药费用，光只坚尼地一处一月开销至少也得港币６万之数，杜月笙带一大家人到香港，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只好“坐吃山空”，用光为止。这位当代闻人、挥金如土的上海大亨杜月笙，１９４９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一共只有两笔财产，其中之一，是美金１０万，当年曾因预储子女教育费的关系交给了好友宋子良，请他带到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约有美金３０万，这是出卖杜美路那幢渠渠华厦之所得，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早已提出预存于香港，留下来应付杜月笙逃难到香港的生活所需。
杜月笙一家人迁居香港不久，便有一笔找上门来的好生意。
说起来，这是一位热心朋友好意帮忙，想给杜月笙在一进一出之间，赚一大笔钱。这位朋友是四川人，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据他所知，四川猪鬃量特多，价格又低，又碰上了时局关系无法出口，因而一跌再跌，已经跌到成本之内，这位四川朋友早已决定斥集巨资大事搜购，并且他已接洽好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代为运港，这批猪鬃运到香港以后，即使比市价再低的话，也可以有三倍五倍的利息。
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朋友极靠得住，生意更是十拿九稳，加若干股子进去，也许便在数日之间，就可以赚个三倍五倍，有这种好生意不做，更待何时？
但是杜月笙听过之后，却一口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他推说：“我现在没有现款。”
而这笔生意由于争取时间的关系．必须立时立刻拿出钞票来，杜月笙放弃了大好发财机会，他身边的顾嘉棠则食指大动，他不惜倾家荡产，把他从上海带出来的３０万元黄金甩下去，满心赚个百把万美金。顾嘉棠在“小八股党”首领之中最善理财，他平素的作风“只进不出”，恰与杜月笙的“挥金如土”成对比，所以他省吃俭用的积蓄，尚且超过抵港以后的杜月笙，这一次是他一生一世最大的一笔投资。
当顾嘉棠满怀希望欣然加入的时候，四川朋友告诉他，大部分的猪鬃都已经收购好了，货色集中在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开始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这时，解放军才只攻下了巴东，川边吃紧，成都、重庆犹仍安如磐石，解放军跑得再快，也不可能猛一下便威胁到成都，因此，顾嘉棠交付过股款以后，便笃定泰山地等着赚钞票。
万万料想不到，猪鬃方待启运，１１月１０日一早，翻开报纸一看，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带了１２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投共，使全国各线空运全部中断。
这是成为令人极为震撼的一条重大新闻。
这一条重大新闻，对于顾嘉棠和那位四川朋友，震撼的程度尤足惊人，两航反戈，航线
中断，运猪鬃的合同无人负责，大批的猪鬃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可资利用，这一个打击对于当时的顾嘉棠来说未免太大，四川朋友本人蚀了美金３００万，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带出来的全部家当美金３０万元全部蚀光，沉重的打击使心宽体胖的顾嘉棠长吁短叹，愁眉不展，见了熟人便一声苦笑地说：
“一票猪鬃，蚀脱我１８磅。”
他是在说家当蚀光以后，他的体重骤然减轻了１８磅之多。
在香港时，气候一变，杜月笙喘病又发，杜月笙治喘照样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子的医生，中医有４位，西医则３名，这７位医师都不是碌碌之辈，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由于中西药石兼投，医生一多，意见难免分歧，究竟该用谁的医法，该吃哪位的药，家人不敢做主，惟有杜月笙自己决定，因此之故，“久病成良医”的说法应了验，杜月笙反而变成自己的主治医师了。加以亲眷朋友，来往探病的人为数不少，人人对他表示关怀，贴心，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弄得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几个月下来的结果，他曾自嘲地说：
“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杜月笙本人无法拿出定见，决定只请哪一位医师主治，别人更不敢代出这个主意，“群医咸集，药石纷下”。对于他的喘病毕竟是益少害多，以杜月笙的“急病乱投医”的情况，是很难治疗得好。
局势危急，仓皇出逃（1）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后，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间徐蚌会战又起，江南局势越来越紧，风声鹤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张淦兵团在搭口布防，４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国共战事已经接近长江北岸，从这个时候开始，麇集而来的难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间，就达到了数十万。
１９４８年阴历年前，浦口战云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数惊，于是，连南京的商卖百姓，
升斗平民，也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了逃难行列。而这时逃难的目标只有上海一隅，因为往上海逃难有钱人可以乘飞机、轮船，逃赴国外香港或台湾，中等人可以沿沪杭南、浙赣、粤汉铁路逃到广州或西南，无钱的人万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讨饭讨到上海也不怕”，就是为求解决生活、衣食，上海也远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时间南京下关车站一片紊乱，车站外的大广场，难民餐风露宿，或坐或卧，也不晓得挤了若干万人，月台上，更是万头攒动，挥汗如雨，车站秩序完全破坏无遗，用不着买票、验票与剪票，火车站的司乘人员，面对着蠕蠕而动的人潮束手无策，难民们惟有从车站广场尽头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挤，好不容易等来一列火车，月台就近的人一拥而上，直到车顶、车衔头，甚至车厢下火车轮子两旁，都绑满了急于到上海的难民，火车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时间地向东驶走。
就这么一车车的难民往上海市送，数日之间上海难民多达十数万人，有钱的住旅馆或者出黑市高价买机、车、船票，继续登上逃难的旅程，有亲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还有大多数走不了，也无亲友可投的，便迫于无奈，他们在严冬季节不能困马路，睡水门汀，于是只好纷纷住进庙宇，祠堂、公庙、学校……转瞬之间，上海凡有屋顶的公众场合全部住满，可是，还有大批的难民，在源源不断地来。
难民涌到上海，开始还只是住处的恐慌，随后不久便演变成严重的衣食问题。上海市政府虽然可以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冻馁而死，但是，却怕这些难民濒临饥寒交迫的边缘会去铤而走险，有十万以上的饥民出现上海街头，上海滩的治安马上出现了问题。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来庞大的救济经费？这时上海已是物价飞腾，币值一日数落，许多机关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发，还得到处筹措，煞费张罗。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开先，他为救济难民问题四处奔走，几乎精疲力竭，便是，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于是，吴开先往访杜月笙，他告诉杜月笙难民问题空前严重，吴开先说：
“不得了，上海已经变成一个大收容所，而各地难民还在继续不断地涌来，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全部住满，眼看再来的难民只有露宿。难民之来无法限制，今天是１０万人，明日就会增加到１１万，莫说市政府没有钱，即使有钱的话，也是无法造预算。我去请示吴市长，吴市长说他毫无办法，币值天天跌，物价时时高，他说市政府根本无能为力！”
杜月笙听后，浩然长叹，他双眉紧皱地说：
“这件事，的确伤脑筋，老实不客气说，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见这么棘手的问题。”
吴开先明知他说这些话并非推托，而是在有所焦虑与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请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么好办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这副重担———
“只有劝募铜钿。”
“但是，”吴开先实事求是，坦坦白白地说，“救急容易救穷难啊。”
“开先兄，”杜月笙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答道，“我们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事实上想造预算也没法造，想筹的款又无处可筹，但是我们偏又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我们惟有做了再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明天的事，谁能保证？”
吴开先见杜月笙斜倚病榻之上，多说几句话，便就咻咻喘息，不胜感慨不已，心情矛盾之余，坐在一旁默默无言。
室中一片宁静，过了一会儿，杜月笙又轻声地问：
“时局究竟怎么样啊？”
吴开先一听，便知杜月笙这话有其弦外之音，他其实是在问我们究竟能支持多久？照管这十多万人生活的重担，将要挑到何时为止？吴开先觉得他自己应该一如往常，实话实说，也好给老朋友一个心理准备。
“当然希望能够支持下去，”他语言黯然，“不过共产党目前已经渡江骚扰，上海保卫战可能打几次胜仗，但是……”
杜月笙又是一声苦笑，他打断了吴开先地话说：
“开先兄，不管这些了，从今天起，我们和那些难民一样，有饭吃饭，有粥吃粥，凡事都不必打什么长远算盘。你说对吗？”
吴开先笑着点点头，又将话题拉回难民救济事宜上面来，他再问一声杜月笙：
“杜先生，你答应帮忙了？”
杜月笙奋力欠身而起，他断然答道：
“言话一句，我一定尽力。”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自从杜月笙答应协助解决难民衣食问题以后，他虽然殚智竭虑，悉力以赴，筹款、募粮、发动上海市民捐献衣物棉被，但是，他抱病在身，莫说出外奔走联络，即使躺在床上拨几只电话也会累得汗出如雨，上气不接下气，所谓他说话算话，救济难民也多是空话一句了。要捐无可捐，募无可募，青黄不接，他杜月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了。
在香港的日子很冷落
在香港杜公馆和任何一处杜公馆不同，那便是坚尼地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十年来杜氏门庭的热闹风光仿佛已成陈迹，这并不是说杜月笙落日余晖，苟延残喘，竟被各界人士冷落忽视，而是他一则抱病，一则也由于大陆局势急转直下，香港是国共双方都在公开活动的是非之地，他有心避一避风头，躲一躲纠缠。刚到香港不久，杜月笙便请袁树珊给他看了个相，当时，袁树珊曾慎重其事地说：
“杜先生，最近一段时期，你最好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否则的话，恐怕会有事非。”
袁树珊这一番话正中杜月笙的下怀，于是他命人写张条子，贴在房门口，词曰：
“遵医嘱，碍于病躯，谢绝访客。”
条子贴出，倒也蛮有效力，却是有一天，张公权来访，一脚踏进了房间，因为是要好朋友，杜月笙不得不带病见客，从此以后，病中谢客的“规矩”为之破坏。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间，在香港长住的杜月笙，虽然怕麻烦、怕纠缠，可是他那颗爱热闹的心，却并未因健康太差而予稍减，即令气喘咻咻，爬不起床，每天还是巴望着家人、亲友多走动，常来来。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是专程前来打一个转，问声月笙哥昨夜睡得好吗？今早可曾起床吃过药了？他风雨无阻，问过便走，有时他并不一定要见到月笙哥，等歇到了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的话，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熟朋友。顾嘉棠一生一世对共产绝无好感，上海解放以后，他一提起共产党便破口大骂。他说只要共产党在上海，他是宁可死在外头，也绝不回转去受罪的。
跟杜月笙、顾嘉棠抱着同样坚决反共态度的是金廷荪，金廷荪这次逃难，逃得非常之彻底，全家大小，４儿４媳全部搬到了香港。他也是抱定主张，绝对不跟共产党打交道，殊不料他的夫人怀乡情切，不耐客居，也不晓得听了什么人的蛊惑挑唆，居然跟金三哥老夫妻俩意见分歧，各行其事。金老太太不顾一切地带了３个儿媳妇，４名女将由香港开回了上海滩，杜月笙、金廷荪、顾嘉棠一般老兄弟再三苦劝，劝不动这位金三嫂。照金三嫂的意见，她坚持要把４名儿媳一道带回去，幸好大少奶在香港医院中待产，总算免于同行，少受了一番波折与磨难。
金三嫂带了３位少奶回上海，实使杜月笙、金廷荪担尽惊吓，大费手脚。因为金三嫂回上海后住在杀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桥的金公馆，平安无事了一段时期。共产党展开了清算斗争和三反五反，朱家木桥一带每天都有满载死囚前往市郊处决的卡车开过，吓得金三嫂心惊肉跳，险乎得了神经病，金三嫂托人想办法打张路条，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３位少奶，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杜月笙在香港想尽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来，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写信到上海请杜美霞出来，后一再函电交驰，依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最后则以杜月笙病危为词，拍发急电，杜二小姐才回香港。
同时，杜月笙的二楼太太陈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经到过一次台湾，想在台定居。杜月笙抵港，她也由台来港打了一转，夫妻间话不投机，陈夫人便和维翰、维宁回了上海，而这趟回去后，竟始终没有回来了。
在这一段时期，杜公馆人客虽少，饭厅里仍然每天中午准备两桌饭，一张圆台面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台面必定坐得满，圆台面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经常来杜公馆吃中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诸人之外，还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总管万墨林两位在香港经常不离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将，朱、万两人为了往来方便，都在坚尼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馆近得很，等于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１０号，万墨林一家住６号。
局势危急，仓皇出逃（2）
大上海保卫战正在积极部署，因为共产党４０万军队即将包围上海滩，守军急需构筑城防工事，于是由守上海的国军统帅是淞沪警备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长吴国桢联合出面，请杜月笙再为家乡尽一次力，出面筹组“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他们的用意是借杜月笙的声望便于筹募款项，同时，也想请他负责“筹款购料”，从拿钱到付款一手包办，让他也赚点。
但是，杜月笙并不赞成城防工事募款，因为募款目标高达两百亿金圆券之巨，上海的有铜钿朋友，能飞的飞了，能走的走了，剩下来的小市民眼见大局急转，共军已经渡江，南京且告易手，而币值日贬、物值飞涨，大家都在生死关头，诚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捐得出城防巨款？此其一。再则南京龙蟠虎踞，长江号称天堑，上海滩只不过一处芦花荡，南京和长江守不住，上海一片平阳连座城墙也没有，这个“城防战”竟是如何打法？再加上军政当局构想虽好，可是负责城防工事的人员，利欲熏心，混水摸鱼，城防工事募捐还没开始，负责构筑城防工事的贪官污吏就已经开始动手了。于是尽管杜月笙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募款效果并不好。这样外间谣言又起，逐渐形成对杜月笙不利的空气，杜月笙听说了，着实吃了一惊，他认为时值乱世，自己又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物，谣言造到他身上来，一个弄不好会起绝大的风波，所以他一听到谣言，仿佛大祸临头，１８层楼寓所那两扇大门紧紧的关着，除非国民党军政首要，至亲友好，心腹智囊，亲信学生，他任何人都不接见。随即杜月笙即使病躯沉重，无法起床，他为了止谤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想尽办法来摊派捐款，力使筹募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必须如此，才能表明他跟国民政府步调始终一致，尤其具有领导民众协助国军保卫大上海的决心，他咬紧牙关这么做，对于他的病体和心理都曾形成极沉重的负担，不过，杜月笙的表现终于使他可能投共的谣言总算因此不攻而自破。
尽管如此，局势还是一日不如一日，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决定身先引退，当日离京飞杭，转赴奉化溪口，同日，李宗仁宣布代总统职，全国各地同胞看到报纸，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有天崩地裂、五内如焚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大陆局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几次紧急会商。然后，大家分头做撤离上海的准备，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个个依然装着若无其事，甚至装着是在徘徊观望，以免引起怀疑，酿成意外。
对于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亲信，以及要好相关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则上是大家一道走，不过，由于各人情形不同，环境各异，他在劝促那许多人早日离沪时，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亲近的，关系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说声走，就动身。”
对稍微有点隔阂者，他用浅显俚俗的比喻，一语破的，促成他们离沪的决心，杜月笙曾经和许多人语重心长地说过：
“跟国民党走，好歹还有一碗稀饭吃；跟共产党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个字加起来恰好是“粪”。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语在杜氏亲友之间口耳相传，绘声绘影，像黄金荣家、金廷荪家、顾嘉棠家……妇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准备行装。
这时黄老板８２岁了，他舍不得上海滩上那庞大的产业，又怕自己风烛残年，受不了旅途的劳顿，但是他叫他的媳妇李志靖领着他长孙黄启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他媳妇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备万一，这些照片现在犹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马首是瞻，他们都决定举家离沪，随杜月笙共进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闲谈，王新衡因外间风风雨雨，谣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别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听后，笑了，他告诉王新衡说：
“你放心，我会走的。但是现在何必喊出来说我要走呢？谣言让他满天飞，落得共产党对我放心，免得临时节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来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皱着眉说：
“黄任之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绝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王先青一听，着起急来，他双手直摇，神情严重地说：
“老夫子，这件事万万不可，即使双方见了面不作任何商谈，但是一见面就是铁的事实，共产党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谣言来了。”
杜月笙宽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华也会谈过，他们也是你这个说法，所以，我已经拒绝了。”
听到这里，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杜月笙在对他加以试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钧一发的时期，意志有所动摇。
自己顶住了中共的统战，朋友和秘书却跑了（1）
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产党方面立刻对他展开了统战工作，共产党争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开他个人的声望及号召力量外，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工商巨子莫不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我党在港统战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马首是瞻，言听计从，经过工作，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向往新生活而心存观望。这时，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约可分为三种，一种人抱定决心在香港地�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