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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毒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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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还是打扫完了再走。”
员工们都走后，匡小岚开始打扫办公室，吉米也帮忙，匡小岚不要她干，可她说这样快些。“嘿，”她嬉笑着说道，“你们老板好像对你挺有意思的。”
“有什么意思？”匡小岚假装懵懂。
匡小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你要不是这样追问，我就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你可真来事，把我骗得好惨。”
打扫完卫生，她们一起去餐馆吃饭。
“你们老板可真年轻，他有老婆了吗？”
“还没。”
“那你就更不能放松，你要想办法叫他娶你。”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不是什么想办法与不想办法的事，他要打定主意不娶我，我不管想什么办法也没用。”
“可我是真心希望他娶你，只要他对你好，就有这种可能。”
“但愿吧。”
吃完饭，吉米叫匡小岚去她那儿，“你不知道我有多冷清，老甲在的时候一礼拜还至少来陪我住两夜，可他回了台北，我就连说话的人也没了。”匡小岚为难，“可我明天一早就要赶来上班的。”吉米说：“我们早睡早起，不会影响你上班呀？”匡小岚还在犹豫，“……我想还是以后再去吧。”吉米见她始终不肯，就也没坚持，说：“那就以后吧。”
临分手，匡小岚叮嘱替她保密，吉米说：“你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说的。”
吉米独自驾着车回到住处，她刚停下车去开卷帘门，忽然看见黑暗中蹿出一个人影，是阿森，她吓了一跳，心想幸亏没把匡小岚带来。
“你躲这儿干吗？”她大声喝问。
阿森说：“我已经等了你好长时间了，你上哪儿去的？”
“我去百乐门的。”
“在百乐门待到现在？”
“对呀。”
卷帘门像是锈住了，得用力往上推，吉米轻轻一推，没推动，阿森过来帮忙给推上去了。吉米把车子开进院子，要关门，可阿森嬉皮笑脸地赖在里面。
“你今天来就是想赖在这儿的吗？”
“我听说老甲回去了，才特意赶来陪你。”
“那我还得谢谢你喽？”
“没事，反正我一个人待着也很无聊。”
“我才不愿跟一个变态的男人在一起呢。”
“你说什么？”
“是匡小岚这么跟你说的吗？”
吉米知道说漏了嘴。“瞎说，她怎么可能跟我说呢，我到今天还没见到她的人影。”
“那又有谁跟你这样说呢？”阿森面露凶相，目光变得邪恶起来。
“她在哪儿呢？”阿森步步紧逼。
吉米心想不说他肯定不会放过我，“她说在一个电脑公司上班。”上海的电脑公司很多，她相信这样说了不会有事。
“那公司叫什么名字？”
“她没说。”
“我不信，既然她跟你说了是电脑公司，就不可能不把公司名称告诉你，还有那公司的地址，她都应该跟你说。”
“她真的没说，当时她要急着赶车，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为了使他相信，她又说，“她只是告诉我公司老板对她挺有意思，有可能要娶她。”
“真的吗？”阿森很惊讶，“没想到她竟神气起来了，还有个大老板要娶她。”
“她本来就挺不错的嘛，长得又那么漂亮。只有你不把她当回事，还虐待她。”
十二 第十七节火车
小岚在理发店洗头，认识了吉米。那时候吉米还没买车，但看上去很有钱，每次上这儿剪发她总是打车。她个子不高，但很漂亮，特别是在穿衣方面，很考究，小岚注意到她每次出现在这儿总是穿着不同的衣服。一个有着这么多衣服的女人肯定很有钱。小岚还注意到她那脖子上的项链经常换，有时戴着铂金的，细柔精美，有时则是黄金的，粗大豪放。不过这些也并没引起小岚注意，上这来剪发的女人有钱的多的是。小岚产生兴趣是听到她那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那时小岚也不会讲上海话。
这家名为“一剪云”的理发店是一对扬州夫妇开的，夫妻俩都会理发，但也还是专门聘请了几位理发师，都是男性，在如何为女人剪发方面颇有造诣，“一剪云”便由此有了点小名声，很多有钱的女人舍近求远跑到这儿来剪发，吉米就是其中之一。
吉米前几次来都是王燕给她洗的头，这天她又来了，王燕在为一个顾客洗头，脱不开身，而她正好空着。她领着吉米走进洗头房，吉米似乎还不大情愿。她为她洗得很细致，这当然是店老板的要求，可她并不是为每个人都洗得这么细致。洗头的时候，两人难免要聊上几句。
吉米惊讶：“你也是四川人？”
她笑着摇摇头，说：“我是陕西人。”
“那你怎么满嘴四川口音呢？”
她告诉她，“我们家在四川边上，在陕西与四川的交界处。”
“那我们也是老乡，”吉米高兴地说，“我是南江人，我们那儿离陕西挺近的。”
吉米下次再到一剪云来剪发，就总要叫小岚给她洗头。在这遥远的上海，她们真的像老乡见老乡那样，好得不得了。吉米告诉她，她在一家夜总会工作。
“做什么？”
“做服务员。”
“那工资怎么这么高呢？”
“给的小费呀，”吉米说，“一些客人只要高兴了就总会给很多小费。”
小岚说她在这儿洗头从没有人给过小费。小岚叫吉米介绍她去夜总会工作，吉米满口答应。于是小岚想，要是早认识这位老乡就好了。
工作了一整天，小岚回到住处，她在一条胡同里租了一间房。门开着，小初已经回来了。她跨进门槛，见小初闷闷不乐，觉得奇怪，说：“你这是怎么啦？”小初愣愣地坐着不吭声。“谁欺负你了吗？”她又问。小初在她的追问下，总算开了口，“马松又打我了。”马松是上海郊县人，比他大两岁，跟他在一个洗车行洗车，欺他是外地人，老是打他。
“那你怎么不跟老板说呢？”
“他们都是上海人，说了没用，不可能帮我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什么打算，就是不想再去那儿洗车了。”
“可你除了在那洗车，还能找到其他事干吗？”
“找不到事干我也不去那儿洗车。”
小岚没再说什么，她打开煤炉的封盖，动手做晚饭，先是淘了些米放上面烧，饭烧好了，开始炒菜，然后和弟弟坐在一张由房东提供的简易桌前吃饭。“你吃菜呀。”见弟弟不怎么动筷子她说道。弟弟没理她，眼泪却流了下来。她于是说道：“不去就不去了，别老想着这件事。”见弟弟流下伤心的泪，她就很痛心，可她帮不了什么。弟弟还只有16岁，太小。此时他们来上海快满一年了，她多少已有所适应，弟弟要差一些，他老是想家，不想再待在上海。
“我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回家。”弟弟苦蹙着脸说道。
“可是我们怎么回去呢？”她很无奈。
弟弟哭了，“都怪你。我恨你。”
每次想回家，弟弟都会说恨她。她其实也想回家，可她无法抱怨，她不知道自己该说恨谁。想到这些她差不多也快哭了。她在弟弟面前表现出的坚强是假的，因为她经常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甚至有好多次，她都起念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收拾行李带上弟弟返回老家，临了又胆怯了，理智告诉她，她这一生恐怕都无法再回老家了，也包括弟弟。这时候她就特别悔恨，心想是自己害了弟弟。
“你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不是一直想出来吗？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城市中去生活的吗？”她试图引开弟弟的注意力。
“不，我只想回家。”弟弟还在哭。
她不知该如何劝他。看到弟弟光哭不吃饭，她就很发愁，每次弟弟只要一想家就总是吃不进饭，老是这样便长得很瘦，比以前在家里还瘦。都瘦得弱不禁风了，难免要被人欺负。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胖起来。
她洗碗的时候弟弟已经睡了，刚睡上去还不时地抽泣，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等她坐到床上也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已不哭了，像是睡着了。他们的床面对面放着，她坐在床上发了一阵子呆，后来她关上灯躺下了，好长时间睡不着。她知道弟弟也肯定没睡着，就把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读书，你应该往前走，不能后退，要知道回到老家就没指望了，不可能有什么出息。而你读了书，有了一定的文化，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也就有可能在上海真正立住脚。”弟弟没做声，她又说，“这其实对你来说是一次机遇，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过了好一会儿，弟弟总算开了口：“可我初中还没毕业，你叫我去读什么？”
她想了想，说：“只要你想读，总会有办法的。”
上海有许多民办大学，一些没能考上正规大学的人只要交上足够的钱就能进这类学校继续深造，甚至听说有些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也被收了进去，门槛极低。她不知像弟弟这样是否也能进去。问题是弟弟只读到初二，要真有办法进去，她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毅力把大学的课程攻下来。而如果弟弟真有这个毅力，钱也是个问题，要想自费读大学，可是要花一大笔钞票的，她能上哪儿弄到这么多钱？再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从初中读起，可那样更不现实，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就只能回到原籍地参加考试。如此一想，她就觉得这些都是空的，不可能实现。
她无可奈何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弟弟没像以往那样和她一同起床，她动身去上班了，弟弟还睡在床上，她也没叫他，心想既然他不想去就最好别勉强。晚上回到家，她发现弟弟果然没去上班，她想到了吉米，吉米兴许能帮这个忙。于是一天下班后她约吉米去川菜馆吃饭。
“你的事我已经跟经理说了，”吉米说，“他同意让你去那儿上班。”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没什么，反正夜总会经常添人。”
小岚跟她说起了弟弟，“我弟弟原先在一家洗车行上班，他现在不想干了，我想让他读书，可又一点门路也没……”
“你弟弟多大了？”
“比我小两岁，16岁。”
“那你可以让他去读职校，职业技术学校，读个三年四年的，出来准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
“可他初中也没毕业，只读到初二。”
“没事的，”吉米说得很轻松。“现在的学校可不管你这些，他们只知道捞钱。再说他们真要假正经，也完全有办法应付，可以花上一二百块钱搞个假毕业证书。”
“这能行吗？”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帮你搞定，我保证让你弟弟读上一所满意的职业技术学校。”
小岚非常高兴，心想总算遇上一个能帮点忙的人了。当时正值七月，离学校开学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读普通职校也要花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而她一点积蓄也没。为了尽快挣到这笔钱，她急急忙忙就辞掉理发店的工作，跟着吉米来到百乐门夜总会。经理只是让吉米带她去见上一面，只简单问了几句话，就同意让她第二天来上班。她原先还以为要经过什么严格的面试呢，经理这么爽快就答应下来，她觉得是吉米的功劳，如果没有吉米大力引荐，那经理怎么会如此爽快呢？
她这是平生第一次在娱乐场所工作，也是平生第一次真正知道什么是夜总会。吉米问她是否会跳舞，她说不会，吉米说，“那我教你，你要想挣钱首先得学会跳舞，只有当你陪那些客人跳舞喝酒唱卡拉OK，他们才会给你小费。”
她暂时给安排做一般性的服务员，给客人递茶递酒递咖啡，客人只要一声吆喝，她就得赶紧送过去，跌跌撞撞的，一天忙下来很是疲惫，可正如吉米说的，没有一个客人肯给她小费。而夜总会老板开给她的工资又不高。没办法，她只好跟吉米学起了跳舞。当她第一次陪客人跳舞的时候，觉得很不适应。那男人始终搂着她，把她搂得很紧，一只手几乎放到她屁股上，很下流，她想提醒他规矩些，又不敢。一曲终了，那男人和她走出舞池，来到一张小圆桌前坐下，仍然用一种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她。她很不习惯。好在那男人临走甩给她一张面额50块的小费。
下班的时候，吉米问她：“怎么样？挣到小费了吗？”她脸一红，说：“那男人总想对我耍流氓。”吉米笑了，“管他呢，只要肯给你钱就好。”她原以为吉米会安慰几句，不料她竟笑笑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在她有些突兀。
她内心很矛盾，一方面无法承受这种下流的游戏，再一方面又觉得这的确是一种很便捷的挣钱途径。按照最保守的估算，一天50块，一个月下来就是1500块，比她的工资整整多出一倍。要是一天能挣上一两百块，那到9月1日前她就有足够的钱供弟弟上学。她现在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弟弟去上学。每次挣到小费，她都积攒着，舍不得花。只是肯给小费的男人并没想象中的那样多，他们像是商量好了，即使给，最多也只有50块，很少会有人给到100块。两个月下来，她累计挣到的小费仅有1000块出头，而弟弟开学需要一下子交足几千块钱，幸亏又是吉米帮忙，借钱给她，弟弟才得以顺利地进职校读书。
“我可能要拖上好一阵子才能够还你。”既要给弟弟提供生活费，又要惦记着还钱，她内心有些发紧。
因为有钱用，又因为正儿八经地在学校读书，生活总算有起色了，弟弟便一改往日愁眉苦脸的样子，脸上多了笑容，很灿烂。每次弟弟走她都要送，送到公交车站，看着弟弟背着背包，很是轻快地跳上公交车，她才转身折回。她知道弟弟已经融入了学校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很可能现在叫他回老家他也不肯回呢！她很高兴，心想总算能对弟弟负起责任了，只是想到这儿她就有些苦涩。
她又想起了刚到上海时的艰辛，他们一个17岁一个15岁，从未出过远门，突然一下子来到千里之外这么个陌生的城市，那种迷惘、凄凉、惶恐以及辨不清东西南北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他们先是坐上汽车到汉中，然后由汉中直接坐火车去上海。那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
那是一列绿皮车，很旧很脏，她和弟弟坐在17车30号31号，弟弟坐在靠窗的一面，始终盯着窗外看，她则有些局促和紧张，一双手夹在大腿间不停地揉搓，还不时地瞟一眼对面那个老头。她不知道那老头为什么总在盯着她看。尤其是当老头问话的时候，她都紧张得出汗了。那老头问她哪里人，她一会儿说宁强人，一会儿又说南郑人。老头又问她去上海干吗，她说去上海爸妈那儿；爸妈在上海干吗，在打工；那你知道他们的地址吗，他们会到车站去接；他们怎么狠心把你们姐弟俩撂在家里自己跑去打工呢，家里穷，打工好挣些钱；那你们跑去找他们就不读书了，读，回来后读……老头慢吞吞地问了许多问题，她回答得很小心，生怕引起怀疑，结果老头还是怀疑了，她看得出，毕竟她有些地方在明显说谎。好在后来天黑了，老头要睡觉，去补了张卧铺票，不再坐这儿，她紧张的心才得以舒缓。
她觉得上海的远是用时间来衡量的，那辆老旧的绿皮车摇摇晃晃整整过了两天一夜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的脚都坐肿了，不会走路，走起来很痛。好不容易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上海站出口，他们一下子傻了眼，看着眼前矗立着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他们晕头转向不知往哪走。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周围的街道和商店开始霓虹灯闪烁，一切都显得像梦幻般的不真实。弟弟好奇地盯着陌生而新鲜的东西看来看去，她可没这心思，他们在车站广场上走了半天，竟没能走出去，后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走进候车室，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这一夜，他们就是在车站候车室度过的。
第二天，她决定走出候车室走出广场，可结果像迷路一样，在广场上晕乎乎地转了几个圈，竟还是回到了原地，还是没能走出去。这不仅是没有方向感，更主要是她不知该上哪去。天又黑了，没办法，他们只好又走进候车室过夜。自从上路以来，弟弟就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时候他开口了，一开口就哭，“我想回家！”
她想起了在家里早就作好的打算，必须先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找事干。她对找事干并不担心，心想上海这么大，要找个事干挣点儿钱应该不会难。然而当她费尽周折才得以在一家小饭馆做服务员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远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天刚亮她就叫醒弟弟走出候车室，她也还是不知应该往哪走，但她想，管它呢，反正往哪走都一样，只要能找个住处再找份工作就行。天上下起了小雨，她带着弟弟沿着一条街道边走边用心看，好在没走多远就给她找到一家地下招待所，价钱比较便宜，她心想也许没有再便宜的了，就住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寻找工作，找了好多天，才在火车站边上一家小饭馆做上服务员。暂时她还不想替弟弟找工作，一方面是缺乏信心，因为的确太难找了；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弟弟太小，觉得应该让他适应一阵子再说。
那家小饭馆给她300块钱的工资，答应一个月试用期满再加给她，可当她做完一个月，那老板却食言了，说，“你要么走，去找比这好的工作，要么就老老实实在这干，别再嫌工资少。”她没想到做老板的还会这么奸诈，没办法，她只好继续待在那儿。可问题又出来了，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用完了，靠她这点工资连付招待所的钱也不够。她想只能叫弟弟去找工作了。
她把弟弟带到那家饭馆，心想只要那老板收下他，就至少也得再给个300块一个月，这样生活就能勉强挺下来。谁知那老板得知弟弟还不满16岁，就坚决不同意，说是用了童工会被罚款的。她便带着弟弟去其他地方找，结果都一样，都说至少要到法定年龄才能收他做工。如此一来她可慌了，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眼看连工资也快用完了，她就更是焦急，弟弟也是，怪她不该带他到上海来。
“我要回去，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
“你一个人回去吗？”
“反正我要回去。”
“你就没想到回去以后可能有什么等着你吗？你真的敢回去？”
“我不管，我只要回去。”
“可你哪来路费呢？我们没钱呀？”
弟弟哭了，一连声地责怪她，“都怪你，都是你给害的。”
她知道弟弟已经后悔了，后悔他们所做的一切。
好在她后来终于给弟弟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天下班后，她路过一家洗车行，见那儿挂着一块招工的牌子，就带着弟弟去找那老板，那老板只问弟弟是否吃得了苦，别的一概没问，这样弟弟便有了一份洗车的工作。
两个人都能挣到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便不成问题。为了让弟弟安心待在上海，她在外面租了间房，这样比住招待所要便宜许多，而且可以自己做饭吃，多少有了点家的感觉。只是弟弟也还是不怎么说话，老是闷着脸，她知道这不单纯是没能适应新生活的缘故。对此她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她无法说，提都不能提，只要她一提起，弟弟就肯定会哭，也就更是无法摆脱那个阴影。况且她自己也还是没能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转眼间他们在上海已待了好几个月，弟弟不再像刚来那阵子老是嚷着要回家，但她知道这并非因为他像她一样早已死了这个心。看到他那始终郁闷着的脸她就有些担心，生怕有那么一天她的话对他不起任何作用。她已经觉察到他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了。他恨她，他不说她也知道。
快过年了，弟弟似乎在憋着一股劲，憋得她有些慌。
下过一场雪后，只需掰几个手指头就能数到过年这一天，她也特意置了些年货——买来一二十斤猪肉做熏肉。在他们那儿每户人家过年都要制些熏肉。不吃熏肉就几乎没过年的气氛。她找了些柴火堆在门外烧，叫弟弟快把肉拿来，弟弟坐在屋里没动，也没吭声，她就意识到了情况的微妙。她走了过去，说：“你不是最喜欢吃熏肉的吗？”弟弟没看她，她又说，“你过去给我帮一下忙好吗？”这时候弟弟突然冲她叫道：“我不要吃什么熏肉！”她吓了一跳，没想到弟弟会冲她如此大声吼叫。“我要回家，我不要吃熏肉！”弟弟又是一声大叫。她差点给吓懵了，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要怎样。
“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法回家了。”
“我不管，反正我要回家！”
“你应该听姐姐的话，或许过上几年再回去就没事了。”
“不！我现在就要回家，我马上走！”
“你怎么能像小孩那样任性呢？”
“我跟你说了我不管这些。”
说完，他真的收拾起东西，把一些衣物塞进背包，提着朝门口走去。她心想不可能再制止得住他了，就由着他，只是在他跨出门槛那一刻，她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原先的坚强倏地崩溃了，全部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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