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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身女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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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单身女性（2）
我发现了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些女性内心坚定而自立，另一些人自己却从来拿不定主意；一些人偏爱长期独处，另一些人，即使她们单独居住，也总是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聊天；性生活对一些人很重要，她们热衷于追求并享受积极的性生活，另一些人却喜欢清心寡欲。
处于黄金年龄的新单身女性与认为到三十多岁就该结婚的单身女性就截然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黄金年龄的单身女性有积极的暗示作用。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对独立意识、事业追求与婚姻感到焦虑，40岁之后，她们会出现另一种生活框架。撇开在二十多岁时她们所拥有的教育、职业、约会和生存等所有机会，大多年轻女性在35岁后，只有一个在文化上认可的选择——寻找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等伴侣。这样的伴侣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或者要多少孩子。但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不能够预见40岁以后的积极的单身生活。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这些女性认为如果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她们会变得孤独，并且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的舒适和满足”。她们会认为自己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生活。
年龄超过35岁单身女性的母亲经常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强加给她们的女儿。如今听到一位母亲吹嘘她27岁的单身女儿学业上的成绩和事业上的成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50岁还依然单身的女儿的母亲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她通常会说：“珍妮特还在单身，我真为她担心，我希望她能遇到意中人，然后定居下来。”这时，我们还会听到一位母亲说，“我为珍妮特感到自豪，她买了自己的房子，去年还得了教学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朋友都多”吗 ？我们不可能听到艾琳的母亲在吹嘘她40岁离异的女儿，独自抚养孩子，和另外一位也在抚养自己孩子的单身女性朋友住在一起。艾琳母亲会说：“我希望她会找到意中人再婚，那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坚守浪漫的理想
尽管自己长期单身，并有这次研究中感受到的变化，我依然发现自己的思想滑向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浪漫爱情，这证明这种观点已经紧紧固守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2003年我和安妮·罗塞提联系，这离我上次采访她已经过去六年了，离第一次小组采访有八年了，她说：“你恰好找到我，我就要永久地搬到图森了，我是由于心灵的呼唤才去那里的。”我立刻断定她已经遇到了合适的人。结果这个离婚已经20年的成功的有魅力的企业家，在55岁时想搬到美国西南部，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而是因为她的一部分童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艺术以及美丽的风景。她在图森有朋友和家庭，会找到某种工作，并且感觉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为人际交往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就是她心所向往的，而不是浪漫的情人或者伴侣。
不是每个人走向婚姻殿堂仅是受文化规范的驱使，不是所有长期单身的女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想维持单身。她们过着可维持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她们还是希望成家。她们想像正常夫妻一样有日常的亲密、触摸，过着平凡的生活。虽然改变文化规范不会改变她们的这种意愿，也不能弥补找不到伴侣的伤痛，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向我坦然，在一个把她们的生活看做正常可以接受的氛围里，她们会感觉更好一些。下面各个章节中女性的经历，可能有助于不太知足的单身女性更好地洞悉如何在不影响可维持的单身生活的情况下继续寻找伴侣。
更多的单身甚至那些想找伴侣的女性，当她们年复一年地经历着毫无目的地寻找伴侣的痛苦时，本书提供全新的视角能够使她们的生活尽量避免处于悬浮状态。事实上，在近期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要对婚介产业说不》，2003年11月30日）中，凯特·泽尔尼克就发现一些单身者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拒绝接受寻找伴侣的压力。参与课题研究的少量将近50岁的还在专注于寻找伴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非常不开心，也没有赢得单身生活所必要的社会支持。在第五章我们会遇到59岁的瑞秋·布朗，她由于把主要时间用在寻找伴侣上，结果她的朋友都离她而去了，她没有精力处理家庭和工作中遇到的激烈冲突。虽然参加了无数的有关如何结成夫妻的课程培训，但是她却无力弥补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的缺失。
面向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新单身女人》明确了文化的演变过程，渴望使之得到关注。最近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对记者说：“女性有可能维持单身生活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除了恐吓战术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菲比·侯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的《单身女孩：性感但不自尊》，《纽约时报》中的观点。我希望改变这一点。我想要的是讲述一个有关长期单身生活的故事——在社会文化方面不以浪漫爱情、走向婚姻或者成为伴侣为中心，而强调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间的支持；个人在家庭、工作和团体中的完善；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在性生活中或在育儿中得到满足。由于受变化的文化视角影响，友谊被看做亲密情感沟通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这点来说，单身女性通常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与许多当代婚姻危机的分析家谴责单身不同，也与批评婚姻的单身维护者相反，我想说明的是，长期单身人数的增加与更稳定的婚姻状态可以同时并存。使长期单身正常化的文化氛围可能会减少离婚率，因为人们有明确的理由要结婚，而不单单为了不背负单身这个名声而结婚。佩吉· 欧伦斯坦明智地指出：“如果女性不认为单身生活是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本身拥有一套成本、报酬、挑战，她们就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受婚姻控制； 同样屈服，作出消极的选择，那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愿望。”与有更高的结婚和离婚率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美国拥有较少但是却更稳定的婚姻人口，他们和单身人群能够和谐共存。朋友圈对于单身、已婚女性都同样重要，一旦离异、配偶死亡或患严重疾病时，能够为她们提供亲情关怀以及安全感。本书的人物，形象地证实了单身也可以过着一种充实而完善的生活，和那些已婚的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如果我们从成年人入手，大多数人不知道会在哪结束。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不管有没有找到伴侣，假设她们有意识地营造可行的生活，这就通向了更充实的生活道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选择。相反，单单专注于寻找伴侣而忽视人生的其他因素则成为不幸的缘由。
我希望通过阅读、接受、欣赏本书中单身女性奋斗的故事，将有助于其他的女性缩短这个抗争过程。单身不仅仅被看做婚恋关系中虚空的中转站，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带有很多变异、拥有需求和回报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
寻找心灵伴侣与单身（1）
“我们不必一定要住在一起”：寻找心灵伴侣与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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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的寒冷的一天，在加州学院的一个教室里，我和28名女生在一起讨论当今单身女性的话题，她们大多20岁出头。我问她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单身，她们都认同了。米歇尔抢着说：“但是我们选择不住在一起。”丽莎补充说如果两人的关系不好她就选择放弃。这两个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寻求心灵伴侣。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彼此相爱，忠诚相对，情感上亲密无间，且有归属感，这种看法是当代对浪漫爱情的重新阐释。 至少在意识上，找心灵伴侣已经取代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和合伙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补充一下在《序言》部分列举的统计数字：
2001年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年龄在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有94％的人在寻找心灵伴侣，其中87％的人有信心能找到这样的伴侣。年轻人不把婚姻当做提供经济保障的来源，也不认为有孩子很重要。在这次调查中，只有16％的年轻人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孩子。超过2/3的年轻女性（与男性数量相等）认为婚前有经济保障很重要。
虽然性吸引是心灵伴侣的一部分，但性趣不是理想的心灵伴侣考虑的重点。倡导女权主义的黑人作家贝尔·胡克斯强调，爱情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心灵的神秘结合，但不一定拥有性激情。她总结说：“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伟大的爱情，而不是性激情，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与此同时，性学专家培伯·施瓦兹认为心灵伴侣之间经常缺少性激情。她认为“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这种单纯的欲望成为湮灭性激情的主要因素之一。
女生都同意爱情比性爱更重要。她们都不同意“如果他满足我所有其他的标准，我会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的说法。然而一半多的人认为她们“会和心灵伴侣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即使性生活不完美”。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随意找一个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离婚率又高，寻求心灵伴侣意味着内心深处可能是更长久的结合的需求。一个学生认为，“理想的心灵伴侣就是找到了一个能给你带来稳定情感的人，一个支持你的人，一个使你身心舒适的人。”
有缘的结合似乎比你刻意追求的结合更有吸引力。哲学家托马斯·莫雷尔写道：“心灵伴侣之间有内心深处的交流，这种交流好像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超越平凡的雅意。”生活在一个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长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赞美搞好两性关系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会很欣慰地被告之不费力气就会找到和自己息息相通的心灵伴侣。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更容易在一个信仰其他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为重要的社会产生共鸣。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和学生的观点激起我对理想的心灵伴侣话题的兴趣，我开始到处留意这方面的事，包括在流行文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领域。举例如下：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欲望都市》位居排行榜之首，此片于2001年第四季度首映，全面展示了四个单身女性寻找心灵伴侣的过程。四个女主角就心灵伴侣是否存在展开辩论，如果存在，她们的幸福是否取决于找到一个心灵伴侣。夏洛特出主意说：“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心灵伴侣。这样就可以玩弄优秀的男人了。”
2002年2月28日上演的流行肥皂剧《六人行》也提到了这方面：费比问瑞秋是否相信有心灵伴侣，瑞秋回答说：“当然，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伴侣在不远处等着你。你要知道如何发现，不用我到处张望，我知道他会找到我的。”
那一年的春季，反映现实的电视剧《单身汉》开始上演。剧中一个单身男人展示了从见面、约会到拒绝了一大批单身女性的过程。在最后一幕单身汉亚历克斯说：“通过这个过程你能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吗？我相信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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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心灵伴侣与单身（2）
不仅仅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女性想找心灵伴侣。2002年11月14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沿系列节目播放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结婚吧》，记者亚历克斯·考特劳维茨采访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非洲籍单身母亲。这位妈妈介绍说，最后一个孩子的爸爸是“我的心灵伴侣”。她还在等他，一直等到他找到一份好工作再结婚。1999年《精华》杂志登载一篇文章，讨论黑人妇女寻找心灵伴侣的重要性。
女同性恋者也开始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2001年迪安·卡兹在《女同性恋新闻》中写道：
即使你有性格缺点，你的心灵伴侣会依然爱你。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理解感和被爱的感觉；你的心灵伴侣会和你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你强烈地感到你们有相同的目标和理想。仿佛某人在你心灵前放一面镜子，结果发现你的心灵伴侣和你惊人地相似。
在更权威的报刊也会看到有关心灵伴侣的报道：卡瑟·鲍丽特在《纽约人》（2002年7月22日）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的心灵伴侣，天生和我般配的人，却是个十足的玩弄女性的高手。”《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寻找心灵伴侣：必须像德里罗一样》讲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传记里，70年代的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米迟丽·###写到她的“丈夫对吉恩有好感，而吉恩是我生命的挚爱，我的心灵伴侣”。
单身女性的含义
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流行的理想的心灵伴侣的观念对婚姻意味着什么，而我关心的是它怎样影响单身女性的。假定文化氛围强调找到心灵伴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矛盾重重。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主张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产生了当代的心灵伴侣的理想，从而补充了只有通过夫妻间的爱情才能使人生完整的看法。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至少拒绝定居时，寻找心灵伴侣的说法为她们目前的单身状况提供了心理支柱。但是这种理由也无助于憧憬未来，或为长期的单身生活提供依据。
既然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标准高，目标又不明确，它就为二十几岁的人保持单身或者对目前的同伙感情不是永久性地投入提供了借口。 男人27岁而女人25岁似乎符合这个时代结婚的平均年龄，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婚的年龄会更迟些。2000年夏天，萨莎·卡根，一个二十###岁的来自旧金山的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成为一个“单身怪人”的文章，这里她标榜自己和其他的“单身怪人”都是浪漫的女人，也就是说她们想寻找心灵伴侣，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宁愿单身也不愿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
然而，对于二十###岁或三十多岁的不觉得自己怪异，或者不想孤独一生的单身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接受了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念头，难免会焦虑失望。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有成就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还孑身一人就恐惧不已。欧伦斯坦写道：
在纽约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我问她们，由于种种可能，如果到40岁还依然单身会怎么样，她们看起来都很恐惧。莱斯丽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还没有这个选择。”特雷西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阿比用手指节敲击桌子，摇着头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那么，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对于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大于35岁的单身女性有何影响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采访的从未结婚的或者离异的女性中，虽然只有几个人谈到了心灵伴侣这个术语，但是她们中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类似于心灵伴侣的提法的。不管是未婚的还是离异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结合。她们想找到一个“人生伴侣”，一个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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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1）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 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2）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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