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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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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发现腹膜炎是由病毒感染腹部引起的。这种痛苦严重到使孕妇忍受不了任何轻微的压力。患这种病的妇女即使康复了，也会留下心脏和肾脏上的后遗症。
直到公元18世纪末医生们才开始明白引起产后败血病和热伤风的原因，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些治疗措施，更长时间以后才有了有效的治疗。
公元1772年欧洲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在各大医院开始蔓延，夺走无数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其中20％是刚分娩的妇女。同年，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发表了关于妇女产后护理的书。他表示卫生条件差和发烧之间有密切关系，还描述了很多新妈妈坐月子的糟糕环境：
只要条件允许，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的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她们总是喝热粥来保持体温，每天就只吃这些。并且每天都保持躺着的姿势，所以粪便和恶露（分娩后的子宫阴道分泌物）都无法正常排出……这样子宫中的恶露和缝合的阴道很快开始溃烂。
怀特也提到分娩房应该有充足的新鲜空气。“妇女在阵痛期间经常在一间小屋里接待众多的好友，这时房间里又有大火炉，热量和她的阵痛会使她出很多汗，而床的热力和众多人的呼吸会让空气更差，更对身体不利。”
怀特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生产后对产妇和器具的彻底清洁。他认为产妇应该也像婴儿一样接受清洗，而且他反对一直躺着休养，其实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尽量以直立姿势休养。不幸的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当时的人们还接受不了。
传染病的蔓延
苏格兰先进的医生和助产士亚历山大·戈登意识到产妇的热病是通过接生护理在产妇间传播的。他认为产妇用过的床单、衣服和床都应该用烟熏消毒以防交叉感染。戈登写道：
我虽然不能断定产后热病和丹毒（一种皮肤传染病）是完全同种类型，但我却能证明它们是伴随产生的。因为这两种传染病是同时在阿伯丁传播的，之后也一直是如影随形，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因分娩后子宫与胎盘的分离造成的很多伤口极易被病毒感染。
戈登分析了三个案例并发现了腹膜炎，总结道：
“染这种病的妇女都曾接受过医师的观察或治疗，或和以前看护过其他患有这种病的病人的护士有接触。我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我本身也将这种病毒传播给了无数的妇女。”这种进步思想又一次没被医学界接受，发烧症状在公元18世纪的医院里不断出现着。
虽然英国有少数医生在进行卫生方面的研究，但公元18世纪的公共卫生情况要比以前更差。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城镇拥挤不堪，却没有防止疾病的措施。动物的尸体被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水源也被污染，成了引起痢疾和寄生虫的根源。更有甚者，人类的尸体也未经火化而暴露在空气中，它的恶臭在空气中蔓延，从而引起了很多可怕的疾病，其中最恐怖的要属天花。并且根本没有治疗天花的方法，即使有患上这种病还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也会留下终身残疾。
幸好当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把接种疫苗的方法引入了英国来对抗天花；这一方法从中世纪以来已为人所熟知。取少量的这种病毒注射到静脉里可以预防天花，虽然没人能解释其原因，但这确实是个惊人的发现。
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是当时的一名军医，他发现地方大、通风好的军营里就很少发生瘟疫。随着此类发现的增多，公众渐渐开始关注公共卫生。从一个海军的报告里，人们又发现了营养状况和疾病的关系，营养充足的士兵就不容易患疫病。虽然公元18世纪的医疗状况没有大的改善，但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很多恶疾没有流传到下个世纪。
治疗阵痛期综合征
除了流行病的威胁，产妇有可能因为不当的接生而出现产后大出血。虽然公元18世纪产钳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还是有些助产士只知道拽胎儿最先露出的部位。有时助产士会尝试撑大产道，例如在产妇阴道内做深切口，但这通常会给产妇留下灾难性的后果。
威廉姆·斯迈利记录了一次难产以及那个可怜的妇女所受的巨大痛苦：
当我在24小时后赶到时，孩子的手臂已被接生婆拽了出来，我只好切下了那个肿胀的手臂，之后使用了胎儿转位法，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又被迫切下了胎儿的腿，终于结束了接生，又给产妇缝合了伤口。这期间这位妇女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此外，剖腹产术是迫不得已时最后的希望，尽管在麻药还没发明前，很难有人能从这么骇人的手术中幸存，但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公元1738年，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助产士就成功使用了剖腹生产术。她用一个锋利的刮胡刀在产妇的腹部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来拿出孩子。在接生后用双手把伤口合起，用裁缝用的那种针把伤口缝合，最后把蛋清敷在伤口上来医治。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公元1793年，詹姆斯医生用剖腹法救活了来自曼彻斯特的简·福斯特，不幸的是孩子没能保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多妇女和孩子死于这种手术。另一种手术是使用耻骨联合切开术（把两块相连的耻骨切分开）然后使用钩子来肢解胎儿。剖腹产术看起来还不是两种手术中最邪恶的一种。
仁慈的上帝呀！请为我准备好那一时刻，
当我最需要您的保佑时，
请用您无穷的力量保佑我，
不要让我的灵魂出壳。
我所乞求的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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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您的无上爱心，
用您的最崇高的感情，
创造一切。
来吧！痛苦、煎熬，甚至死亡，
如果这是您的意愿，
我将愉快地停止呼吸，
如果这是我的宿命。
如果你想让我死去，
我将放弃我卑贱的生命，
也许这个无辜的孩子，
也会随我一同离开。
——简·凯夫，《写于孩子出生前的几个小时》，公元18世纪
虽然有偶尔成功的例子，但直到能完全控制感染病，这种手术才算真正安全。公元1772年查尔斯·怀特和公元1775年亚历山大·戈登的建议终于在公元1890年后被公众接受。而抗生素也是在公元20世纪才普及的。
我妈妈呻吟，我爸爸哭泣，
我跳进了这个危险世界里；
赤条条无力自助，嘶号着，
像魔鬼藏在一片阴影里。
在我爸爸手中挣扎着，
和我的襁褓拼命反抗着，
又被裹着，又累，我只想
在我妈妈的乳房上解气。
——威廉姆·布莱克，《婴儿的悲哀》，公元1789年
新生（1）
历经了痛苦和磨难后，这些得以生还的母亲们终于能松口气了，把注意力转向新生儿。很多母亲在孩子一出生就给孩子喂奶，但这种行为都十分小心，因为很多人认为过多的母乳喂养会产生危险。
尽管专家们大声疾呼应该母乳喂养孩子，公元18世纪的人们还是很厌恶这种方式。在《艾美利》这部小说里，哲学家让·雅克试图说服母亲们用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书中描述了他将如何喂养孩子并明确表示对那些拒绝母乳喂养的母亲们的谴责。然而，他的同情心却没有延伸到自己孩子身上，他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委托给育婴堂抚养。
因为使用很多未杀菌以及没有消毒的牛奶，许多人工喂养的婴儿都面临着危险。选择人工哺育意味着婴儿的存活几率将微乎其微。然而尽管很多女性都能做到母乳喂养，她们却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令人震撼的是，资料显示从公元1775年到1796年，都柏林孤儿院的10000名人工哺育的婴儿中，只有45个活了下来，死亡率高达。根据伦敦死亡率统计数据，在公元1730年到公元1779年之间，在死亡的1178346人中，有526973人是死于五岁以下。
再见了我的宝贝，
也许当我忙于家务时，
我的宝贝才不会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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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正在抽泣，
因为他渴望照顾，
哦，我怕我可怜的宝贝会死去。
——摘自《托儿所诗集》，公元1794年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要比在城镇长大的孩子的成活率高，仅仅是因为农村的牛奶比较新鲜，尽管母亲们仍很难找到可供孩子吮吸牛奶的容器。但是人们往往这样解决问题：直接让孩子吮吸动物的奶，比如羊和猴子。公元1775年，阿方斯·勒罗伊医生，一个医学改革家，描述了在艾克斯当地的孤儿院里婴儿们是怎样被喂养的：
每只来喂奶的羊咩咩叫着走进育婴房去找要喂养的婴儿，用它的羊角顶开婴儿的被子，然后跨骑在婴儿床上开始喂奶。
奶瓶的使用增加了人工哺育的危险性，因为很难能够保持它的洁净。中空的牛角常被用来做奶瓶，顶部的洞用羊皮纸或皮革堵上。当婴儿吮吸的时候，奶水透过小洞进入他们嘴里。如果孩子想要更多的奶水，保姆可以轻松地在另一端的开口处倒入奶水。用牛角喂婴儿也有其缺点，剩下的奶水不能储存，因此只能倒掉。当人们使用奶瓶时，由于前后两次喂奶时间相隔数个小时，结果牛奶中滋生了大量细菌。
牛角、奶瓶以及许多其他用于人工哺育的发明并不太有用，它们只是对自然的不尽如人意的模仿，也并不完善……因为这些器械不可能保持彻底的洁净。
——托马斯·曼特尔，《育婴方法》，公元1787年
为了努力降低婴儿死亡率，一些国家的政府力图鼓励妈妈们自己哺育婴儿。比如公元1753年，在瑞典的瓦萨地区，政府受到国王的指令可以对不自己哺育孩子的妈妈进行罚款。出于保护奶妈哺育自己孩子的考虑，法国在公元1762年出台了一条法令，规定孩子九个月以上时母亲才可以喂养其他的孩子。据估计，在公元1780年，有万名婴儿出生而只有1000名由自己的母亲喂养。超过万名婴儿被送到乡下喂养，这导致政府出台了规章以专门保护这些旅途中的婴儿：保姆必须一直陪伴他们，每辆车的地板上必须有足够厚的新鲜稻草。
喂奶的频度常常饱受争议。在威廉姆·卡多根公元1749年的《论婴儿培育和儿童管理》中作者提到每24个小时喂四次奶，而在公元1792年，H·史密斯在他的《育儿法手册》中提出了每四个小时喂一次奶的说法。遵循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许多婴儿在饿了很久之后一旦看见奶头就会用力吮吸。这样会给母亲带来乳头疼痛感，结果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直接的母乳喂养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断奶是另外一个在婴儿哺育中引发极端争议的话题。一些专家坚信出生后三到四个月是婴儿断奶的最佳时期。威廉姆·巴肯医生在他的《1776年国内医药》中提到：“出生后三到四个月哺育婴儿的最佳方法是一天喂一两次少量易消化的食品，像半流质食物、奶水以及混有面包的淡肉汤之类的食物。”
新生（2）
半流质食品是一种用水和面粉做的混合物，有时可以加一些啤酒或葡萄酒。如果这种物质太稠，助产士会先用唾液把它稀释然后直接送到婴儿的口中。另外还可以用勺子或者“流体舟”。这种卵形的“流体舟”出现在公元18世纪，它往往是把食物直接倒进了婴儿的喉咙里而不是嘴里。
休奇·史密斯医生在公元1777年为了反对强制喂食而设计出了一种“乳房壶”。这个东西设计很独特，它使婴儿不得不去吸食食物。他宣称“保姆也承认（它）比‘流体舟’方便多了”。公元1792年出版的《致哺乳及照顾婴儿的已婚妇女的一封信》中他自豪地描写道：
“总之，它和汤罐有着一样的道理，把汤从肉里分出来。管口有一点翘，形成了一个圆形突出物……它打了三四个孔，一片质地良好的布条松松地绑在上面，替代乳头以供婴儿吮吸，结果孩子就把顺着布条流下的汁液吸食下去。”
流质食物的使用遭到了一些专家的批判；公元1783年，克劳布莱医生，一个法国儿科医师建议护士道：“流体物是婴儿食品中最危险的，因为它能导致婴儿的大量死亡、早衰或终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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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公元18世纪的英国
妈妈通常对孩子的成长负全部责任，有时会有亲戚、朋友甚至是稍大一点的孩子的帮忙。富有家庭的父母不去管照顾孩子这种琐碎的事情，他们往往把孩子交给仆人或保姆看管。
那些烦恼的妈妈和那些带孩子的人用各种办法来保持孩子的安静，这样他们就能腾出手来干别的家务。一种挖空中心的木桩——立凳，成了受欢迎的工具。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只能依靠壁面坐在立凳里而不能乱动，这样即使没有大人看护也很安全。作为一种临时的措施这可能会使孩子感到愉悦，但很多时候大意的看护者往往会把孩子忘在里面数个小时。
非常贫困的母亲们往往无法只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寻找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法。当地地方女子学校收费比较公平合理。尽管他们给年龄稍大点的孩子提供课程，但老师们的精力却主要集中在了年龄小的孩子和婴儿的身上。为了解决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总想跑出去这个问题，那些老妇人把那些小孩子绑在椅子上或者她们的裙子上，从而有了“绑在妈妈的围裙上”这种说法。
随着公元18世纪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工业化。妈妈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长时间地在新兴工业城镇工作，能去得起的托儿所也越来越难找到。绝望的妈妈们宁愿把孩子留在一个收费很低的老太太那里。对于一个老太太来讲，伺候这么多孩子体力上就不太可能应付得了，于是她常常会用鸦片做镇静剂来照顾孩子，这样每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成千上万孩子的死亡。
那些不幸没有家庭的婴儿和儿童比家庭贫困的还要惨很多。他们只能靠慈善金生活，并成为海外教区救济的责任。而教区，为了最小限度地花钱，往往只雇佣一个保姆，然后提前支给她一年的膳食费用来照顾孩子。此后教区就再也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一旦膳食费用支付之后这些孩子往往不能活太久，但这一事实也因此被极大地忽略了。
一位美国有名的友人在伦敦向我保证，一个受到良好照顾的一岁健康儿童应该吃最美味、最营养、最有益健康的食物，无论是焖、是烧、是烤还是煮，我相信炖肉或者蔬菜炖肉也同样不错。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虚的赞同》，公元1729年
教区也会雇佣一些养父母，这其中的很多人非常乐意收留尽量多的孤儿，因为等孩子稍大一点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孩子来赚钱。公元1761年，安妮·马丁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因为她故意害瞎孩子的眼睛，然后指使他们去要饭。这个宽大的判刑表明了公元18世纪社会和法律对儿童的漠视。当儿童被检举时，他们却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判刑，即使才七岁。公元18世纪晚期，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偷了一件衬裙被判绞刑！
工厂的崛起意味着穷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许多贫困的家庭，很多惊恐、绝望的母亲们甚至直接把孩子抛弃在马路上、富裕人家房子的门阶上，祈求房子的主人会怜悯并收留他们。公元1719年，当托马斯·格莱姆船长由美国返回英国时，他为路边倒毙的尸体的景象所震动，于是他开始了一项旨在关怀孤儿及未婚母亲的运动。公元1739年，他因此被授予皇家宪章奖，并随后开始运营设在伦敦的“弃婴医院”。该院由艺术家威廉姆·贺加斯赞助。医院每年接收90个婴儿，但这远远不够，以至于当满负荷时院方雇佣守卫来阻止母亲们将婴儿遗弃在医院门口。
公元18世纪，英国儿童的成长的确相当艰难，但这更是贫穷的结果，而非社会的冷漠。在公元18世纪后半期，儿童健康开始引起人们注意，而这在前几个世纪一直为人所忽视。随着公元19世纪的临近，人们逐渐放弃对原罪的信仰，因而对儿童的看法也乐观了许多。认为孩子们道德败坏、天性邪恶的观点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像天使一般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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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将不久于人世
在公元19世纪时，医学终于可以为那些需要护理的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分娩中的妇女。不幸的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普遍比较保守，很多妇女无法充分享受到那些医学的先进成果。妇女的全面健康仍然没有实现，分娩也依然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年轻妇女们必须面对的这份危险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在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特维斯特的出生就带来他的母亲的死亡。
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济贫院里负责照料她的护士（一个老妇人）对无可奈何的医生说：“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把岁数，大夫，自家养上13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羊羔在这呢，没错。”
当时很多妇女都渴望通过迎合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赢得尊重。例如保持干净整洁的房屋和着装整齐的外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房间的透气孔通常被关闭以用来保温，在白天窗帘也被拉上用来阻挡日光对屋内家具的侵蚀。
除了通过创造一个完美的家来描绘这一愿望以外，女人也不顾一切地想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形象。然而对她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公元19世纪时，时尚的外形要求女人要有一个纤细的腰围，理想的腰围尺寸是在15英寸到18英寸之间。妇女们通过使用束腹胸衣来追求那些不自然的却至关重要的形象，而且妇女们用缚带将自己束得非常紧，以至经常导致身体上的损害。胸衣的压迫被认为是导致脊椎变形、肺结核、昏晕和脱肛的罪魁祸首，这也使得分娩变得更加危险。
每年有3000名妇女死于分娩，13350名男婴和9740名女婴在出生或者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遭受疾病和残障的折磨而死去，考虑到这一事实，没人认为它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没有人对这一主张有一个较为实际的认识。认识到在那些母亲中，能够挽救其中的1000人甚至是100人，有更多的人将被从伤病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这些痛苦可能使她们丧失一些能力，或者伴其一生，毫无疑问，冷漠和脆弱的虚假感情都不能阻止那些关心公众健康的人去考虑那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摘自公元1844年3月《国内经济杂志》第二期
上文表明有很多降临在女性身上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公众开始注意人体的运行机理。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开始遵循医学专业人士的建议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包括营养的饮食习惯、呼吸新鲜的空气、适量的体育锻炼、宽松的着装以及个人的卫生习惯。
母亲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她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当国家保护了母亲的活动时，社会福利也就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艾伦·奇，公元1849～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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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由于分娩伴随着危险和剧烈疼痛，甚至可能因此导致死亡，很多母亲对怀孕充满了恐惧。在痛恨怀孕的母亲中，最著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长女维姬也同样如此，维姬极其憎恨怀孕，每次怀孕后她都感觉痛苦，精神沮丧。
公元1893年，维多利亚女王写信同她的女儿交流：“结婚后的第一年简直太可怕了，幸福全都被不适和苦恼破坏掉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你出生之前，我忙于作各种各样的准备，简直手忙脚乱。”这位公主和她的母亲保持通信40年，最后在同一年里死去。
微弱的呼吸，隐约的心跳，静静地停止了，
尽管你的生辰在召唤你，
你却坠入冗长的睡眠；
末日的预言在堆积，
痛苦和悲哀围绕在我们身旁，
时间之魂让我们的歌声充满了恐惧。
——托马斯·哈迪，《致一个还未出生的小乞丐》，公元1897年
一旦妇女怀疑自己怀孕了，她将会寻求医疗帮助。但是由于保守观念的限制，确定是否怀孕的身体检查是被禁止的。例如公元1836年捷克米尔发现可以通过检测阴道来确定怀孕与否，因为在怀孕的早期，其颜色会有所变化。这种检查被视为是极其不道德的，直到公元19世纪80年代后才又被谈起。在当时，甚至把听诊器放在怀孕妇女的腹部来检查胎儿心跳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或许就整体来说，我们应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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