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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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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焙蛳硎芰巳松蹦衬呈樾醋抛约旱哪怪久保愦罂梢允樾匆槐韭眯谢匾渎迹蛘摺段液�18个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某某看了，不死于汤盘也要大叫三声吐三斗血而亡。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建议没有什么用，“按揭”现在已成为一种运动，时尚运动兼革命运动，把有限的青春折腾到无限的为按揭服务中去，是革命者的通行证，当然也是墓志铭。
不像美国人，其实我们对美国人有一种误解，那些高收入的活力四射的家伙们远远没有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他们的工作很流动，他们的情感也很流动，他们的灵魂也很流动——开着一辆客货两用车，满载着自己钟爱的能跟随一生的破玩艺儿，比如说一条狗，甚至一匹马，随时可以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俄亥俄州，在当地邮报广告上找个房东电话打过去就住两年——并致电远方的亲戚：“来吧宝贝，我又有了新家，这里真他妈棒，每天清晨都可以闻到新鲜的牛粪味。”
美国人真他妈像一大群流浪狗，一群快乐的流浪狗，与我小时候说的一样：“把无限的青春，投入到有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人不如狼
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我没有，我知道小伙伴们各自也没有。夸张一点，那时候我们像一条条流浪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晚上一身臭汗就胡乱睡在简易板床上，做着长大成才后建设共产主义美好明天的梦。
再大一点，我家由于成都市建设东西干道而搬到水碾河，住上六层高的新楼，六层高，却像进入天堂。东西干道是成都第一条使用桔红亮丽的新式路灯的道路，我们这帮小孩都兴奋地拿着课本在路灯下做作业，像被上帝救赎了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有种说法，在这种新式路灯下照久了人会被晒黑，所以因改革开放刚刚重燃爱美之心的女孩们晚上出去散步都打着伞，伞，在黑暗中像满大街长出的朵朵蘑菇，而女孩们，则像躲在蘑菇下的小白兔。样子很可爱。
我小时候不会有独自的房间，也不会有社区配套的儿童游戏区，那个时候之所以流行把阳台用玻璃窗封闭起来是要增加一个儿童房，那个时候之所以流行拍纸烟盒玩玻璃弹子是因为这种游戏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里还应该考虑到孩子们的利益，因为大人都住得逼仄无比，用那个在烽窝煤厂上班的黄孃的话说就是：“养娃娃，就像在胯胯下夹个蛋”。
其实那个时候是相对幸福的，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在那个层面，原始但纯粹，大人们用粗放的方法养活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婴儿潮。现在总结，我们的家长们可能有些无知，但他们不反动，他们就像《狼图腾》里那些野马、野狼、野獭子的父母一样，用艰苦卓绝但又很环保很有效率的方式把我们弄得活蹦乱跳的。
等我们长大成了父母，我们却变得反动，我们比父母更有钱，社会进步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方式，但我发现，这最终使我们更有可能去残害孩子们。这就是我在六一节时想写的一个话题。
新一代父母们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更好的居住条件，但这样往往做了凶手，报纸上登的那些装修毒房子造成的白血病孩子实在可怜，白血病孩子有17％是来自于毒装修，这个数字已经很可怕了，想象用血汗钱装了一间毒房间害死自己的亲骨肉，是比不幸本身更大的不幸。那天跟着北京青年报一个同行去医院采访，目睹了一个因装修毒造成的儿童惨剧，父母抱着孩子泣不成声，我当时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对他俩骂了一句“操你大爷”，第二件事情是马上打电话让家里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满屋子都摆上专门消除甲醛的消毒纸消毒粉。我是一个四岁大孩子的父亲，我对于这一代父母犯下的滔天大罪痛心疾首但又无能为力，这一代父母爱孩子所以安了毒地板、刷了毒乳胶漆、装了毒门窗，注意，可能还有毒玩具，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卫生检查机构来查而已，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奸商们干的事情，但我始终觉得作为父母没有耐心将房间通风六个月以上就是父母的错，无法饶恕。
作为《居周刊》的专栏作家兼朋友，我自告奋勇在六一节时写下这篇领头的稿子，其实我的文风和写作路子不太适合写这种太说教太沉重的话题，但我还是坚持要写，因为我觉得江湖越险恶、孩子越可爱，有时候我们出去混出去打拼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差不多是我们这代年轻父母内心秘而不宣的情结。这段时间又看了两遍《狼图腾》，觉得中国人确实最缺乏狼性，而最明显特征不是缺乏骠悍的性格，而是缺乏狼的慈爱，小说中有个细节很刺激，为了寻找被人类绑架的小狼，境内外十几群狼全出动了，对着黑漆一团的天幕，孤独而深情在嚎叫。
还有一个故事，由于人类冒似善良的关心，狼们以至于丧失了最好的捕猎求生机会——本来，母狼先嚼食肉块再喂养小狼，公狼不顾危险在猎人的枪口下教授小狼捕猎初技，它们很环保，很注意让自己的小孩在干净卫生的世界里生存。但人类最后残忍地改变了这一切，这块被污染的草原的草连老鼠吃了都要变异。
人不如狼，还有能让我们百分百放心让孩子们居住的社区吗？还有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让孩子们居住的装修吗？现在的开发商除了搞了些拙劣的小天使雕塑和土得掉渣的“阿福”春节年画外，不知道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了。我儿子上的那个幼儿院院子中央就是一块巨大的塑胶游戏场，旁边养了群很可能得禽流感的可疑雀类，我认为严格地说它们都相当的不环保，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多局长、处长的孩子都在里面，只能说明中国人现在对于养活孩子的方式丰富了，但标准却下降了。
祝孩子们远离毒装修、远离毒玩具，远离人类看似富裕实则凶险的哺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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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桥
修“未来号天桥”那会儿，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义务劳动，为社会主义道路事业添砖加瓦，校长天天教育道：这是跨世纪工程，是为你们这些跨世纪人才修的。所以每当我经过那座尚未完工的天桥时，都会对这钢筋水泥的家伙肃然起敬，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个建筑奇观，而且是科学智慧的结晶，人可以在车水马龙上面从容走动，表明我们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稳步迈去。
但我的美好理想为时很短，后来这座美丽的桥梁很快就被小商小贩盘踞，随着时代的嬗变而嬗变，就像贾樟柯的《车站》，它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说明书——从倒卖老式磁带到盗版VCD，从费翔那把火到齐秦这匹狼，从魔术扑克到劣质泡沫胸罩，从“退字灵”到私刻的萝卜章，乞丐们也从早前的简单乞讨增加了很多“技术含量”，有血书“我要上学”的，有拉着小提琴作街头艺术家状的，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一长得无比健壮的哥们儿打着标语，“考察南极”……如果桥面有知，它应该清楚地记得这座桥曾经走过了多少从嗽叭裤、小管裤、锥裤、牛仔裤、大头鞋到NIKE、阿迪的繁多流行时尚。
后来“未来号”就被拆了，理由是妨碍交通。这让我们这些曾为它添砖加瓦的人有一丝伤感以及逻辑混乱，为了有利于交通的“未来号”最终却因妨碍交通而被拆，你真该感喟世事无常、命运多舛。
几年前我在沈阳采访“十强赛”，有一座立交桥经常被沈阳人提起，那座桥因为设计失误，或者说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流的可怕增长，所以建成不久后就在桥面中央安放了一组红绿灯，以避免四个方向的车辆互挤互撞——沈阳老百姓流行“沈阳十八怪”，其中有一怪就是“立交桥上安红绿灯”。“整哈呢？立交桥上安了红绿灯那还叫立交桥吗？那你立交哈呢，这不国际玩笑吗？”每逢冬天，桥面上就会结上一层冰碴子，停泊在桥面上等红绿灯的车辆就常常拉不住刹车往后直溜，造成很多交通事故，所以沈阳人就管它叫“追尾桥”。
再后来，我在成都也看到这样的桥，那就是玉带桥，这时候我才明白嘲笑其它城市是很不厚道的，这样的问题会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碰到，中国人流车流的疯狂增长，使任何一个设计师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案不会在三年后落伍。即使那气势磅礴的北京国贸桥现在也很尴尬，早上高峰期，各种车在桥面上蠢蠢欲动却又欲速不达，有专家担心，迟早有一天堵在上面的车会把桥压垮。
玉带桥要拆了，因为影响到交通，想想也是，转盘立交桥上可以向左逆行绕小圈子的可能只此成都一例，它已不像是在为畅通无阻服务，而是在为制造堵车作祟，而且太影响商业的发达，你敢去骡马市吗？那种单向绕圈子的行驶办法很让人想起银河系的运行法则，人如尘、车如埃，在一头雾水中行进，在惊惶失措中寻找警察的踪影，忍气吞声地避让着粗暴的大公共汽车的挤压，稍有不慎，一个急于下班煮饭的大姐就会骑着自行车披头散发地向你冲来，并甩下句“瞎了嗦”一骑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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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不见得好，但不拆肯定糟，“立交桥”这个曾经让我们以为是现代化标志的词汇，现在却具备地雷阵般恐怖的含意，每一天经过此处，你得准备好这天是踩上“连环雷”还是“拉丝雷”，抑或“地挂雷”，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走过一段弯路，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
不仅是中国，外国人也很痛苦，曼谷主干道上的高架桥已经出现“桥上桥”的奇观，一层不够再加一层，最多的有三层，有些像麦当劳的超级汉堡王。前段时间重温布鲁斯·威利主演的《第五元素》，片子开头就是未来世界疯狂的交通状态，不过美国人很能幻想，他们在想象中为未来的交通状况设计了无路面式立交桥——也就是说，未来的车辆可以像飞机一样不用在路面上行驶，而是直接悬浮在空气中按照某种既定轨道往来交错，这既减少了修建立交桥高架桥的钢筋水泥成本，又极大化开拓了实用空间，最重要的是，那个惊艳无比的外太空美女要不是因为这种“隐形立交桥”，就不可能一跃而跳入男主角的空中计程车顶上，从而拯救地球拯救全人类。
其实美国人是在装潇洒扮浪漫，他们也没有办法清除症结，否则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关于“立交桥”的疯狂设计了：一个道路专家兼漫画家给美国的大报投稿，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彻底解决立交桥堵车问题——他画了一个类似中国老百姓夏天用的蚊香形状的模型，路面呈陀螺状盘旋而上，在任何需要的方向都有出口，绝不会有红绿灯，绝不会有错车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立交桥的长度实在太漫长了，从路东到路西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但这种盘香式立交桥将走上二千米以上……费油不说了，而且上去桥面后绝对晕菜，举例：如你买了家具要从锣锅巷到陈麻婆吃饭，很有可能绕到饿休克也只到达欧典家具门口，或者没发现出口，一脚油门一去已经开到了驷马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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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闷有多闷（1）
晋代有个诗人叫王徽之，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戴逵。”他离戴逵家的距离大概有几百里，那时候又没有高速路可走，所以他花了七八天才到达。据不完全统计，路上吟诗一百六十四首，捻断胡须七十二根。诗人通常是神经质的，雅士通常是有怪癖的。当王徽之到达老朋友门前时，他突然对书童说：“回去。”书童不解：“已至此，何以回去？”王徽之说：“我思念老友，如今已尽兴，何必亲见一面，可以尽兴而返了！”成语“尽兴而返”从此而得。
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但是一直以来被那些自恃高雅的人们当成格调之典。我读大学那会儿，老师就用什么“见是缘，不见亦是缘”，什么“高山流水，后会有期”来陶冶我们的情操，而我在文学鉴赏课的随课考试卷子上这样答题：“丫要么脑子进水，要么尿急，驾一屁遁跑路了。”结果当然很悲惨，我不仅得了零分，而且气得前列腺炎复发的老教授告到系主任那里，说我境界低下，难为人师（我读的是师范大学）。
我得承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折磨，不仅是因为我给系办公室写的那一叠检查，而且因为我不明白人类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居住关系。“同居一城，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居住悲哀，而天天串门访友又太累了，人类就像豪猪，近了会扎得肉痛，远了会很寒冷。人类注定是一种群居动物，孤独是我们精神世界最大的敌人，所以城市才会产生，所以无数的小区、社区才会被建设。前两天有个房地产老板找我出主意，他宣称他将建造一种真正高尚的别墅群，“幽静！间距大！你根本看不到邻居家，就算在家里开PARTY也没有人找小区保安投诉你”。我看着他说：“那就算家里发生凶杀案也没有人知道，直到变成木乃伊。”
上海有个单价超过四万元的地产项目，口号就是“旁若无人”！它牛逼的地方是，如果你在自家任何一个角度不小心看到了邻居家的一抹影子，房产商会马上在那个角落种上几棵价逾十万元的参天古树挡住。我有个做IT业做得精神崩溃的朋友准备在那里置业，他两眼放光地说：“这才真正像个人一样生活啊。”人如果没有邻里做伴、没有隔壁突然发出的少许代表人气的噪音、没有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的烦事儿，就一定会变态。这是我的理论，特别因世青赛在荷兰的乌德勒支生活了二十天后，我觉得这简直是真理。
乌德勒支是荷兰第三大城市，但估计也就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在这个宁静得吓人的小城，每天我们一干中国记者的生活被迫很有规律——早餐，采访，午餐，晚餐，睡觉。如果一定要描写更多的细节，那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荷兰的阳光很灿烂，我们经常呆呆地看着阳光把我们的身影拖得长长的，或者把荷兰人高大的身影压得短短的。荷兰更靠近北极，加上实行了夏时制，所以白天无比之长，早上不到八点天就亮了，晚上一直到十一点天才黑尽，在这样漫长的白昼里生活其实很恐怖，因为你基本上无事可干。每天我们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就会偷偷观看道路两边的民宅（荷兰人喜欢阳光，所以很少有人家用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的），发现他们要多闷有多闷，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有在电脑前查股市行情的，有夫妻俩对坐餐桌两侧无语凝滞的；在我们每天经过的有一家更绝，那主妇每次都在拖地板，像和地板有仇似的用劲地拖！但我们没有一次看见有人在与朋友们聚会，荷兰人民像生活在各自的试管里被孤独浸泡的婴儿。
其实我想说的是，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外国人比中国人活得郁闷多了，特别比起斗地主、诈金花、泡空瓶子、打麻将等，每年玩法都推陈出新的成都人，他们几乎就像住在监狱里。荷兰是欧洲较开放的国家，但由于教育程度和历史原因，他们很少与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当是特别重大的事，提前两周预约不说，见面时候那种做作劲让人受不了。“噢！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你看上去好极了。”“哇，这样的聚会真让我终生难忘，我会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妈妈”——你瞧，都是闷出来的毛病！
我们的房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有责任让我们像真正的群居动物一样生活，而不是泡在各自试管里的孤独婴儿。现在的不良倾向是，越号称高尚的住宅就越自觉不自觉地在制造冷漠和距离，恨不得把人与人隔出八百里，彼此用古代的烽火来联络。幸好咱们国家人多地少，否则越有钱的人就会越“变态”了。
比如我那IT哥们现在添了一毛病——他的耳朵可以支楞着动起来，据说是因太盼望有朋友来访，门口稍有风吹草动便竖起耳朵。那天路过上海去他那单价四万的豪宅做客，他无比激动顺便还表演了他的绝技，我冷冷地说：“这可是返祖现象，你本来要‘像人一样地生活’，一不小心却像狗一样地存在了。”哥们没有气得打我，却伤感得一把抱住我，“知我者，鹏哥啊。这几个月，我简直就像生活在聊斋故事里一样冷清啊。”
要多闷有多闷（2）
只要是人，就应该住得有人味。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熙熙攘攘惯了，何必学什么格调呢？除非你不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神仙如逍遥子和李秋水那样，天天在巧夺天工的无量山洞练剑谷里猫着，但最后也弄得反目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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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烦有多烦
小时候住大杂院，一家吃回锅肉全院都闻得到香，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猪们并不用添加剂属于自然生长，另一方面在于居住的关系实在紧密。我们院的“胖虾”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哪家吃回锅肉，他就端着碗踱到哪家去，顺手夹一片，顺手夹两片，弄得家家都烦他。
我家隔壁一度住着一位曹娘，60多岁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吃核桃，再就是半夜起夜坐马桶——这两件事又常常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在大杂院居住的深刻记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喜欢把装核桃的口袋放在马桶盖上，起夜的时候就先把核桃口袋拿开再蹲点。但有一夜悲剧发生，曹娘可能忘了自己的老习惯，或者一时手滑，全院只听得“哗啦啦”一阵狂响，然后曹娘大呼救命，原来她没有把核桃挪到位就蹲点，人踩到核桃上摔了好大一个跟头。
钟三伯是我们的远亲，由于旧社会时他是成都的侦缉队长，所以自然在新社会就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有一天他奉命在屋子里学习革命文件改造思想，反复念“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由于合辙押韵的原因吧，但也可能精神太紧张，他居然把这句话念反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直接枪毙了的。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被打得很像一只大菠萝。
上述三个大杂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总结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居住关系太紧密，人们都住在一个互相可以清晰听到屁臭的院子里，所以钟三伯怎能不被人听见念了反动口号。
虽然上一期我写了“要多闷有多闷”，力举人居关系冷漠的悲哀；但说句实话我很矛盾，要是人们居住关系太紧密是更大的悲哀，你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个人习惯将被无情同化。包括做爱。
作家张贤亮写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性爱与情爱故事，有的写得比较残忍，有的写得比较美；但统统不够幽默，他没有从人的居住关系来诠注人类精神世界，这可能与那时作家并未碰上大房地产时代有关吧。前苏联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作曲家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农场改造，由于他并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所以还被保留着正常的探亲的权利和生活的基本乐趣，有一天他老婆来看望他，小别胜新婚，自然要做点那事情。但在一个人人监视人人的时代，那个事情是不能被张扬的，怎么办，两口子就边做边喊口号以遮蔽视听，“斯大林同志万岁！伏拉基米尔万岁！英勇的红军战士万岁！啊，啊，啊，啊！”喊到高潮时刻时，人们当然会觉得两口子声音不对劲，因为那种强弩之末崩溃之极的声音生理正常的人都听过而且都喊过……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农场的人们又不敢说，于是纷纷都夸他们两口子思想真进步，对领袖真忠诚。
我说了，人类居住的情形和豪猪类似，远了太寒冷，近了刺扎得肉疼。这个度实在太难以掌握了，总体说来，这将和具体居住者的个性有关。比如说你是芙蓉姐姐，那你太适合住大杂院了，你将有机会每天在大院里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细节和隐私，活蹦乱跳的做国色天香S状；如果你是诗人海子，那你只适合住在昌平某仓库改装的房子里，最后孤独地死去。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凡人，住的地方很难由己愿，都被开发商忽悠着过日子。
我相当不同意“中海名城”的格局，这个外表清新动人的楼盘有两处致命伤，一是日后交通会异常堵塞，二是它几乎就是一个大杂院，上千户人家挤在一个没有隔断的院子里，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小时候大杂院的翻版，特别适合老百姓晚饭后穿着拖鞋剔着牙花出来东家长西家短的，说：“哎呀，昨天晚上我听到陈二娘家又打架了，连茶几都整翻了”，等等。
在这一点上，“置信丽都”就相当人性化，它把整个小区分隔成四个彼此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不超过四幢楼，这有效制止了人流如织的可怕情形；但丽都也有一个败笔，它的C区搞了一个所谓“空中花园”，说穿了就是每家有一个硕大阳台可以种花养鱼，一度让有拨特希望回归大自然的家伙心仪。但问题是，要养花种###可以买别墅，不济也可以买底楼，为什么要搞得11层楼层层都像苗圃专业户，充斥着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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