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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密到诱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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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男人的故事
1969年 背我淌过河流的男人
1969年我7岁，而吴叔30岁，当我们居住在干校的房屋遭遇到洪水的突袭时，我们得迁移到山坡上去，洪水扑来时，妇女们带着孩子惊叫着，试图用惊叫之声唤来隔壁的男人们。刹那间，我看到了冲出房屋的男人们，他们全都扑向女人，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奔向我，弯下腰去让我趴在她背上，我乖巧地扑在他的背上。内心的恐惧骤然间消除了很多。那时我并不知道男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紧贴着吴叔的背，他似乎感知到我的恐惧，便对我说：“别害怕，我们会到山坡上去的，我环顾四周，每一个男人都背起了一个孩子，他们淌着已经到腰部的水，有的男人还牵着妇女。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急流中淌过去。
四十多分钟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片山坡，吴叔把我放在山坡上，让我别动，转眼之间又向着山坡下跑去。我靠着一棵松树，我是头一批到达山坡上的人，而我的母亲，我的小哥哥依然在水里，我的嗓子干涩着，想呼喊。我又看见了吴叔，他此刻正在水里伸出手去，他把手伸给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25岁左右，辫子环绕在肩上，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干校诊所的医生，吴叔终于拉住了那个女人的手，我能感觉到他们手牵手的力量，那个女人朝着吴叔笑了一下，仿佛寻找到了彼岸。后来，我还看到了母亲和小哥哥，他们手牵手牵地淌着水，已经靠近山坡了。应该说在洪水退去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我的童年生活中有金沙江畔的卵石，有急流，有炎热和尘埃相伴。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吴叔的脊背还会再一次托起我的身体。那是一个午夜，我病了，发着高烧，母亲把我送到了干校的诊所，在那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吴叔和诊所的那个女医生在一起，母亲仿佛知道他们的关系，母亲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可孩子发高烧很重。女医生量了量我体温说已经快到40度了，很危险，而诊所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退烧针水，诊所的存在在很大的意义上来说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除了一些包扎伤口的药物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药物，因而女医生果断地说得尽快送往小镇医院，否则，我的生命将有危险。吴叔弯下腰说，他可以陪同女医生送我到镇医院去，让母亲回去，因为母亲第二天还要早早地喂猪。吴叔说他的工作不着急，吴叔和另一个叔叔放羊，可以把工作交给那位叔叔就行。
容不得母亲的犹豫，吴叔背起我，我已经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去向，那时候，我有可能生，也有可能死，总之，任何一种选择都可以让我一死也可能让我生。吴叔背着我，旁边是另一个女人，很久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吴叔和诊所的医生谈恋爱，但因为两人都置身在干校，不可能选择婚期，而在那天晚上，当我在高烧之中偶尔睁开双眼时，我看到了夜空。金沙江边的夜空犹如橄榄色，呈淡绿色，而在这淡绿色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急促地朝前扑去，在江边我们搭上了船，而对岸就是金沙小镇。就是让我获得生的地方。
当我的身体从吴叔的脊背上滑落下来时，我已经充满了记忆。这记忆让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因为有了他的脊背，我在两次危险中寻找到了新生。两年以后，母亲带我在县城参加了吴叔的婚礼，那时候我才知道，吴叔在县畜牧局工作，我有些腼腆地置身在他们婚礼的世界之中。用宽广的脊背承载过我身体的吴叔，此刻脸上洋溢着喜悦，他的新娘的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而我却凝视着他的脊背，这有限的记忆将陪随着我去了解男人，而当我后来认识男人并与男人不断地交往时，我总是会浮现出我儿时的一幅图像：我两次趴在吴叔的背上，那时候，我就像在依倚着这背寻找着我战胜恐惧和死亡的秘密力量。而我趴 在吴叔的背上时，我就不知不觉地战胜了洪水带来给我的恐惧以及高烧焚毁我身体的陷阱。
我仰起头来，两年以后，我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参加吴叔的婚礼，在婚礼最为热闹的时候，吴叔发现了我，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小时候在我背上紧紧地靠着我，我能够感觉到你的害怕和喘息……”不错，我就是在吴叔的脊背上战胜了生命中两次恐惧和危机的。
1972年“受难”或者“续缘”的男人
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她像所有在那个特殊时期离婚的女人一样，之前遭遇到命运的磨难，她是一个歌剧演员，从省城下放到小镇，然后镇里给了她一间小屋，她就在小镇上守办公室。那时候，每到清晨，她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在那座古旧的木楼上，就是她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话，电话响起来时，她的职责就是记录一下电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就过着这样一种单调的生活。我从未听见过她唱歌，她的沉默使她的面孔显得冷漠，除了跟母亲打招呼之外，她几乎不跟任何别人讲话。
突然间，在她门外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人远方来的男人，男人戴着眼镜，30多岁，跟这个女人的年龄相似。在男人的脚下放着一只旅行包，母亲让我到办公室去叫罗姨，说她来客人了。我就咚咚咚地上了楼，我上楼梯时，能够感觉到那些楼梯已经下垂，已经开始腐烂。而罗姨就在楼上，守着那台电话。门开了，吴姨质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她，她愣了一下嘀咕道：他还是来了，他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质疑的时代，犹如 吴姨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了疑惑。我站在门口，我好像是头一次感觉到吴姨的美丽源自她纤长的胳膊，她的胳膊垂直下来，仿佛想由此触摸到她此刻的质疑源自何处？她似乎害怕去面对楼下的男人，然而，她无处可逃，她必须下楼，随同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的那一刹那间，我同时也感觉到了那些质疑已经在发酵，就像母亲的咸菜在发酵一样。
我站在院子里跳绳子，也许我从那时候就对那个坐在门口台阶上吸香烟的男人充满了质疑，也许吴姨的质疑已经感染了我，传递到了我身上，我一边跳绳，一边偷偷地看那个男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迎着从楼下出现的吴姨的目光而上，男人的脸上出现了一点点喜悦，吴姨已经来到了男人的面前，男人说：“我终于见到你了……”吴姨冷漠地说：“回去吧，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男人打断吴姨的声音说：“我决定了要陪你一块受难。”吴姨的嘴唇颤栗着，不再说话，她打开了门，让男人进屋，门砰然一声关上了。
男人所说的那个受难的词汇，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了家，问母亲什么叫受难。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谁教会你这个词汇的？”我没回答，然而，这个词汇始终在我眼前晃动不息，晚上吴姨来了，她说她跟我睡几天，她来了客人，房间让客人住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半月，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占据着吴姨的房间，母亲说那个男人是吴姨年轻时的恋人，错过了与吴姨结婚，现在，吴姨又离婚了，所以又来续缘了。
“续缘”这个词汇与受难这个词汇一样陌生而新鲜，母亲说他们要结婚了，因为相隔原址太远，无法回老家去领结婚证，所以，他们想让母亲做证婚人。他们不想声张，因为任何声张都代表着言辞，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他们不想解释，只想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便饭就秘密地结婚。由此，我们全家便来到了吴姨的宿舍，那只是一间单人房间，证婚人母亲在我们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夕庄严地宣布了吴姨和那个男人成婚时，我们嗅到了一锅鸡汤的味道。
从此以后，吴姨和那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那间房间里，他们没有改变房间的任何色泽，在镇乡公所的人们看来，这个男人就是吴姨的丈夫，所以没发生什么异议，在母亲证婚者的声音宣布之后，一个男人就这样住进了吴姨的房间里，男人转眼在镇上租了一家铺面，修理各种乐器、电器。那时候，这是小镇第一家维修铺子。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直到吴姨和他丈夫离开小镇之前，吴姨才告诉母亲，她的男人在来小镇之前，放弃了城里的工作，他是一家音乐学院的教师。这也许就是“续缘”的故事，同时也是他陪同吴姨“受难”的故事。他们离开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相依为命的手牵手拉着几只箱子，即将回省城去的现实，而此刻，我好像听见了吴姨在唱歌剧，因为她将回歌剧院去。无数年以后，我在歌剧院听到了吴姨的歌声。
1982年 求婚者的降临
1982年频繁的求婚者出现在窗外，我住的窗外就是一条街，因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面孔，他们手里夹着香烟，那些源自八十年代的劣质香烟给他们的焦灼带来了烟雾，而透过这层烟雾我恰好可以看见他们的脸。第一个敢于敲开我门的求婚者是一个货车司机，他黝黑的面孔闪烁着羞涩，开始时他并不求婚，他只是到房间里坐一坐，留下几只香烟蒂，当他把香烟蒂摘灭在烟灰缸里时，那时候，我已经悄然地为他准备了烟灰缸了。
我盯着他的脸问自己：他就是那个我想嫁的男人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坐上了他的大货车，从县城出发到省城，他陪我在省城出入商店，当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单被面时，我才知道，他带我到省城来是来购置结婚床上用品的。我和他坐在省城西站的一家小米线店里吃米线，我盯着他黝黑的脸，他言语很少，但每说一句话都很有份量。比如当他说：“我们的婚期可以定在春天时”。我被罩住了。我和他几乎没有谈过恋爱，他就想娶我了吗？回到县城之后，我决定中断跟他的来往，当他把他母亲留给他的一只玉镯作为订婚礼物送我时，我坚决而低声地说：“我不可能嫁给你。”他愣了一下，收回了玉镯，很理智地自言自语说：“我原以为你已经准备嫁给我了。”他走了，对待生活，对待她的婚姻，他缺乏浪漫，充满现实精神，不久之后，他就结婚了。
第二个求婚者是邓丽君的迷恋者，他经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穿过我窗前的街道，当初，他认识我已经很久了。直到他拎着录音机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看着她，当时我正站在走廊把我从洗衣盆中拎出来的水淋淋的衣服准备拧干，然后用衣架撑起，晾晒在铁丝上，他站在一侧，微笑着看着我说：“你真漂亮。”而他的录音机正在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时期，这种梦想有些奢侈，即使是这个邓丽君歌迷手中的这台录音机也是单位的，他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所以有权利支配一台录音机。从这一刻开始，他似乎抓住了我的弱点，总是在黄昏或一个周末的午后拎着录音机到我房间里来，有了邓丽君的歌曲弥漫，房间里似乎就充满了一种气氛：它纷乱而迷惑，它跳动着微光之中的火苗，它灼热而飘渺。
而当他终于在一个黄昏试着抓住我的手时，我突然喘着气说：“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时刻谈恋爱。”男人笑了，那是20岁男人的笑，那是被邓丽君的歌曲所弥漫过的笑，他说：“我就是想见到你，如果你喜欢邓丽君，我每天黄昏都来陪你听邓丽君歌曲。”就这样，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春天，当他说：“母亲让我把你带回家，她想看一看你……”我明白了，我已经跟他的家庭牵连在一起了，我知道有他的母亲的笼罩，我们交往会陷入某种东西之中去。于是，还没等他求婚，我就终止了与他的来往。他拎着录音机，把邓丽君伤感迷离的歌曲放到最大的音量，他回过头来痛苦地说：“你伤害了我。”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他，那天黄昏，邻居都知道我跟他结束了某种现实关系，因为在邓丽君的歌曲弥漫之中，他消失了。
第三个求婚者是一个媒人降临之后出现的。那个媒人是我单位的同事，媒人跟我说到这个男人时，我没拒绝，我说见一面再说。男人来了，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装在套子里，那套子就是他的一身西装。那时候，县城穿西装的男人还很少，就像录音机很稀罕一样，穿西装的男人也很稀罕。也许他是第一次穿西装，所以，穿西装给他的身体举止带来了一种拘谨，而这拘谨使我显得很不舒服。当他说过他的供职单位，他的家庭状态，他的月薪时，我突然从内心告诉自己：一个荒谬，简直是一个荒谬。所以，见了这个男人的第一面以后，媒人问我印象如何时，我否定说没有必要再见第二次面了。
三个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在1982年出现，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我的性格却同样导致了我的命运。这是一种命运的冲突，正是它们不和谐的音符使我和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一种隔阂。然而，当我想起他们年轻的面孔时，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欠起身体往窗外看去的那些手指夹起香烟的年轻男人们来，他们迷茫，他们却充满了期待。
1982年 从上海来县城的裁缝夫妇
春天，上海裁缝夫妇在永胜县城客运站下车，他们带着一台缝纫机和一个男孩，两只大箱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天以后，在县城的主街道上出现了一家上海裁缝铺，两头挂着用红布做成的灯笼，还挂着一把用红布做成的大剪刀。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把大剪刀，它正缓缓地张开。
剪刀张开之后，裁缝铺开张了，起初，涌到铺子里的是女人。我是其中的女人之一，那时候渴望着让上海裁缝为我量体裁衣，为我制作典型的上海式风格的衣装。起初，我们要排队才能轮到那种量体裁衣的时刻，为此，我们排着队，女友张丽翘起嘴唇说上海裁缝真了不起啊，如果他能收我做徒弟就好了。张丽是小县城的头号美女，她说话算话，真的去拜上海裁缝为师了。
那一时期，我能够感受到张丽生活中的那种明媚的色彩，甚至我能够感觉到她嘴唇翘起时流露出的那种骄傲。在上海裁缝铺子里出现了一位女弟子，这当然是一件新鲜事，仿效张丽的女孩子突然多起来，都想去做那个身材修长，笑容羞涩的男人的弟子，不过，那个上海裁缝回绝了，他只留下张丽。因此，这件事让上海裁缝的妻子，那个讲着上海话的女子，并不懂得缝纫，她只是坐在一边，只是帮助上海裁缝上钮扣，带着孩子而已。不过，她是一位俏丽的上海女子，肤色白皙，牙齿洁白。张丽对我说，上海女人总是盯着她的一言一行，仿佛在戒备有朝一日张丽会夺走她的上海裁缝。
然而，即使是在上海女人的监护之下，上海裁缝的目光依然温柔地、羞涩地与张丽挑逗的目光接触着，张丽迷恋上了上海裁缝。她私下对我说，如果上海裁缝有勇气带着她私奔的话，那她就跟他走。我劝诫她说，上海裁缝不会带着你私奔的。张丽不相信，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种感觉，上海裁缝只是经不住诱惑而已，在这座西南边疆的小县城，年轻的上海裁缝时时刻刻地被一群少女、女人的影子和声音所包围着。她们总是用像小鸟样的声音纠缠着上海裁缝，为她们的身体设计出梦想的服装。我便是其中一个，当上海裁缝为我量体裁衣的时刻，我为我的女友张丽观察着她梦想中可以带着她私奔出去的男人：上海裁缝的目光很暧昧地落在每一个女人或少女的脸上，他的羞涩是掩饰着他的怯懦。所以，我可以证明上海裁缝绝不会带着张丽私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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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张丽来了，她说她刚谈到私奔时，上海裁缝就垂下头来说：“不可能的，这条道路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也太可怕了。”而他说这话之前，张丽已经把上海裁缝带到县城外一片竹林深处，那是一个午后，上海裁缝让上海女人守一会儿铺子，便骑着自行车来竹林约会，张丽一见到他，就勇敢地扑进了上海裁缝的怀抱说：“带上我走吧，带我离开这里吧，让我们私奔出县城去吧。”这几句话是年轻的张丽已经默念了数遍的台词。我想，这段台词在当时一定把上海裁缝吓坏了。接下来，很快地，这场约会就结束了。上海裁缝骑着自行车离开了竹林，张丽目送着上海裁缝离去，她在竹林中流了一会儿眼泪，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我，并把这种失败的结局告诉了我，然后，她推翻了自己对上海裁缝的那片痴情说：“我没有想到上海裁缝很胆小，他真是让我失望，他连私奔都放弃了，就更不会娶我了。”于是，张丽果断地离开了上海裁缝店。
上海裁缝依然像往常一样守候在铺子里，旁边是他的上海女人和小孩，依然有女孩想一次次地做他的女弟子，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很多年以后，上海裁缝的铺面扩大了。他不得不收两个女弟子帮忙，其中一个女弟子爱上了他，要死要活地要嫁给他，但上海裁缝依然用坚定的声音拒绝道：“这事很危险，也很可怕。”他的话一说出来，女弟子就清醒了。
上海裁缝爱女人，但他已经形成了他的意念，除了守候那个上海女人之外，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私生活。当然，他的目光，暖暖而羞涩的目光依然如故，依然与每个少女，女人的目光碰撞着，但仅仅是短促的碰撞而已。这样的男人，从内心升起了一种温柔的冒险，而在现实中，他会敛住火焰，并掐灭它，所以，上海裁缝的一生充满了平静，他就像小县城多年年不变的水井般升起过漪涟，而不沸腾。
1983年 县城照相馆的男人
他对县城的女人们的引诱是从照相馆开始的，当然，在众多的年轻女人中，我也是被他引诱者之一。1983年，如果在照相馆拍摄一张人头像，因此被放大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那一定是女人们面临着的最大的引诱，为此，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走向照相馆，用不着他召唤；挂在橱窗里的，镶嵌在塑料框形的镜框里的引诱比他的言语更有召唤力。
一天上午，我钻进了照相馆，想为自己的头像拍摄一幅照片。欲望像口渴症一样使我置身在照相馆中，起初我并不认识他，而他好像有些了解我。他掀开一块布幔走出来，问我是不是要照相。我有些羞涩地点点头。他说，我可以让你的头像在这橱窗中悬挂很长的时间，只要你允许，挂到任何时候都可以。
我看了他一眼，他已秃头，才三十多岁，他就已经秃了头，然而，从他的眼神中我却看到了一种挚热：对年轻女性的热情，像一盏灯一样照耀着照相馆，我坐下了，他说应该化妆，只有化妆才会出效果。1983年，我拒绝用唇膏、粉盒，因为唇膏、粉盒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显赫的位置。而摄影师的声音对我却充满了一张引诱，观看头像悬挂起来，犹如观看到我的另一张脸，它是我的，又是别人的，这也许正是摄影师的引诱可以像酒精一样散发的魔力。
也许，这就是魔法把我罩住的一个时刻：
当摄影师亲自为我的脸第一次化妆时，我感受到了那些粉沫在孔翼间张扬着，那些香而腻的浓郁的粉沫往我脸上扑来时，我被呛了一下，摄影师托起我的脸说：“别害怕，化上妆，你会更漂亮。”眉笔在我眉头上勾勒出了不同的两根细线。那就是我的眉毛，摄影师改变了我的眉毛，我的嘴形，我的鼻梁，我的脸庞，我的肤色。所以，当摄影师把一面镜举到我面前时，仿佛不认识自己似的呢喃道：“这是我吗？摄影师说，这当然是你，可以挂在橱窗上的你，可以更漂亮的你。就这样我没有了议异。
1983年，我就这样化了妆，像一个奴隶一样对摄影师的声音产生了依附感，我丧失了那个自我。随后，三天以后，女友告诉我说，我的头像被放大了，已经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女友兴奋地说，照片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比我漂亮好几十倍。女友一定要拉上我去照相馆，那天午后，小小的照相馆热闹极了，来了几个女人，她们来自肉联厂，来自印刷厂，来自百货公司，来自自来水厂，她们都是我周围的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她们正陷入摄影师，一个秃头男人为她们为我们设置的一种生活之中去－－我们心甘情愿地正在加入摄影师的魔法之中去。目的只有一个，让青春显赫的一刹那装在一只只塑料镜框之中，展览在明媚的八十年代初期。这种时髦正在小县城流行着－－竟然是由一个秃了头的摄影师开始发起。我们陷入了这种表面的短暂的快乐之中去。就这样，照相馆很热闹，摄影师很轻易地让魔法勾引了女人们。
这个魔法使县城的女人，那些拥有青春期幻想的女人的头像装在镜框之中，被轮流地展览着。我也是被展览者之一，当我主动地要求那只镜框从橱窗中取下来时，摄影师正举着眉笔帮助另一个女人画眉。
一个男人，乐于收藏女人青春期的头像，并因此将这些头像镶嵌起来，这是一种技巧和魔法。很多年以后，我回到了县城，他的照相馆已扩大了，这时候他已经做起了婚纱摄影。这是照相馆，这是一家婚纱摄影馆。他似乎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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