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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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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慢慢长大
蔡明亮导演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小树慢慢长大》，我借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蔡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外也种了一棵小树，看着它慢慢长大。这个行为很酷，可惜我学不来，我没有自己的土地。
据说种树会上瘾，因此有人会一棵接一棵一直种到死掉那天。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的砍树，一棵接一棵砍，尤其是珍贵的树种，一直砍到自己死掉那天。
珍惜植物的生命，甚至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定义为仁慈：一个农人在田地里为他的牲畜收割牧草是应当的，而若他在回家的途中，故意践踏路边的一株野花，那就是残忍。不知有谁会听信史怀哲的劝说，善待卑微的植物。可是植物（尤其是树）的某种特性，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能成为人类的教师，那就是它的“慢慢长大”，这里面包含了成长和耐性，它们是树的天性。而人类当中，只有极优秀的那一群人，才会在后天意识并且养成“成长”与“耐性”。
马克·吐温有次被问到“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他说：毫无疑问，是成长，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马克·吐温年轻时是个沙文主义者，自大狂。我们年轻时很像他。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后来“成长”为一个信奉种族、人类平等的人，一个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人，一个以幽默和讥笑抵挡所有残忍与短见的人；同样进入了中年，我们倒是没有一点像他了。
成长，能让一个人挣脱丑陋的茧。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是植物，一生下来就开始成长，永不停歇，直到死亡。我们可以在很年轻时停止成长，把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用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茧。
树木最好地诠释了“成长”的内涵，一是把“成长”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自我否认、自我怀疑、自我更新能使“成长”过程进行到生命体的最后一刻。
第二点，恐怕失传得列为久远：成长只能是缓慢的。一棵小树只能慢慢长大，搞拔苗助长行不通，所以，缓慢在植物那里，还是成长的基本准则。而焦燥的人并不会死，所以，缓慢就在人类社会成为稀缺元素，你可以碰到从来不读经书的信徒，从来不写作的文学家和从来不诚实的评论家，从来不做一件小事的救世者与从来不坐在书房的大学教授，从来不接受新知的批评家与只相信骗术的投机者……一天之内，你可以碰见上百位这样飞快地哼哼着奔跑的人，好像要带领我们到幸福彼岸，其实，只不过是盘旋在一颗脑袋顶上的蚊群而已。让人心酸的是，他们盘旋着的下方，似乎并没有一颗脑袋。
像蔡明亮一样种一棵树吧，至少，也得经常看一棵树，看看它们怎么慢慢长大的，开始像马克·吐温一样慢慢成长，不要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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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委身于人
委身于人
“委身于人”这四个字，它现在主要的意思是和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似乎是姿态主动；可是，我不想顺着这层意思说，纵使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下去，也不得不小小地得罪一下你。我要从肉体完全回到精神，说说“委身于人”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体会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人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潮，崇拜者甚至说他名字的亮度，已经要超过福柯和德里达。
我在《南方周末》上的“我是鸡汤”，是一个问答专栏，后来，我接到不少邮件问我这样下去，听了太多别人的诉说，会不会疯掉？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如果我说“还没疯”，那么这个宣告就有点疯狂的意味了；而谦虚地表示“我已经疯掉了”，又显得很清醒。但这样的疑问触动了一个很好的话题，那就是，作为人来说，真正的倾听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倾听你自己和别人，都是如此。所以，多数人的选择是按照习惯生活，从不倾听自己，把自己所有敏锐的心智搞成哑巴，再也不会开口烦人。不想这样从众，或者，你也想开个问答专栏，那么，圣人托马斯的一句话可以相送：要记住，人很坏，总在邪恶边缘游走——这句话不像圣人说的——心灰意冷、玩世不恭。不好意思的是，它正对我胃口。
以倾听作为职责的，最著名的，莫过于神父了。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某人去向神父忏悔，他说：法官及陪审团都坚信，那桩分尸案是连岳干的，其实不是，那是我做的。忏悔完毕，凶手焕然一新地走掉，这个神父内心受不了了，但是他又必须保守忏悔者的秘密，于是，他向另一个神父作了忏悔，然后焕然一新地走掉。再三再四，终于所有的神父都知道了案件的真相。行刑之前，有个神父去接受连岳的忏悔，连岳说：我真的没有杀人。神父叹一口气说：哎，我们都知道……
倾听，有时候就是这么需要定力，你有可能知道自己和他人罪过，而又无话可说，无法可想。这是真正的“委身于人”，当然，我做不到，只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点，其中就有秘鲁的古铁热（Gustavo Gutierrez）——我超喜欢这个译名，远古的冷铁都会温热，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率先提出“解放神学”的概念：“我们的起点是委身于穷人，一种“非人”，它的概念源自受害者。”他现在，就是准备超过福柯和德里达的那个人。
神学这门学问也许离我们很远，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去秘鲁，但是谁都不会缺少“贫穷”，可能你身边有大量的穷人，可能你内心一片荒凉，这些状况，也许都需要“委身”，去听，最终知道我们都是某种穷人，也许，发疯的概率会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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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贫穷与穷人
贫穷与穷人
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了一句“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当时以为这是浅显当然的真理，人人都明白，没必要加以解释。直到前几天，有个人提起这件事问我：过去了几年，你现在还坚持这句话吗？
是的，我仍然坚持这句话，并没有痛哭流涕，洗心革面，觉今是而昨非。不出太大意外的话，我一直会认为这是句真理。不过，经此一问，我也发现，有多加论述，把这句话的意思说得明白一些的必要。
“贫穷”和“穷人”是两个概念。一个人不幸陷于“贫穷”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穷人”。没有人喜欢“贫穷”的状态。“贫穷”的状态，一般都是无可奈何的，也许一个人就出生在贫穷地区的贫穷家庭，也许是缺乏援助并被剥夺了多数机会，可悲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两种状况往往还会相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很明显看得出来，“贫穷”是对一个人的惩罚，而非奖赏。贫穷让人吃不饱、穿不暖、受不了教育、改变不了命运、几乎没有机会体验知识与思想的乐趣，“贫穷”能把一个人的存在与命运压得如此扁平痛苦，当然是最大的罪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寻找更多的机会，以期获得更大的财富，总不能说我们是自甘堕落吧？
而“穷人”，毫无疑问，应该获得尊重、同情、帮助，政府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穷人”与“贫穷”永远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把“贫穷”看成是“穷人”的道德属性，所以，夸奖“穷人”，连“贫穷”也一并欣赏。“贫穷”并不是“穷人”的勋章与花环，而是枷锁和羞辱；赞美“贫穷”，是在恶心“穷人”，就像你夸一个人的秃头灿烂辉煌一样。
人总愿意站在弱势那一边，在情感上，更容易把更多的美德赋予穷人，这当作一种田园抒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在进行理性判断时，不应该相信财富的多寡可以与美德划等号。仇穷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正比；仇富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反比，这两类人，都只爱用脚后跟思考而已，一样乏味，并无高下之分。
伯特兰·罗素有个无情而真实的判断：贫穷最可怕的后果是让贫穷扭曲了自己的思维。而长期贫穷，这个后果发生的概率很高。甚至，可以发现，有些人在经济上脱离贫穷相对容易，而要改变扭曲的思维方式却非常困难，这是“贫穷”之罪的惯性。要拯救“穷人”，也要扑灭“贫困”。
我们是以公正为出发点推理、判断，正如《圣经·旧约》所说：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利未记》。
只要有公义，穷人、富人才都不会受伤害；穷人才可能得到财富，富人也才可能享受财富。需要赞美的，是“公义”，而非“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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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柏拉图的“乌托邦”理念，体例很美，却被认为是贻害自他以降的多数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想成为乌托邦里的“哲人王”，用自己的思想给万民带来幸福，在“爱智慧”的羊皮里，是“爱权力”的狼身，在你身边，可以很容易发现终日空谈，毫无创造力与实践能力的大小“知识分子”，而且在表象上还充满了拯救焦虑与道德优势。如果他们是一颗洋葱，一瓣一瓣剥开以后，在内核上只写着“权力”两个字，而有没有智慧他们其实是不在乎的。所以，把“哲人王”从知识分子概念中驱逐出去，在现在和将来，似乎都是成为真正知识分子的门槛。用一句直白的话来讲，那就是：不要吹牛，不要撒谎，多看几页书。
“乌托邦”理念就像茂盛的罂粟花，它的迷幻效用，不仅会败坏知识分子，甚至可以沦陷一个集体，“持续撒谎”作为重要政治技术，应该就是在“乌托邦”理念中完善的。柏拉图的一个谎言是：神创造了三种人，最好的一种是用金子作成的，次好的用银子，普通人是用铜和铁；用金子作成的人适于作卫国者，银子作成的人是士兵，最差的人当然只能去干体力活。这种弥天大谎，谁会相信呢？掐掐自己的皮肤就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做的，或者，看看怯弱无能贪婪残忍的卫国者，可能也会觉得他们值不了金子的价钱。柏拉图说，不必害怕这种理智，如果你从这一代人开始宣传这种神话，他们确实是不太可能相信的，但你只要持续说下去，在下一代人以后的一切世代，却会被教育得确信无疑。
你是卫国者，并且想保持这种优越地位，就要撒谎，持续不断地撒谎，不要害怕被揭穿，有利于你的谎言，迟早会成为集体意志，到时候，你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你做多么荒谬冷血的事情，都会得到群众的支持。
很多人恐怕还是不信人类的理智可以这样轻易地丧失，因为有一个乐观的看法在告诉我们：谎言永远只可能是谎言；骗得了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
那么，研究纳粹大屠杀史的克里斯托夫·布拉温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新近结论，却剥夺了这种想当然的乐观，证明柏拉图的“骗术策略”会成功。他的新书《大屠杀的起源》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讲述的就是德国人如何到达普遍接受“灭绝犹太人为正当行为”的过程。大屠杀不可能由希特勒一个人完成，不可能只由纳粹冲锋队完成，也不可能通过强迫德国人去完成；只有德国人都平静自然地去杀犹太人，视之为当然，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才可能实行。
犹太人在历史上承载了许多恶名，他们被视为吝啬、贪婪、冷酷、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反犹情绪在逐代强化中，成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就是轰动江湖的梅尔·吉布森投资、导演、编剧的影片《耶稣受难记》e Passion of the Christ）也隐约把耶稣受难的责任归罪给犹太人。
希特勒的大屠杀就借助这种由来已久的反犹情绪，只要是德国人讨厌的特质，就把它宣传成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在这些被强加给犹太人的特质中，克里斯托夫注意到两个性质相左的定语：自私的逐利者和共产党员。从理论上看，这两类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纳粹宣传都让他们由犹太人扮演。以严肃思考、逻辑推理见长的德国人，并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个矛盾。因为“犹太人就是坏人”这个谎言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德国人的大脑，成为不言自明、毋须证明的前提了。就像“乌托邦”的信徒相信卫国者是黄金构成的一样，德国人相信了犹太人是由地球上所有的坏元素构成的。
终于，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种族灭绝行动在1941年成为德国人毫不怀疑的集体意志。在离焚尸炉不远的歌剧院，德国的知识分子优雅从容地聆听贝多芬的《合唱》，感受着贝多芬“百千人类，终成兄弟”的悲悯情怀。
千万不要说，你比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更聪明，更不容易被欺骗，说不定，你坚信的很多东西，就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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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苛刻是批评本色
苛刻是批评本色
在拳击比赛中，尤其是十二回合的职业拳击，选手的眉骨一带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个部位，皮薄、无肉、骨硬，被对手的头一顶，甚至是拳风带到，往往就会开一个血口。只要出现这种状况，对手的策略就会像大白鲨一样，集中所有的力量攻击这淌血的伤口，让它变得更大、更深、更痛，以期摧垮斗志，获得最后的胜利。而那浴血奋战的那位，如若能把比赛坚持到终场锣声，在意志力上，似乎更能搏得观众与裁判的钦佩。这种场面使拳击比赛看来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也是许多人反感拳击运动，甚至有些国家一度禁止拳击运动的原因之一。但现在认为这是勇敢者的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它需要的力量、策略、耐性都非同寻常，而且，拳台上的“杀手”，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位温柔的“圣人”，像阿里一样。
从反感到欣赏，是不是人变得更残酷了？
不是，那是因为人们知道，所有的“血腥”攻击，都是发生在规则的范畴之内，感到不支的选手，可以认输放弃，裁判也可以中止比赛。这和我们走在街上，看到有人眉骨上有伤，就给他一拳，打到他服输，是完全不同的。
任何竞争，你的对手都只会看到你的缺陷、攻击你的缺陷；你的对手就是你的批评者，苛刻就是他的本色。
苏格拉底讨厌政治，他认为政治中无公义可言，当政者无疑要一味说自己的好，而反对者却只会说执政不力的地方。这种情形一直发生到现在，将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今年（2004年）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我看到一款电视机的广告辞是：买液晶电视，看总统选举。四年一度的“攻击”与“防守”盛大娱乐开演了。比拳击比赛的趣味性高多了。
观摩了几次选举，就会发现，有些戏码是会固定发生的，在选举攻防之前，双方都会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良性”选举，没有苛责、没有丑闻、只会赞美对手的优点，让选举起到“净化人心”的作用。当然，谁都像苏格拉底一样不会相信这些，大家还是能如期看到苛责与推诿、自夸与嘲讽、丑闻与更大的丑闻，情势诡谲、跌宕起伏。人心当然没有因此净化，但也不会因此被污化，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场规则许可的比赛，所有的攻击都围绕着伤口。双方都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层面，而观众们，当然可以接触到事实的两面，从而判断出谁更为优秀一些；或者，谁坏的程度少一些。违犯规则的结果将是致命的，即使是尼克松那样了不得的人物，在反对党的办公室里装窃听器，结局也只能是充满羞辱地退出政坛。
一个不会攻击对手伤口的拳击手，会受到观众的嘲笑；如果不允许攻击伤口，看则和气，但也不会有精彩的比赛，也根本产生不了阿里那样的伟大拳手。而美国的一位评论家的判断在这里也值得推荐：股票指数上涨、失业率下降、经济成长率增加，这些对反对者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这些数字不好看，就等着被反对者撕成碎片吧。从这个角度看，也只有苛刻的反对者、批评者，才能让人戒慎恐惧地把事做好；同一个逻辑，批评者温柔可亲，就不必太认真做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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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灵性流亡
灵性流亡
犹太人在现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经商天才，能从任何生意中挣得利润。罗曼·波兰斯基在他的电影《钢琴师》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同被送往集中营的前一刻，依然有不幸的犹太商贩向不幸的同族兜售糖果，赚取惊人的暴利。作为一个犹太人，波兰斯基恐怕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一些特性体会特别深。
犹太人并不是从来就具有经商天才与爱好的，事实上，他们被迫学会了这项技术。犹太人原来几乎全是农民。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失败后，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捣毁，犹太人多数被掳获。在此后的流亡的过程中，犹太人却在巴比伦那里学会了经商技术，而且成为专家——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流亡固然不幸，新知识与新技能却是丰富自己的重要收获。不流亡，就接触不到巴比伦迥然不同的商业技术。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被敌人掳去是件好事，只是为了表明，时空的突然转换、熟悉氛围的完全消失，能逼迫人做出艰难的转变，从而迎来命运的转折。
任何动物都相当具有惰性，对熟知环境有迷醉式的依恋，而相当简陋的物质及知识供给，都可以让人忍耐下去。所以“流亡”的状态的出现，从古至今，都有被外力强迫的因素在。
在结合了大量犹太人历史的《旧约》中，“流亡”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从中也可以看到“流亡”是人的本性所憎恶的。在《出埃及记》中，先知摩西带领寄居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找到自己的神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土地；几十年在野地里流浪的过程中，以色列人一碰上难题，就会冲着摩西大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法老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
只要有个肉锅，当奴隶的现状可以坦然接受；而只要饿几餐，再自由的“流亡”，也会引起普遍反感。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奴役，这是个常识，也无须论证了。可是奴役的状态仍旧为许多人所选择，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自由的状态需要某种程度的“流亡”。
《新约》中的许多元素都是新的，可是“流亡”主题还是一再出现，而且被赋予了传播学上意义：那些被驱散的人，流落到各地，宣扬理念。《使徒行传》当“流亡”的价值在长期的事件中凸显出来以后，“流亡”逐渐成为主动追求的状态，“流亡”状态也多数是在精神领域内的“灵性流亡”，从“埃及”走到“流奶与蜜”之地，全然都在自己每天的一念一瞬，在自我挣扎中完成，也许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绝不会少于摩西在野地里花去的几十年吧？
曼德拉说他在长期的牢狱之中，有一项重要心路历程——要为这种“灵性流亡”找个例子，这个相当合适——曼德拉入狱之前，脾气暴躁，在狱中，他发现这样只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对立，不可能争取到一丝一毫可用的资源，于是决心彻底更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改变的艰难程度，因为一个被不公正惩罚的人，完全有理由放纵自己的愤怒。可曼德拉偏偏从可供寄托的惯性中开始了“灵性逃亡”，最终，这个人在狱中赢得了全世界——包括曾经暴力对待他的看守。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中，来宾就包括他的两个狱中看守。别人不解这个邀请时，温和的曼德拉说：如果我不能包容曾经仇恨我的人，那我的牢不是白坐了吗？
我们的惰性是不是大得一定需要被关在牢里，或被人驱赶，才能开始自己的“灵性流亡”？但愿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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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逃城的设计理念
逃城的设计理念
不夸张地说，对西方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应该是首推《圣经》，一个西方人，无论是不是基督教徒，思维、判断都会受到其无形的暗示。在西方的阅读者当中，对《旧约》不喜欢的人不在少数，总是认为它过于严厉、毫不留情，着眼点在“罪与罚”，而不像《新约》，着眼于“罪与恕”。这种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忽略了《旧约》的史料中已经有许多宽容的元素，不然的话，它也无法演变成《新约》文本了。
一个必然以铁血手段报复仇敌的民族，在他们的律法中，专门留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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