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一号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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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　
　　最先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当时是上午12点（相当于10点），他们正驱车前往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刑侦处王森林政委的声音，王政委说：“边疆宾馆发生了枪战，你们立即去现场。”　
　　这家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二人调转车头，马上赶了过去。　
　　黄亚波1976年当刑警，1984年担任大队长，当年才28岁。他有着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内心细致，对疑难案件总能拿出独到的见解，思维简洁，敢下断语。　
　　刘豪杰是黄亚波的助手。他搞技术出身，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不少“弟子”。同搞技术工作的栾大为、江援朝等人谈起刘豪杰，都很佩服。　
　　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黄亚波处长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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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现在，当时的场面很混乱。地上到处是血，可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只有少数巡警在维持秩序。　
　　几分钟后，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员陆续赶到。　
　　我看见了一具尸体（丁小保的），其他尸体和受伤的人，已被群众救往附近医院。　
　　我和刘豪杰分工，他负责现场勘查，我负责现场调查。刘豪杰把来到现场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其余的人，都归我指挥，跟着我做调查。我们把周围围观的群众圈进来，不要流动。同时，追捕工作也要布置。通过调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组织警力追击。　
　　这样大的场面，场所复杂，初期指挥是很困难的。需要尽快把人组织起来，把围观的目击者尽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几个人，拿什么武器，抢劫了什么，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线怎样，还有犯罪分子衣着、口音、体态等情况。　
　　开始时了解的情况肯定是粗线条的，有误差。然后再了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要不断地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这样。　
　　现场情况初步弄明确，才能做出判断，通知全市，做出动作，拿出办法，也才能组织全市公安警察设卡阻截，告诉他们拦截什么样的人。　
　　工作要做细，这样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细，快中求细。　
　　刘豪杰来到现场后，按照黄亚波的安排，立刻指挥天山分局赶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确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线，找弹壳，找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因他们赶过来时，死伤者大都被救护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现场只留下血迹。刘豪杰带领技术人员，很快把死伤者的位置确定下来，并排出前后次序。　
　　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晴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要去现场。”　
　　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　
　　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　
　　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河子那伙人干的。　
　　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乌市发生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别是“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国际影响。他们三天就侦破了案件。为了应付突发案件，市公安局有着常备的行动预案，把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只要一声令下，全市17条通道可全部关闭，迅速形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张彦勇来到现场，先上了制高点——新大小农场的那个20米高的土包。我们已知道，那正在白宝山的逃跑路线上，距白宝山埋钱的小树林不远。站在这里能俯瞰周围的环境，因歹徒有枪，这地方也相当危险。　
　　张彦勇把现场勘查等工作交给副局长张海。　
　　自从张海来到现场，黄亚波就把指挥权交了上去。这是一线刑警的基本素质。出现场后，自己的职位最高，就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起指挥的责任，而当上一级领导人员到位，马上汇报工作，听从上一级领导人员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现场才能够保持高效率地运转。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　
　　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　
　　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袋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察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墙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墙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出了附中后墙，它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河子的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　
　　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上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　
　　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边指挥员、侦察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码。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　
　　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O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　
　　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　
　　黄亚波说：“长枪。”　
　　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　
　　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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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　
　　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系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抢枪案联系起来。　
　　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边的侦察员报告说，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　
　　黄亚波立即赶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待警战士迅速隐蔽在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　
　　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　
　　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贸城内传出的并不是枪声，经过仔细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打枪的痕迹。　
　　这事件使现场所有的人都受了一场虚惊。　
　　中心现场外围的警力调动始终都在高效率地进行着，在张彦勇局长指挥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形成了几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周围主要街道上巡逻，通往外边的道路都设了卡口。　
　　一线人员已把抢劫分子的身高，体貌，所持枪支特征，以及被抢劫的两个背包的形状、颜色、特点等初步查清，及时通知了指挥部。指挥部迅速把盘查条件下达给外围的各卡点。因犯罪分子有枪，是穷凶极恶的杀人要犯，指挥部要求各卡点在严密控制车辆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　
　　杨德禄副厅长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向张厅长汇报现场情况。张厅长及时发出命令，命乌鲁木齐至石河子沿线，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这是乌鲁木齐通往北疆的两条主要通道）各县市设立堵卡，依照条件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　
　　中午两点（相当于12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会议由张彦勇局长主持，杨德禄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把抢劫过程、枪支情况确定了下来。　
　　“8．19”案在几个关节点上，各级指挥员的认识相当一致。　
　　“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案件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条枪都出现了。　
　　并案工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　
　　依照杨德禄副厅长和张彦勇局长的指示，刘豪杰已把现场弹壳带回刑侦处技术科，并立即与石河子方面联系调弹，“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汗车把石河子的弹壳送过来。子弹鉴定工作由栾大为负责，刘豪杰进行核对。鉴定结果很快就搞了出来——两处弹壳所有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刘豪杰立刻把鉴定结果报告黄亚波，报告市局主要领导，并报告给杨德禄副厅长。　
　　当时杨副厅长正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向张厅长全面汇报案件情况。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井案侦查的决定。　
　　并案证实区公安厅对案情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果断有力，也明确确了下一步侦查工作的基本方向。　
　　在张彦勇赶到现场，布置警力，把边疆宾馆一带团团围住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并没有跳出他的包围圈。在张彦勇发布一号令，在全市执行封堵时，白宝山和吴子明也没有离开乌鲁木齐市。　
　　当时，市局刑侦处、天山分局、巡警支队、武警支队，对边疆宾馆、新疆大学及周边地带全部进行了封锁。　
　　先期赶到的武警官兵沿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了追捕，利用警犬根据犯罪嫌疑人枪袋上的嗅源，沿逃跑路线进行了追踪。　
　　市公安局部署各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实施围追堵截，共设路卡29道。市局及各分局在市区主要街道对可疑车辆人员进行盘查，共出动警力1100名。　
　　严密注视着案情发展的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也签发命令，命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这两名狡猾的凶犯，却仿佛钻天入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海是个技术出身的公安干部，他说：“凶手杀人后逃脱，追捕工作必须要做。我们接到报案抵达现场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内凶手可以逃出一定距离，也可以藏匿起来。像这样的大案，凶手又是惯犯，事先的准备工作一定是很充分的，他们的逃脱手法，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布控仍要布控，追捕仍要追捕。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条件。我们还有另外的武器，那就是现场。现场犯罪分子行走路线长，杀人多，目击者多，遗留痕迹多，加上很快与石河子并立案，当时我就觉得，这案子能破，时间不会很长。”　
　　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说：“白宝山案件，我们先后出动警力达五六万人次，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必须全方位思考，该甲的警力，就要用上。因为，这牵扯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牵扯到民族关系。工作做到了，排除掉一块嫌疑，那都是贡献。我在下一道命令时，也要想，命令下去，就要有多少人行动起来。他们要站到公路上，不分白天黑夜地设卡盘查。新疆的条件很艰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回不了家，晚上很冷，多少天不能休息。但是，需要下这样的命令时，仍然要下。”　
　　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的警察动员起来，他们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犯罪嫌疑人挖出来。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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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具尸体和五名伤员　
　　市第三医院的急救中心，当天的场面十分惨烈。　
　　被救护车拉过来的死者伤者连连不断，8月19日拉进医院的，就有6具尸体。8月20日，又有一人因医治无效死亡。他们是：　
　　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40岁，维族，阿图什阿扎克乡人。他是第一个被杀害的携带红色背包的倒汇人。子弹从他的右腋后射入，经左肺、心脏、左肺，至左腋前线射出，因心脏破裂，当场死亡。　
　　老保安了小保，男，47岁，汉族，河南省唐河县龙潭乡人。他是唯—一位身中两枪的死者，子弹从前胸射入，致使胸腔脏器损害和失血性休克死亡。　
　　买买提·铁衣甫，男，25岁，维族，伊犁伊宁县塔木乡人。他的死亡地点在商贸城旗杆下。子弹挫碎了他的颈部主动脉，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艾孜来提·吾买尔——他就是那个携带蓝编织包跑向东楼的维族青年，20岁，喀什人。子弹由后背射入，引起血气胸，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张根茂，男，25岁，汉族，陕西人，宾馆锅炉工。他是在锅炉房前被击中，子弹射进他的腹部，从左腋后射出，造成胸、腹腔多个脏器损害。他在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于20日死亡。　
　　祖力·甫哈尔，男，17岁，新疆鄯善县人，乌鲁木齐建工技校学生。他在追踪的最后时刻被嫌疑人躲在墙角里开枪打死，创道贯穿胸腔，造成胸腔多脏器损伤，死亡。　
　　李强，男，17岁，回族，新大附中学生。他与祖力一起，死在附中后门左侧。子弹射入他的胸腔，与祖里一样，造成心脏、肺脏破裂死亡。根据子弹射入点分析，遭到枪击时，他的左前臂是举起的姿态。　
　　除了以上七名死者，还有五人受伤。　
　　奈扎明·马木托夫，阿塞拜疆商人，男性，42岁，住巴库市。犯罪嫌疑人枪杀了小保时，他正在丁小保身后，跳弹射穿了他的大腿。　
　　买买提·吐尔地，42岁，维族，和田市人，宾馆保安。他追踪歹徒至商贸城西南角，歹徒突然转身瞄准射击，吐尔地躲闪不及被击伤。　
　　田保新，男，43岁，汉族，河南省运城人，宾馆锅炉工，与张根茂一起受伤。　
　　热合曼·买买提，男，维族，45岁，沙车县人，新大电教工，他与祖力·甫哈尔和李强在附中后门同时遭到枪击，未被击中要害。　
　　郭秀琴，女，汉族，新疆装潢印刷厂退休工人，在新大附中校园内，被跳弹击伤。　
　　持枪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员集中的边贸商城，公然开枪抢劫，连连打死7人，击伤5人，抢走人民币140万元。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了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希望公安部门早日破案，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惩处。　
　　因此案死伤者多为少数民族，还涉及到外国商人，这无形中加大了新疆警察办案的压力。　
　　二、以现场为中心，全面摸排　
　　侦查工作以现场为中心，一层层铺开。　
　　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薛鹏，当时是刑侦处二大队大队长，他的大队是反盗窃、抢劫专业队。全队37人，分为7个中队，由4个民族的警察组成。“8·19”案件发生后，全队无论汉语系侦察员，还是维语系侦察员全部参加了现场走访和摸排工作。薛鹏大队长和努多尔·买买提副大队长分别负责汉语组和民族组。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七大队的侦察员。　
　　在调查中，他们重点访问了四部分人：一是中心现场即边疆宾馆内部的职工、商人、临时工、汽车司机、保安人员等目击证人。二是新疆大学院内的居民群众及新疆大学小农场附近的过往行人。三是在边疆宾馆商贸城内进行切汇交易的人员。四是与边疆宾馆有关的其他人员。他们先后对商贸城内的624个摊位、12家公司、110辆机动车、136辆非机动车进行了查访，对商贸城内部人员412名（正式职工204名，临时工2O8名），边疆宾馆对面的商店、旅馆、冷饮摊、发廊计38家，宾馆围墙外附近区域居民319户，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摸出了上述人员中与石河子地区有关人员93名，其中，在边疆宾馆工作俄语翻译人员71名。对这些人员，他们都做了重点走访。　
　　通过调查访问，他们确认了两只被抢劫的背包的特征：第一个包为红色旅行包，材质防雨布，长宽高为15×20×40公分；带红边和英文字母（汉语拼音）。第二个包为红白蓝相间塑料编制袋，长宽高：20×40×60公分，带竖形红白蓝彩带，宽4—5公分。查清了被抢劫现金的票面情况：艾孜来提的蓝色编制袋内计有50元人民币两捆，每捆5万元；100元人民币9捆，共计89万。每1万用筋式牛皮纸捆扎，每10万用细麻绳捆扎。其中一捆10万元，封条上有信用社职员曾XX和孙XX的私人印章，印色为蓝色。同时，基本弄清了犯罪分子的体貌衣着特征。两名犯罪分子为汉语系，一高一矮，高个子约1．75米左右，体形较瘦，35岁上下，脸型消瘦，高颧骨，右嘴角上牙有两颗突出，肤色较黑，穿黑色带花长袖衬衣，灰裤子，白色鞋，卷发。矮个子，大约170米左右，脸较白，上穿黑白相间花色T恤衫，大约30岁。　
　　综合现场情况，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很快拿出了八条分析意见。应该说，这八条基本上概括了当时能捕捉到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也代表了刑侦处上下较为一致的看法：　
　　第一，犯罪分子以抢劫财物为最初作案动机，主要针对边疆宾馆从事美元交易或批发生意、手中有大量资金的个体老板。　
　　第二，携带枪支进入商贸城作案，整个作案过程中表现比较果断，动作迅速，又比较从容，说明犯罪分子各方面都有充分准备，事先有预谋，策划周密。　
　　第三，从犯罪分子选择的第一作案对象的地点以及选择的逃跑路线分析，犯罪嫌疑人应熟悉边疆宾馆与新疆大学一带的地形，事先踩过点。　
　　第四，用枪熟练，动作准确，弹无虚发，除了丁小保身中两枪外，其他死者都是一枪命中要害。犯罪分子应具有枪支使用训练的经历，当过民兵，或有条件经常接触自动步枪一类军用武器。　
　　第五，目击者反映，开枪的人是“大个子”，小个子始终未发一枪。这说明两嫌疑人在经历、思想准备、作案动机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个胆大疯狂，另一个比较谨慎。分析应有暴力犯罪的经历，或受过打击处理等前科，或为公安机关正在追捕的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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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从嫌疑人使用的提枪袋、眼镜上看，嫌疑人生活层次很低；现场目击证人反映，嫌疑人的衣着、相貌，属边远地区居住人员。持自动步枪者操河北口音或东北口音，另一名操本地口音。　
　　第七，边疆宾馆案与石河子“7·5”、“8·8”两案从作案入数、使用武器，因果关系上分析，具备并案条件。　
　　第八，从边疆宾馆在本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析，如嫌疑人在作案地附近没有落脚点，则必须有交通工具。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本人会驾驶车辆。　
　　市刑侦处的分析材料形成于案发第二天，即8月20日。　
　　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有四种可能：第一，有可能仍在发案现场附近；第二，可能躲在乌鲁木齐市；第三，可能逃回石河子（因“8·19”很快与石河子并案）；第四，逃往外地。　
　　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布置警力，对边疆宾馆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楼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