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一号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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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布置警力，对边疆宾馆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楼群，住宅区及各种场所，进行了地毯式大搜查。　
　　大搜查进行了三天，各警种配合作战，对划定区域逐门逐户进行查访，重点调查近期的外来人员。　
　　同时，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近期旅店的住宿人员，特别是男性、两人同行、与犯罪分子的刻画条件相符的人员，登记造表，进行全面摸排。　
　　同时，他们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对民航、铁路、车站，及交通沿线组织了专门查缉力量进行阻截。　
　　黄亚波说：“案件发生后，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犯罪嫌疑人是扑人来的；另一个，是扑地方来的。扑人，就是说，他们事先与被害者有接触，或者从侧面知道他们有钱，预谋要抢劫哪个对象，都有准备。扑地方，就是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被害人，他们只知道这个地方有钱，赶上谁是谁。他们与被害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情况，要判断清楚，才好决策下一步的工作。”　
　　为此，他派人对被害者近期接触的人员，以及他们家乡的情况，做了调查，未发现可疑线索，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　
　　加之现场的物证鉴定工作逐步明朗，乌鲁木齐“8·19”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案条件很快成熟，可以断定，作案分子来自石河子，他们经过踩点，有预谋有准备地专程从石河子“长途奔袭”，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实施抢劫，作案后返回石河子的可能性极大。　
　　——这一线索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三、摹拟画像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摹拟画像，在案发的当天就着手进行了，到下午6点，已制作完毕，印发下去。　
　　市局刑警支队有一部电脑摹拟画像设备，担任这项工作的操作员叫隋海涛，他是刑警学院的毕业生，28岁，搞电脑摹拟画像搞了5年。隋海涛工作认真，性格细腻，十分热爱这项事业。　
　　案发当天，一线的侦察员把重要的目击证人带到刑侦处，请他们帮助完成电脑画像工作。　
　　首先，隋海涛要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证人，请他们描述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征。然后根据他们的描述，打开计算机，先选择脸型。　
　　这时，屏幕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脸。　
　　目击者说，对方是长脸，颧骨较高。　
　　隋海涛便从“脸库”里调出同一类别的脸，从中寻找，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满意为止。　
　　然后依次选择眼睛、眼眉、鼻子、嘴。　
　　电脑里储存着众多种类的眼睛、眼眉、鼻子、耳朵和嘴巴。比如鼻子，就有肉头鼻、朝天鼻、尖鼻子、鹰钩鼻、高鼻梁、塌鼻梁，等等。每一个种类有许多的细目。操作员把鼻库里的鼻子安装到选好的脸上，再用灰线条去修改，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像了，就可以固定下来。　
　　依次再安装眼睛、耳朵、嘴巴，把人脸合成整体。请目击证人远近观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像，仍可以用灰线条修改。　
　　修改完毕，屏幕上形成了一个组合人形，这个组合人就是用电脑摹拟出来的犯罪分子的画像。　
　　当时被请到电脑摹拟画像室里来的，有卖烤肉的买买提·玉素甫、个体户摊贩塔西甫来提，还有宾馆保安马志鹏等七八个人。　
　　隋海涛认为，记忆最深，描述最准确的就是玉素甫。当时白宝山在他的肉摊前走来走去，站的时间最长，他们又面对面说过话，这个汉人的模样给他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案件还没有发生，玉素甫并不慌张。　
　　可以说，白宝山的这张画像，主要是依据玉素甫的叙述完成的，画好后反复征求他的意见，做了局部的修改。　
　　然后请第二个目击证人，再请第三位目击证人，—一对画像进行校正。　
　　隋海涛说：“宾馆保安马志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但由于他始终跟在身后，对方一回头他就要躲枪，看不清对方的脸。因此，他所提供的形象并不准确。但玉素甫的感觉良好，能够讲述得比较清楚；还有那个个体户塔西甫来提，他也觉得电脑里的画像比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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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像从听取目击证人的描述，画第一稿，反复进行修订，到最后定稿，先后用了三个小时。　
　　8月19日下午5时，摹拟画像完成。然气拍成照片，洗印200张，6点钟，随市局的通报一起下发。　
　　在侦破白宝山案的过程中，隋海涛的摹拟画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后看，他的画像，是比较像白宝山的。当然，另一幅关于吴子明的画像不大像。因吴子明始终没打枪，现场目击者对他注意得较少，没留下太多的印象。　
　　隋海涛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四、现场物证的启示　
　　刑侦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描摹出他们并未经历的事情，画出现场图，再现当时作案的过程和背景；他们还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不多的物证，准确地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层面、基本性格、习惯动作等，并能顺藤摸瓜，形成重大线索。这就是张海所说的，我们还有现场这个武器。　
　　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技术工作由副处长刘豪杰负责。刘豪杰个子较高，长脸型，性格沉稳，有着典型的技术干部的特点，无把握的话不说，说出来就要有充足的根据。在他的主持下技术科对“8·19”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了详尽的鉴定分析。　
　　“8·19”案现场提取的物证主要有：　
　　一、“五六”式步枪子弹弹壳12枚。　
　　二、弹头3枚，弹头钢芯2枚，弹头披甲1枚。　
　　三、获取包枪用的红底白花晴纶毛线毯一块。　
　　四、自制白色毛毯手提袋一个。　
　　五、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佩戴的墨镜一副。　
　　技术科对现场获取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已于8月19日当天把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在一起，这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太阳镜的鉴定情况如下：　
　　1：为普通蓝灰色玻璃镜片，赛璐璐镜架；　
　　2．新旧程度分析，该太阳镜为新近购买，佩戴时间为7—15天；　
　　3．此种太阳镜因质量较差，眼镜店没有销售，一般都在地摊上出售；　
　　4．质量分析，该镜不能长时间佩戴，时间长会产生头晕现象；　
　　5．销售价格在5—20元之间。　
　　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生活层次不高，可能长期在下边（兵团、农场）居住。　
　　白色自制手提袋的鉴定分析：　
　　1．手提袋长83厘米，宽40厘米，为白色羊毛、锦纶混纺布料；　
　　2．手提袋原料系造纸原网机上的滤布；　
　　3．缝制手提袋的线有三种，一是单股白色尼纶线，二是单股黑色尼纶线，三是三股右旋棕色晴纶线；　
　　4．缝制方式：在手提袋底部，有一道白色和一道黑色尼纶线，为机器缝制。底部一道棕色线为手工缝制，其他部位只有棕色线，全部为手工缝制；　
　　5．手提袋的两根提带长70厘米，宽3厘米，为绿色帆布，帆布较旧，一条已呈白色。　
　　手提袋是现场遗留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它的“独特性”突出：第一，该手提袋为自制的，而不是购买的，缝制它的原料是造纸网用旧毛布；第二，在缝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线，采取了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方法。这些特点为我们寻找该手提袋材料的出处、加工地点，从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线索提供了可能。　
　　技术科对手提袋的材料和产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请到乌鲁木齐市第一、第二造纸厂、纺织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轻工产品质量检测站等单位8名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进一步认定该布料是造纸原同机上使用的800克／米毛、纤混纺上滤布。毛、纤比例为，纬纱毛22．75％，化纤77．25％；经纱毛17％，化纤83％，织造工艺为破斜纹织法。　
　　这类滤布主要生产厂家有天津、青海、江苏等地的工业用呢厂。　


　　在新疆主要造纸厂的分布有：石河子造纸厂、玛纳斯造纸厂、昌吉市造纸厂、巴州第一造纸厂和博湖造纸厂。　
　　该滤布正常在造纸机上使用，约一个月更换一次，遇到出褶皱的情况则要提前更换。手提袋的布料较新，使用时间短。造纸厂更换下来的滤布一般裁成块状，销售给职工。　
　　现场遗留包枪用花毯的鉴定分析：　
　　1．该毛毯为晴纶毛毯，规格16X21米；　
　　2．图案为“双喜”，上下对称鸳鸯图案。　
　　技术部门对包枪用的花毯也做出调查分析，他们找到乌鲁木齐市纺织品批发站、市针织品批发站，兵团针织品批发站，商贸城及部分零售店进行调查，得知以下情况：　
　　该毛毯颜色有红绿两种，生产厂家为浙江仓南毛毯厂，1994年，兵团针织品批发部经销过该产品，主要销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为抽奖奖品发放过。　
　　由于“8·19”与“7·5”、“8，8”已并案侦查，因此对石河子现场发现的套狗用鱼钩渔线也做了鉴定和调查。　
　　该鱼钩为上黑钩，有国产、进口两种，国产为江苏产品，另一种为日本产，广东汕头伽玛卡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并经销。乌鲁木齐除四方贸易公司（渔具专营公司）经销外，各渔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发给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地。　
　　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它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发现夹河子干渠中的摩托车　
　　这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发现摩托车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　
　　8月20日，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带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二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夹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二人把它打捞上来。　
　　民警王辉把二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阵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前后带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　
　　派出所立即对夹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察员，到夹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地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带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作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　
　　玛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区发出了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　
　　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力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　
　　六、发现缝鞋匠　
　　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缝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区厅杨德禄副厅长多次来到市局刑侦处，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工作原则。要求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的公安部门，在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在区厅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做战。发现重大线索必须及时互相通气，三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两市刑侦部门共同享用。　
　　区公安厅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认为：第一，犯罪分子的窝点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动，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在抢劫到现金后，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虽然“8·19”案的案发地在乌鲁木齐，但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石河子。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德禄副厅长决定，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提取的重要物证线索，移交给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队依据实物，迅速铺开调查工作。　
　　根据杨厅长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言、技术科长江援朝来到乌鲁木齐刑侦处，把提枪袋等重要物证，带回石河子市公安局。　
　　中午，龚兴言大队氏把查找提枪袋缝制人的任务，交给副大队长慈新光，安排他带领侦察员，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辖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到缝制此袋的鞋匠。　


　　慈新光决定，先从石河子市内查起。　
　　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专卖轧鞋物品的批发店，向他们展示了实物。店方介绍，他们所售的缝鞋线都是两股线，没有销售过三股线，更没卖过棕色三股线。　
　　8月21日，慈新光带领侦察员来到市环卫处，从那里了解到城区有60多个注册的个体鞋摊。上午，他们一口气找了其中的20家，无一家使用过三股线。　
　　慈新光反复观察提枪袋，缝制的棕色三股线比较粗糙，他想，这会不会是下边团场使用的劳保鞋用线？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向龚兴言做了汇报。龚兴言同意暂时放弃石河子城区的工作，到下边团场寻找线索，并划定了第一批重点区域，包括莫索湾垦区149团、147团、145团和下野地垦区的122团、141团。如果没有线索，再扩大范围，直到把农八师（石河子）所有团场的全部鞋匠，都调查一遍。　
　　吃过午饭，慈新光和姜笑天带车出发，直奔莫索湾。路上汽车出了毛病，他们延误到晚上。结果只查了145团的6个鞋摊，没发现线索。来到147团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停留，把车直接开了过去，到专案组驻地149团住宿。来到149团场，慈新光跟派出所联系，连夜查访了当地的4家鞋匠（到家中访问），结果在其中的两家发现棕色三股合成线。　
　　事情终于有了推进，慈新光和姜笑天都很高兴。　
　　在慈新光等人查访缝鞋匠的同时，石河子市电视台公布了乌鲁木齐“8·19”案件的部分案情，并反复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现场遗留物证，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扩大线索来源。　
　　当天晚上，从莫索湾公安局赶来的刑警魏江年、罗爱江向慈新光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147团有个女鞋匠，看过电视说，她曾缝过电视里那样的包（提枪包）。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天一早，慈新光、姜笑天离开149团，驱车40多公里，径直来到147团派出所。彭所长派人找来那个女鞋匠。这时，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过实物之后摇摇头，面有难色地说：“这个包不是我缝的，我缝的那个包有1米长，20公分宽。颜色也不一样，那个是带点黄色的毛毡包。”　
　　女鞋匠张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泄气。　
　　既然来到147团，其他鞋匠仍要走访一下的。慈新光对彭所长说明了这个意思。　
　　彭所长说：“离咱派出所不远的市场口上，就有三个鞋匠，你们先去看看。”　
　　他派治安员李亚东带慈新光、姜笑天过去。果然看见三个鞋匠并排坐在路口上。两女一男，刚刚来过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边，男的在中央，最南边仍是个女的，每人相隔两三米。　
　　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岁。慈新光把包拿给他看，问：“你做过这样的包吗？”　
　　朱鞋匠拿过去瞧了瞧，又翻过来看底。慈新光觉得有门儿。大约看了两分钟，他抬头看慈新光，说：“你问这干啥？”　
　　慈新光这时亮出身份，说：“为了一个案子，想了解下情况，看这个包是不是你做的。”　
　　朱鞋匠说：“这个包是我做的，当时跳线，缝不成，手工是她儿子缝的。”他指了指南边坐着的那个女人。　
　　慈新光又把包儿拿给那个女人，她看了看说：“这是刘兵缝的。”　
　　刘兵是她的儿子，她现在帮儿子看摊。　
　　真是没有想到——方才大家还觉得泄气，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过望。　
　　慈新光把朱新志和刘兵的母亲请到派出所，不久刘兵也找了来。刘兵小个很矮，看上去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像个孩子，嗓音也未脱童声。但他善谈，比朱新志和他的母亲都爱说话。　
　　据朱新志和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拿来白色呢料和帆布带。开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机器缝，因他的机子跳线，没缝成，只扎了一条线，交给临近鞋摊的刘兵。刘兵继续用手工缝，先后共花了两个小时，才把手提袋缝好。　
　　慈新光立刻打电话向龚兴言报告：缝鞋匠已经找到：缝制人之一是147四个体修鞋户朱新民，41岁；另一名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兵，男，26岁。龚兴言要他立即回市局汇报。　
　　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言、江援朝，以及区公安厅张卓敏、兵团公安局刘钊在等他们，大家都很兴奋。　
　　很快，朱新志、刘兵及刘兵的母亲作为证人，被请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依据区厅规定的重大线索共同享用的原则，刘兵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证言之后，又被请到乌鲁木齐市局，再次做了访问笔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还请他们帮助为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画像须不断通过新的线索，进行完善）。　
　　经过多次谈话，刘兵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两个缝包人一高一矮，一个本地人，另一个说话口音很好听，是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第二，两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但车身上没有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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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很重要，当时莫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士有半尺厚，汽车行驶上去像走在尘土汇聚的“河流”里。车身干净，说明他们的出发地不远，很可能就在147团附近。　
　　第三，因缝包过程较长，这期间，缝包人与刘兵有过多次对话，对话中对方曾提到147团粮站和油库的人名，经核实，147团这两个单位确有其人。　
　　这再次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团附近，或者就在147团，他们对147团场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第四，缝包人所骑是一个黑色油箱的摩托车。　
　　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样，找到缝鞋匠，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有着两点缺憾：　
　　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因吴子明在监狱服刑时间较长，刘兵没跟他见过面。否则，案件在我们找到缝鞋匠之时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这么一点点，就错过去了。　
　　第二，刘兵好讲话，但他小时候受过病，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符。警方反复询问这一点，刘兵肯定地说：“我跟他们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还吵吵着要在饭馆订饭，这还能有错？”朱新志的印象比较含混，由于刘兵一再坚持，他也倾向了这个说法。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重大的推进。　
　　情况上报到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杨德禄副厅长都非常高兴。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理由相当充分。综合以前的种种迹象：被害人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