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一号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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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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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宿。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正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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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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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插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