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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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汇丽是演员出身，他发现郑天良的嗓子很富于磁性，中音部分雄浑宽厚，高音区嘹亮而尖锐，一种金属般的辉煌让沈汇丽激动得发抖，她几次情不自禁地靠向郑天良的怀里，只是由于场合特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被音色俘虏的姿势。
　　唱完后，掌声再次响起，耿天龙和赵全福连连叫好。沈汇丽拉着郑天良的手走回到沙发上，她望着郑天良差点喊出了“大哥”，她咽下到嘴边的字眼，说：“郑县长，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没想到你的高音区那么辉煌灿烂，你要是简单训练一下，完全可以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出惊天裂帛的高音C　来。真是不可思议！”
　　郑天良被吹捧过分后就谦虚了起来：“你不要恭维我了，要真是像你说的，我还当什么县长，不如当歌星算了，一出场哼两首歌，就是几十万。”
　　沈汇丽说：“郑县长，我真的不是恭维你，你的音色和音质简直是完美无缺。不过，我要打击一下你的是，你不是唱通俗的嗓子，所以不可能有几十万的出场费，只能换几瓶碧源啤酒。”
　　大家都笑了起来，郑天良说：“看来我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
　　晚上县政府要开县长办公会，郑天良跟沈汇丽公事公办地握手告别。临别前，走在后面的沈汇丽在走廊里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手提袋，袋子里装着一件“金利来”蓝色衬衫，她说这是她在上海特地为他买的礼轻仁义重，郑天良说你这让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呢？沈汇丽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再送我一件。他们两人走在后面，赵全福、耿天龙对他们短促的对话一无所知。
　　县长办公会上，郑天良说跑了一整天，销售形势非常好，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他与一些老百姓进行了交谈，一些党员干部说，不要说还给了我们啤酒，即使不给啤酒，县里建设需要钱，我们也愿意掏出来。郑天良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甚至还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句：“如果按这样的销售势头，明年啤酒厂生产一万五千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宣中阳说老郑提到的典型宣传部要下去很好地抓一抓，利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宣传部孟部长连连点头。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　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　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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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合安后，我的调查还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进行着，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要找到这些背景远比写他与女人之间的淫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起点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