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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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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是一个名门望族的最大不幸。在那些患有精神病的女性中，许多是被抛弃的情人、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女性、受到丈夫欺骗的妻子或者痛失爱子的母亲。男性的精神错乱则更多地与盛衰变迁以及自己事业的成败有关。破产、挪用公款，还有赌博——这些都被女性痛斥为男性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收容在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尽管警察对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加大了管制力度，但是进入精神病院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个人悲剧，而对于家庭冲突悲剧，只有医生可以起到法官和仲裁者的作用。
当婚姻出现矛盾时，很少有美好的结局。虽然1816年的离婚法被废止，直到1884年才重新立法，但是分居是允许的。伯纳尔？施那普对1837年（因为从这一年才开始有统计记录）至1914年间合法分居的特点与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分居案件并不多，即使在1880年前后的高峰期每年也只有大约4000宗，或者说每1000个婚姻家庭中只有13个分居。但是在1851年颁布了一项对提出离婚申请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法令后分居的比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以前经常被中产阶级使用的那些程序现在被下层社会所采用。1837年至1847年期间，所有的离婚申请中只有24％来自于“工人、仆人或者家庭主妇”，但是到了1869至1883年，这一数字飞速上升到了。而且分居好像成了女性的一种习惯，女性提出的申请占到了86％以上，最高时达到93％，而且大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结婚多年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母亲。通常她们并不是因为实在难以忍受丈夫的通奸行为而被迫走上这条路的，“这些申请分居的女性是因被虐待而心灵破碎，而并非被丈夫所欺骗。”分居现象在法国北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较常见；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分居的比率也相对要高。总之，与离婚一样，它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离婚率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分居是一样的。达洛兹的法律词典最后为分居的理由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判例法是改变道德观念最好的指示器。
冲突方式（5）
离婚具有相似的特征：同样的分布区，同样是女性占绝对优势（80％的比率），同样的理由（在1900年因遭到体罚或者受到心灵上的压迫而提出离婚的占77％）。然而离婚在中产阶级中所占的比率比分居的要稍微高一些。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士提出离婚申请的人数比提出分居的要多。作为大革命的一个产物，离婚（1792年首次合法化）在城市女性中相当普遍。博纳尔和极端君主制主义者对此进行激烈抵制，并于1816年成功废止了这条法令。后来，激进分子，比如阿尔弗雷德又一次使离婚成为婚姻生活的一个主题。在激进分子与机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准许离婚的法令于1884年重新颁布。丈夫与妻子间的高度不平等性是肯定存在的。丈夫可以引用他们的妻子接到的和解信作为证据，而妻子却不能用她们的丈夫接到的同样的和解信作为证据。如果妻子骂丈夫“社会渣滓、下流坯子”，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丈夫侮辱妻子为“母兽或大母猪”却不可以成为女性提出离婚的证据。1904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承认离婚者和与其发生通奸行为的人结婚是合法行为；接着在1908年又出台了一条类似的法令：合法分居的夫妻双方均可以申请并准予离婚。离婚法因而变得更加自由化了，但对于以保罗？布尔热为首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打击。尽管受到天主教徒的阻挠和反对，离婚还是变成了人们生活中可以接受的一部分，虽然真正离婚的人还很罕见——1913年只有15000人被准许离婚。除此之外，离婚还被认为对人们认为婚姻不可分割的传统以及丈夫和妻子寻求爱情和追求幸福与相互谅解的权利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婚姻自由这一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尤其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婚姻就是一个自由合同。
在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之前，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显著的发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已经在与教堂脱离关系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女权主义者及其同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慢慢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克莱尔？德梅尔和乔治？桑德（她的处女小说《印地安娜和莱利亚》的主要观点是赞成离婚的）到玛丽亚？德莱梅和于伯丁？奥克拉特，这些女权主义者都强烈呼吁女性要把离婚进行到底。尤其在法兰西共和国初期许多机构的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时候，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呼吁显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873年，莱昂？里歇出版了《离婚》一书，而此时，旧的道德手册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被那些不忠实的丈夫们爱不释手地翻阅。《离婚》一书的出版加速了重新修订《民法》的步伐。1880年，奥林匹？奥多尔德和玛丽亚？马丁成立了一个离异者朋友会，她们还办了一份报纸——《解放者》。从1880年至1884年，女权运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然而在世纪之交，为了防止由于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而使离婚成为男性强有力的武器，女权主义者显然对这一问题提高了警惕。玛格利特？迪朗在她的《福隆德运动》一书中曾有这样一句话：“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对爱情失去兴趣。”她对夫妻中只有一方提出的离婚提出警告，指出其中的危险性，它很可能会成为其中一方为了抛弃因衰老而失去吸引力的配偶而利用的工具，从而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女性由于自身地位低下，自然而然会要求获得免遭抛弃的保证；要为她们提供保证就要对《民法》进行全面修订。1880年4月6日，巴黎第十五郡市政厅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于伯丁？奥克拉特突然闯了进来，她向新郎和新娘说了这么几句话：“亲爱的同胞，你刚才已经在一个代表法律的男人面前发了誓，但是你说的诺言没有任何意义。与男人平等的女人，不欠他什么，不必去顺从他的意志。”在听她讲这些话之前，另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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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形象（1）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首领，父亲主宰着19世纪的私人生活史。法律、哲学和政治三者共同作用，使父亲的权威得以建立与合法化。从黑格尔到普鲁东，从国家理论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之父，父亲的权力均获得众多支持。父亲将自己的名字给予孩子，用康德的话说，“只有合法出生的人才算有真正的出身”。在王朝结束、国王不复存在之后，传统主义者寻求恢复父亲的权威，革命派和共和派也同样热衷此道，共和派还将掌管城市的钥匙放在了父亲的手中。痛心于家长作风的没落，朱尔？西蒙曾经这样写道：“政治学中有条格言：家庭中的权威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国家中权威的必要性就会大为降低。当我们伟大的共和议会降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时，他们就会犯错误。”
共和派在玛丽安（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注视下审慎地探讨着，与此同时，风靡一时的雕塑艺术中，妇女的形象无处不在：不是在伟大男人的脚下，就是额头戴着装饰性花环。这种对象征主义的极度热情，对“缪斯和玛利亚”近乎疯狂的赞美，就是一种将公众场合与私人空间严格区分开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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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利斯曾在书中写道：“丈夫与妻子本质上的不同暗示着他们在权利与义务上存在着差别。”法国《民法典》以自然的名义赋予家庭中丈夫和家族中父亲以绝对的优越地位，而妻子和母亲则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权利。已婚妇女不再是一个能够担负责任的个人，未婚妇女和寡妇则要担负比常人更大的责任。《民法典》的第213款几乎剥夺了已婚妇女的法律资格：“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已婚妇女不能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不能进入家族委员会，而要优先考虑远房男性亲属充当这些角色。已婚妇女不能充当证人；妻子如果离开丈夫的家，政府可以将其送回，并迫使其“履行责任并享受完全自由的权利”。通奸妇女可以被处以死刑，因为她的罪行使家族最为神圣的东西——血统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法国简瓦丹地区，短暂的*韵事可以容忍，但怀孕则要严加审查，生下私生子的妇女则不会得到原谅。通奸的男性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有他的男性“同谋们”保护。风俗习惯要求男人与他使其怀孕的女人结婚，而新的法国《民法典》却禁止提起有关生父确认的诉讼。
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将妻子的财产置于丈夫的支配范围之内，这一制度得到了广泛认同。妻子和未成年人（他们的法律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均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直到1907年法律才在这方面放松了限制。在19世纪末的法国奥德，对于在葡萄园工作的夫妻，工资都是支付给丈夫的。妇女的财产只有在陪嫁制或结婚契约中规定妻子与丈夫的财产完全分开时才受到保护。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会订立结婚契约，即使这样他们也很少这样做。法国《民法典》保护富裕阶层，它使贫穷的妇女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一些人还给予丈夫比法律赋予的权力更大的权力。亚历山大？小杜马认为，一个受到欺骗的丈夫完全有权进行报复。普鲁东列举了六种情况（包括无礼、醉酒、偷盗和挥霍），在这些情况下，“丈夫可以在家长式的严格制度下处死他的妻子（《*还是现代》，1875年）。”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父亲的形象（2）
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直延伸到孩子身上。对孩子投入较多感情肯定不会减少家庭的权威或是父亲的权力。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仅仅进行了小幅度改革：废除对成年孩子的家长制，废除父亲原来享有的剥夺子女继承权的权利，并对父亲惩罚孩子的权利进行了限制。罗伯斯庇尔曾经建议，当孩子长至七八岁时，将他们集中进行抚养，以教导其尊重新的观念，但这个建议从未得到大家的重视。
尽管勒裴声称大革命废除了设立遗嘱的权利，“将父亲的权威毁灭殆尽”，但是《民法典》实际上延续了许多旧观念。即使是成年子女“在看到祖辈时也要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模样”，而如果“自然与法律放松了家长权威的镣铐，那么理智则是拉紧了绳结”。直到1896年，没有一个25岁以下的人可以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结婚。
一位父亲可以要求逮捕并囚禁他的儿子，仅仅因为在旧制度下只要拥有“带有国王封印的信”他就可以这样做。因此，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国家对家长制是全力支持的，旨在帮助他们维护家庭秩序。政府这样做的条件是由法国《民法典》第1卷第9章第375至382款规定的：“在慎重考虑的前提下，对孩子行为不满的父亲允许向当地法院即区法院提起诉讼。”不满16岁的孩子可以最多囚禁1个月，16岁至成年最多可以囚禁6个月。正式手续非常简单，就像保证不说粗话一样，不需要书面材料，除了逮捕证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而逮捕证上也不必说明逮捕的原因。如果孩子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再次犯科”，那么可以再次下令拘捕。为了让贫穷家庭也能享受到这一“服务”，法国于1841年和1855年先后两次同意，如果某个家庭无力支付抚养囚犯的有关费用，国家可以出资。作为家长惩罚的牺牲品，孩子的待遇与少年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经过审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亲不愿将孩子领回，那么可以将其囚禁至成年。
精神病患者和低能儿没有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在1838年的法律规定下，可以应他们家庭的要求将这些孩子拘禁。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在此处也得到了肯定，从“西里里的克莱芒斯”这一故事中便可以看出。克莱芒斯是爱米莉的姐姐，她们家费尽力气才将她从禁闭中解脱出来。19世纪禁闭“疯女人”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据雅尼克？里帕的统计，妇女精神错乱的案件从1845～1849年的9930起发展到1871年的2万起。在这些案件中，80％是应男人的要求执行的（1/3是她们的丈夫，剩下的是她们的父亲和雇主）。不错，妇女提起委托诉状的情况要比男人多一些，这些诉状大多是用来维护家庭秩序的工具。
父亲的权力具有双重性。他完全控制着公共场所，独自享有政治权利。19世纪，政治是男人的专属堡垒，吉佐甚至建议，在女人的保护区即高级沙龙内不要谈论政治事件。19世纪末，共和党人在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伯爵夫人的沙龙聚会，冈贝塔曾要求她在一天之内不对妇女开放，以便讨论严肃的事情，伯爵夫人照做了。
父亲的权力主要在家庭之内、私人领域内，即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个领域也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由妇女独占。男人是主人，首先体现在支配金钱的权力上。在资产阶级家庭，他控制着开支，将妻子的零花钱限制在一定数目之内，通常仅仅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善良的卡罗利娜？奥尔维耶不会明白，为什么她丈夫在普法战争和国内分裂时期（1871年）会为一件衣服的花费大惊小怪，而这件衣服是她唯一的支出，因为她“希望能够体面一些”，这正是她所应尽的责任。即使是最慷慨的男士也会在开销的控制上行使权力，这在维克多？雨果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出来。出于对家族完整性的考虑，雨果拒绝给那些想逃跑的人路费，而且特别警惕他的妻子和完全依靠他的女儿阿黛尔。他抱怨说自己就是家里的出纳员。但如果情况反过来又会如何呢？在城市里父亲的财政权里要小一些，在这里工人和店主的妻子赢得了许多人垂涎的“家庭财政部长”之位。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形象（3）
主要决定是由父亲做出的。在经济领域，他的权力甚至还增加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北部，资产阶级妇女在管理家庭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簿记员、秘书甚至是像梅朗尼克？波雷一案中的工厂经理。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她们退回到家中，与工厂没有了任何关系。
涉及到教育尤其是儿子的教育及婚姻问题时，决定都是由父亲做出的。马丁？纳多的母亲认为儿子不必上学，因为她想尽快让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父亲在这个稍微显示了一点开明的案例中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许多婚配是由父亲们做出的，而深受莫里哀喜剧影响的母亲们则站在了满眼泪水的女儿一边，比如雨果夫人在与雨果的奋战中便站在了阿黛尔一边。
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决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和推理做出的。与女人的种种特点——虔诚、不可思议、多愁善感、容易感情冲动、疯疯颠颠——相反，男人、父亲应该时刻保持理智。以此为由，康德、孔特和普鲁东将父亲置于家庭之首，因为家庭太重要了，不能交给软弱的女人来处置。
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有权监视妻子的交际、访客、旅行和信件。19世纪末，对于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争论，争论暴露出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发展程度及其局限性。实际上，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妇女的通信隐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员还反对试图行使这项权利的妇女。1887年3月，《时报》要求读者就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了收到的众多来信。亚历山大？小杜马是一位坚决支持丈夫对妻子行使权利的人，他声称，“一位丈夫如果对妻子表示怀疑却犹豫是否打开妻子的信件，那就是蠢猪。”一位牧师还引用了教会学说：“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普雷藏泽在法律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提出了了一种更为巧妙的观点。而朱利埃特？亚当和佩尔布吕娜夫人则明确站在自由这一边，但也有一些保留。亚当认为，日常生活与法国《民法典》是互相矛盾的，女人可以“为获得自由不顾法律约束”，可以“与母亲、姐妹、女儿和朋友通信”。佩尔布吕娜夫人强调，法理学家的逻辑“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限制妇女在婚姻中精神自由的法律得以确立”，因此，这项法律需要更改。1897年，图卢兹上诉法院代理检察官在法庭年会上重新审查了双方观点，结论却是：丈夫的权力是合法的，大多数妇女乐意服从配偶的意愿从而得到保护。在判例法中，这个问题也具有很大的争议，其中一个涉及私人信件的保密问题，因为私人信件是不允许给第三方看的。这种保密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私人信件的接受方死亡，那么发信方可以要求退回信件。法官面临的问题就是判定丈夫是否应被视为第三方。
虽然男人经常不在家，他仍然控制着家中的一切。他有自己的房间：吸烟室，台球室——那是他们吃完饭后说话的地方，图书馆——因为书籍和对书籍的爱好仍然是男人的事情，办公室——孩子进去时没有不胆颤心惊的。据龚古尔兄弟称，圣伯夫只有在二楼书房，远离一楼唠叨不停的女人时，才感觉是真正的自己。即使是职业妇女在家里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是公共场所在私人空间中的延伸。1897年，波利娜？海格吕…热尔高马尔成为了一家幼儿员的巡察员，当她丈夫朱尔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做着白日梦时，她却在餐厅桌子上整理文件，这让她的儿子疑惑不解。
父亲的形象（4）
在沙龙里，角色进行了划分，位置也做了标记。康德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定义。在维克多？雨果的沙龙里，男人站在房间中央，妇女则环绕坐在男人周围，这可以称为当时的典型样式。男人在选择房间内部装饰时会比一般人想象的花更多的心思。根据有关礼仪的规定，当一位有教养的男人准备结婚时，他会和未来的岳母一起为新家选择家具。朱尔？费里“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花了很大篇幅诉说他希望将来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结婚后的新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窗帘和地毯的颜色”。费里是个纯粹的恋偶像癖，他教妻子如何穿着、选购帽子以及利用她的天然美貌。男人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家庭中对女人显示出了优势。富裕男人就是伟大的收藏家，他们的家里放满了各种收藏品，充满了富于创意的想象。对于他们来说，内部装饰不是用来加固巢穴，而是用于创造一种形象的。
维克多？雨果梦想的家就是他那个世界的中心，因此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流放到格恩西岛后，他购置了奥特维尔庄园，并亲自购买、洗刷和装饰了这个家。他妻子反对他这样做，对她姐姐倾诉道：“我不想拥有这些地产。”阿黛尔喜欢旅游，喜欢城市，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束缚以及她的孩子将会因没有玩伴而被迫忍受的孤独。“我承认，你的名望、使命感、品格使你选择了这座你置身其中备感荣耀的房子，我明白你的家庭因你而光宗耀祖，它不仅是你荣耀的牺牲品，而且也是你形象的牺牲品，”1851年她在给维克多的信中写道，“我爱你，属于你，也愿意服从你，但我不能做一个可怜的奴隶。有些情况下人是需要自由的。”作为家长，父亲像一尊神龛里的上帝塑像一样坐在那里。
雨果被儿子称为一个“温和的暴君”，但也可能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父亲之一。可以说他具有父亲所有的物质与精神印迹：慷慨而专制、虔诚而强大。此外，他也表现出了所有资产阶级男性所具有的愚蠢、渺小和人们所说的恐惧，同时还显示出了自私和残酷，他宁可将自己精神错乱的女儿送进私人疗养院，也不愿忍受她待在家中给家庭带来的耻辱。说到他女儿，他这样写道：“不幸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亨利？吉耶曼则称，他似乎希望不幸能够降临一次，如果父亲的名誉受到损害，他的权力就可以达到杀人的地步，而在这种情况下，“杀害父亲”不再仅仅是一种书面符号，而成为生存的一种必要手段。
19世纪出现了许多高高在上、专横的父亲形象，许多具有创造力的男性将他们的家庭变成了工作室，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则成了秘书，这样的例子包括普鲁东、埃利塞？勒格吕以及*。从*与他的女儿以及他女儿们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家庭生活的情况。她们崇拜他，他是一个体贴的父亲，但当涉及到她们的婚姻和职业时，他便会露出专制和爱管闲事的一面来。埃利诺尔事实上是被迫放弃舞台生涯，并宣布断绝与利萨加雷的关系，转而与阿韦林定婚的。她父亲比较欣赏阿韦林的社会主义倾向，但阿韦林最终背叛了她。埃利诺尔与疾病缠身、不理解她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后，加入了为自己父亲的名誉与欲望而献身的一群年轻女子的队伍当中。然而，通常就是这样的父亲为年轻女子打开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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