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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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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保持安静。因此，当年轻人反抗时，他们的这种背叛通常是个体化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家庭，而不是国家。
这个特性既适用于穷人家庭的孩子，也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从第一次领受圣餐（或是接受毕业证书）一直到他被征召入伍，这些年轻的工人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并把他挣的钱带回家（成年工人的工资单已经被取消了，但仍然会向年轻的工人出具）。在家庭结构保持完整的就业群体中，比如在矿工中，在对家庭有所贡献之前就结婚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然而，根据不同的调查，比如在1872年进行的一次“法国工作状况”调查，表明年轻人正逐渐表现出不耐烦的倾向。在阿尔代什的工厂里，“许多（年轻的工人）在他们刚开始挣钱时就离开了家，然后去寄宿公寓居住，就像那些未结婚的外国工人一样”。在皮卡第大区的纺织工业区，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甚至是年轻女子们，都采取寄宿的方式，而不再是把他们挣的钱交给家里。因此，某些家庭达成了以下协议：在18岁之后，孩子将与家庭分享他的工资，自己只能得到一部分，否则，就要为房间和食宿支付“议定的”价格。
兄弟姐妹
除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水平关系。但是，即使是在同辈人当中，也存在不平等和时有发生的竞争，起因就是性别、等级、年龄、天分的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偏爱等。在长子受到特殊对待的地方，竞争最为激烈。比如在热沃当，19世纪时年长的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到了谋杀的程度；无论是诉讼还是移民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辈中更年轻一些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发现他们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几乎被降低到了佣人的角色，有许多人甚至被要求保持独身。
当青春期少年面临主要的生活抉择时会有竞争产生，在分割遗产时也会有敌意出现，这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是有区别的。当就某种意愿产生争论，或是众人争夺某份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所有权时，家族内的战争就会爆发。出于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因，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高估那些他们被剥夺了的财物的价值。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重要时刻到来之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性。孩子们总是联合起来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从中获得乐趣。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受到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导。年长的哥哥在职业选择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见解的形成上，可能会对年幼的同辈们施加重要的影响。年长的姐姐通常会扮演妹妹的老师的角色。维克多？雨果对莱奥波丁充满了温暖的回忆：一本打开的《圣经》放在她的膝盖上，给阿黛尔上拼写课。姐姐还会教妹妹怎样做家务杂事，如何打扮自己，让自己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长女的责任尤其繁重。在母亲已去世的家庭中，她要像母亲和持家人一样去伺候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愿望。在更穷困一些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长女经常被送到外面去做工，以帮助父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会期望最年幼的女儿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是很普遍的：一个年老的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儿。由此，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地是由他或她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文学著作中揭示的那么紧张，但这种紧张情绪的确是存在着的，阿兰？科尔宾将其视为情感交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性别的差异使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这种关系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与异性关系的一个开始。宗教和社会的禁忌是严厉禁止*的，因此这些关系很少会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很可能会与爱情有关。巴枯宁承认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有*迹象的爱，这种供认对于反对他的运动无疑是火上浇油。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审查非常严密，面纱只是偶尔才被揭开。皮埃尔？穆瓦根是个工人，有一段时间还是个罪犯，他写出了他对妹妹的爱，对于这份无望的感情还记有日记。
在兄妹或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中，年龄加深了父爱或母爱的感觉。左拉1901年写的《工作》中的小妹妹毫不隐讳地对她的哥哥曲意逢迎。她显然乐于扮演二流角色，并为哥哥成功的消息而高兴得大哭——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盖农抚养大的。奥罗尔？迪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母进行教育的。埃利谢？莱克鲁斯直到8岁时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父母照看，他们对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许多自传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作者对自己祖父母的描写开始；关于家庭的回忆很少会回溯到比他这一代更早的时候。对于孙辈来说，祖父母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通过他们，孩子们不仅初步确立起家族谱系意识，也第一次熟知了什么是死亡。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祖母的死就是个相关的事例。祖父母在常识和传统的传播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长辈们会讲起这个纷纭世纪中的历史事件，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通常，女人的双眼会更多地见证这些私人的记忆，这不仅因为女人们比男人活得更长，还因为她们结婚更早，因此，在孙辈的生活中，祖母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成分要比祖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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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2）
叔舅姑婶和堂兄妹同样也是被包括在大家庭范畴之内的。界限通常划在第一代堂兄妹的儿女那里。在更底层的阶级中，这种大家庭成为年轻工人移民的大背景。在中产阶级中，大家庭成员一起应邀出席招待会，一同外出度假；在此类特别的时间内，他们开始体验包括性在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并不鲜见。青春期少年追寻漂亮的表姐堂妹，禁不住*的冲动，而那些女孩子也从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成长为女人；女孩子们为英俊的表兄堂弟而怦然心动，他们已影响到了思想解放的学生们的行为方式。在情感训导方面，家庭总是满足各种需要，但如果事情变得太离谱，如果家族声誉或继承人受到了威胁，家庭也可能会坚决制止。
叔舅姑婶们是被允许充当监护人的。由于寡居的母亲不具备这一资格，叔舅姑婶们在家庭会议中的角色就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探讨诸如寡妇再婚、孤儿的财产管理或是依据1838年法律要求家庭成员制度化等等事宜上更是如此。
未婚的姑姑阿姨们自由徜徉于家庭之中，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居有一席之地；侄子外甥们的记忆里经常满是她们的身影。亨利？贝尔受制于严厉的塞拉菲姑姑的钢铁纪律，“那个女魔……我整个童年的邪恶的守护神”，她的影响在温柔的伊丽莎白姑姑那里得到了补偿。杰奎斯？文特拉斯对她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姑姑婶婶们的举动进行了描述，她们无一不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和失去双亲的女孩在一起，姑婶们有必要扮演一个更加父亲化的角色。卡罗琳？布拉姆是由她的泰尔诺姑姑伴护长大的，她毫无疑问地不仅要为卡罗琳的婚姻负责，还要为家族中其他女孩的婚姻负责。拉法格是受到姑姑的引领才了解婚姻的秘密的，“在一次时间相当长、非常活跃的早餐之后，我的姑姑们把我带进了小客厅，关上门，然后开始引领我进入我新职责的可怕的神秘之中。”
叔叔舅舅们将新鲜的空气引入了家中。叔叔可以行使一位父亲的特权，却无须担负他的过错。阿尔伯特？西蒙尼十分崇敬他的叔叔们：皮埃尔是位发明家，早在1914年之前就拥有了一辆汽车；而弗雷德里克是个钟表匠，市郊的房子就是他自己造的。保罗？莱克鲁斯真心地崇拜他的叔叔埃利谢？莱克鲁斯，他是位地理学者，在他死后，保罗出版了叔叔的著作。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叔叔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人们尤其喜欢编写关于沉默寡言的叔叔取得惊人成功的故事：在美国，叔叔是一个标准的家庭神话之源。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除了家庭的核心成员以及他的亲属外，还有一个由富裕人家的佣人和众多邻居构成的圈子。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存在一个意识底线，甚至存在着危险。佣人和邻居对一个家庭来说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们的存在却对个人隐私造成了威胁，而且他们的近距离窥视可能会成为一种尴尬。人们不得不依赖这些帮助者，但同时也不得不对他们心存戒心。
邻居们既可能成为有益的帮助者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在村庄里，人们是很难逃避邻居们的细致监察的。在日瓦丹，“在整个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在参与窥探他人私生活同时保护自己隐私的游戏”。行为和表象的全部特征一下子显现了出来。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有此癖好的人们更好地窥视他人。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它是村子里的一个显微镜，人们知道谁参加了弥撒，他们多久参加一次礼拜（对于那些不参加的人来说将是事关赦免罪恶的事情），和年轻女孩会在忏悔室里待多久。女人作为耻辱之源特别受到细致关注，特别是她们的一些敏感部位——腹部。当女人肥胖的脸和粗大的腰意外“缩水”时，就会成为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资。寡妇一般总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根据法国著名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说法，“在一些地方，人们总喜欢把眼睛盯在那些寡妇身上，他们会观察一个寡妇面纱戴多久。他们会根据她所戴绉绸的长度猜测她的悲伤程度。如果一位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寡妇在一个燥热的夏日掀开她的面纱透口气的话，那些看到的人就会说：‘她一定另有了一个心上人，让她已经把悲伤忘却（《大教区》，1926年）。’”人们透过半关的百叶窗窥视他人。俏皮话和讥讽语言被悄悄传到闲话和责难中心——泉水旁和洗衣房，并在这些地方发展成永久的流言。由于像村庄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在没有外来 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内部的责难具有特殊的约束力 。街区就成了判断个人名誉的场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3）
城市里的低层群体间是否会有更多的自由呢？是的，因为当前的市内社区只是暂时的，彼此间的利益相对松散，圈子相对较大，而且彼此间有一种相对强烈的排斥外来者的凝聚感，特别是对警察。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人们之间的居所彼此邻近（吱吱作响的床板会让人们知道墙的另一边正在发生什么），夏日傍晚敞开的窗户把院子变成一个公共大房间，使得邻居间的争吵和矛盾更突出，而且人们彼此经常在楼道、公共水龙头和公厕相遇，而这些地方就成了冲突不断产生的源泉。每座公寓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管理员，她几乎一成不变是一位妇女，早期的瑞士门卫和搬运工已经渐渐消失了。她为自己的中间地位而感到害怕，因为她夹在公众与个体、房客与房东之间，同时还与警察合谋，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状况时，警察都会向她求助而且想把她作为自己的眼线。她在幕后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她可以选择房客，而且如果没有她的允许，任何来访者和街头歌手都不能走进院子。那些居住在能直通街道的楼房里的人，对自己的私密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皮埃尔？桑索特评论道：“大多数居民将自己的存在囿限在低调而狭小的空间范围里。”商店是重要的会聚场所，有着自己的礼节编码和交往礼仪。一些常客担当着监守者、知己和旁观者的角色：面包师的妻子，尤其是杂货商，经常成为“邻里或街道甚或忏悔室里的耳朵”。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多种多样私人行为模式开放着的邻里，形成了一个比家庭远为复杂的社会。
人相对来说要比空间重要，一个人很少能够自由选择邻里或确定他需要赢得谁的影响，即使他并不接受他们。邻里之间会在家里和外面建立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种人人必须认可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与他们在民族、种族和出生地上不同的人，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正如路易丝？谢瓦利埃表明的，是一个村庄的聚合体。在拉普街，有一个住着许多奥弗涅人的区域，有些大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相似地，19世纪末，在普拉兹尔低洼地地区挤满了来自中部欧洲的犹太移民。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邻居们的反对、容忍或纵容将决定一个人生存的法则。但邻居们也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门槛是非常神圣的，在没有人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越过的，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噪声或是闻到可疑的臭气或有毒的气味。父母可能会打他们的孩子，丈夫可能会打他们的妻子；这些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报警。有时它会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形式来放松人们的舌头（指报警——译者注）从而导致外来的干涉。有些个人向警察和法院求助是人们的容忍度和公共干涉形式方面非常有趣的一种表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邻里间的问题都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而且大多数都被认为在事关神圣的家庭隐私方面，只限定发生在家里。
这里将不会过多地谈论有关家庭宠物的事，部分关于这个亲密世界的问题，阿兰？科班将会在这一主题的后面进行描述。狗、鸟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猫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福利的关注。动物们是家庭中的一员，而当人们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老朋友。人们分享有关宠物的新闻，而乔治？桑德的信件中包括了许多这类令人羡慕的例子。
大家庭（4）
动物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虚幻个体的象征。卡罗利娜？布拉姆和热纳维埃夫？布雷东是两条狗，它们的名字是由爱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姓氏起的。卡罗利娜把她的狗叫做热纳维埃夫（一位女性勇士），并通过不断叫它的名字来提醒它的虚拟主人。热纳维埃夫则把她的狗当作是她想生的孩子。狗被赋予了以下身份：迪潘夫人的狗带的项圈上写道：“我叫尼黑纳，我是夏埃附近诺衡区迪潘夫人家的。”它是在它女主人的大腿上过完最后的日子的，“最后被葬在我们花园的玫瑰丛下”。老园主说狗是被放了起来而不是被安葬了，对于一个纯化论者，除了对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外，他不会对任何人或物使用安葬这个词。
家庭宠物就这样开始了它升为“人类身份”的长久之路。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结果是有时事情会让法律尴尬。例如，一个人是否可以把他或她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狗？1983年法院认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动物的权利仅相当于儿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对于影响动物权利的问题相当敏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积极分子。
佣人的多少和组成要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雇用一名女佣标志着一个家庭正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家庭有仆人伺候，家中的女主人充满闲情逸致，仆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家庭服务遵循贵族的方式，佣人是雇用的帮手，但并不是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会因为雇主众多个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主人。佣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身体甚至整个人奉献给主人。由于其本身古老的特性，佣人在家政社会的地位问题开始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在20世纪初，许多迹象表明家政服务正逐渐衰退——中产阶层的妇人们包括那些女权主义者抱怨说，她们很难找到帮手。
佣人世界是存在等级的。处在顶层的是那些家庭教师和奶妈，只有那些希望在家教育子女的富裕家庭才能付得起这方面的支出。这些佣人一般被视为准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的确是。由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家庭教师的数量比奶妈减少得更多。福楼拜在《俗语词典》中写道：他们总是那些来自遭受不幸的优越家庭；丈夫*，家庭生活危险。1847年，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这次表现了一位贵族成员如何堕落成殉情罪犯的典型事件震动了整个君主体制。19世纪初的奶妈们一般都是法国人，后来人们更喜欢英国和德国女孩。她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人的欲望目标。“小姐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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