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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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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每年可以在城外度过6个月的城市居民，也养成了在乡下过周日的习惯。1831年，一本名叫《乡下的房子》的畅销书中写道：“星期六晚上动身，星期天散步（如果不下雨的话），然后在星期一早上返回城里——这就是许多巴黎人所说的去乡下。带上一个马车夫，一个园丁，一个厨子，这些城市居民就有了进行短期旅行所需的一切。”
夏天的火车站人满为患，丈夫带着妻儿，似乎每一样活着的东西都在站台上寻找可以休憩一下的地方，他们都是去乡下或海边的。只有看门人和邮差留在了巴黎城内。这也许有些滑稽或夸张，但事实的确令人吃惊。记者们说，离开城市去度暑假的巴黎人有三万人。能支付得起旅行费用的城市居民变成了“旅游者”。这个词与“旅行者”同义，在1816年首次使用，词典中将旅游者描述为“出于好奇和闲散无事而出外旅行的人”。旅行者并不一定行走个不停，有些人干脆住在海边别墅里，根本不动弹（“夏季居民”这个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20年）。海滨胜地是重要的，夏季移民是重要的，“海水之于夏天就如沙龙之于冬天”。
开采矿泉水用来洗浴最早要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时：1809年，有1200人在埃克斯温泉浴场接受了治疗。1822年，迭皮的地方次级长官开办了第一处海水浴设施，并说服贝里伯爵夫人前来参观。从那时起直到1830年，每年7月宫廷都要暂时迁移到迭皮来。1830年以后，近郊的贵族们也渐渐养成了这一习惯。尽管在1835年时人们已开始谈论比利茨的小海滩（在第二帝国期间成为欧仁妮皇后最喜爱的度假胜地），但迭皮是当时唯一一个得到充分开发的海滨胜地。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2）
火车把从巴黎到海滩的旅行时间缩短了2/3。在1840年，乘马车从巴黎到迭皮需要花费12个小时；在第二帝国期间通过铁路只需要4个小时。1848年8月，第一列从巴黎到迭皮的“快乐列车”开始运行。这些专门的周末列车使得去诺曼底海岸旅行更为方便快捷，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受欢迎，以至于1850年时铁路公司开始提供折价车票（三等车厢5法郎，二等车厢8法郎）。富有的旅游者们乘坐的是“黄色列车”或“丈夫列车”。1871年时，这种列车在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离开巴黎，星期一中午前返回，这样就使忙碌的生意人能有足够的时间与妻子和孩子们共度周日。最富有的旅游者也可以乘坐每日都有的豪华列车，比如1904年7月15日到9月30日期间运行的从巴黎到特维尔的豪华列车。这种列车由卧车车厢组成，只提供一等车票，其他奢华的服务另外收费。往返车票需要五十多法郎——是普通工人20天的薪水。
受益于铁路之快捷的巴黎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倾向于离开家。举个例子，在诺曼底海边度假的巴黎人要比鲁昂人多，尽管后者离海滨更近，但他们在1914年前对海边度假根本不感兴趣（但鲁昂人却通过自1843年就已存在的铁路频繁地前往巴黎）。
除了在山区和温泉疗养地的夏季旅游业之外，冬季的旅游业也发展了起来，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在1860年尼斯附属于法国之后，这座城市成为了颇受欢迎的冬季旅游胜地。在1861年至1862年的冬天，有1850个家庭在那里度假；到了1874年至1875年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5000；而到了1887年时则是万。人们自然是为宜人的气候所吸引，但也有些人是被他们的医生勒令去的。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气候的变换来治疗肺结核是一种很流行的疗法；医生们建议在山区、在冬天、在大自然的天空下进行调养。在大西洋海岸，“冬季之城”阿凯岑是将医疗与旅游业结合起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个城市作为肺结核的治疗中心从一片平地中拔地而起，而娱乐赌博业也成为它值得夸耀的资本。
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进行一种必要改变来与度假相适。宁静有益的大自然可以弥补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品味自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正如亨利？伯劳在进行度假方面的研究时所评论的那样，真正的新东西“是对人类行为的时间构成给予的深入关注，是其中所蕴涵的东西”。
人们逐渐觉得，工作时间是可以转化为度假时间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时间用在大自然、旅行或是消遣娱乐上面。在乡村，劳工阶层的闲暇时间自然地存在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之中；而在城市，工业社会阶层每个人的闲暇是在特定的时间，尤其是在夏天。而卢梭已把投身自然作为一种摒弃时间束缚的方式，当这种观念传播到新的社会阶层，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品味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捷地重新构建了时间的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听从假期的召唤，“年”也就以新的方式得到了重组。1912年7月6日，一篇名为《休假问题》的文章言称：“50年前度假的人迥然另类，而今天迥然另类的是不休假的人。”人们感受到了度假的需要，并坚持他们有权这样做。19世纪末在多方组织下，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度假活动。
回顾学校假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社会的演变历程。度假终于从最初贵族们在乡下的逗留转化为休假的权利观念，并最终有了带薪休假（法国工人在1936年赢得的权利）。在19世纪前，有两个原因可以中断课程：分散于全年之中的宗教节日和农忙，后者因导致大量学生缺课而迫使小学校停课。在19世纪期间，学校假期逐渐从宗教假日和农忙的考虑中剥离出来，专门给老师和学生放假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学校假期的持续时间也得到了延长，尤其是在法兰西第三帝国期间。
在19世纪，课程在8月15日前后结束，10月初复课，暑假最多可以持续6个星期。1894年1月4日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学校中安排了假期课程的人额外多休两个星期的假。这种假期最初是作为一种奖励给予那些“为常规的成人和青年教育课程做出贡献的人”的，后来则作为对那些在课余项目安排上取得成功的教师们的奖励。这项命令每年发布一次，直到1900年将暑假的延续期间正式确定为8个星期，从8月1日到10月1日。1912年7月20日，一项新的法令将中学的暑假时间扩大为10个星期，从7月14日到10月1日，到了1935年时小学也开始适用这一规定。
但人们也逐渐开始抱怨学校没有安排好学生们的假期生活，他们认识到假期的放松对健康有益，但假期中的教育同样不可缺少。这种新认识导致了为孩子们开办的夏令营迅速发展。此外，童子军活动在1911年第一次被引入了法国。
当R。女士的母亲在7月1日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去度假时，她对孩子们说：“你们可以在返回学校后再领奖。”她的孩子们都是中学生，她们想推迟一下出发的时间以便能参加上年度颁奖典礼。R。女士1897年出生于巴黎，她整个童年时代的暑假都是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度过的。复活节时她的父母就会给海边别墅的主人写信预定租约，花费是400法郎。他们也会租一架钢琴和一个带凉台的小屋，还有一个女仆，暑假期间每个月付给她15法郎。R。女士的父亲是一位政府公共事务部门雇用的工程师，在7月15日和9月1日前后可以与家人共度数天时光，整个8月份则都可以与家人在一起。全家人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出游。
青春期时的R。女士和她的兄弟们频频光顾“家庭海滩”的娱乐场所。每个人都彼此认识，父母们也很放心让孩子们单独活动，彼此教一教怎样跳舞。不同的家庭构成了一个圈子，年轻人可以很安全地置身其中，远比在巴黎时自由得多。
生命中的大事（1）
婚姻是核心性的事件，将生命分为了两个部分。家族和社会的延续都需要依靠婚姻。在私人生活中，时间也因此被分为“此前”和“此后”两部分，而重要的事件总会落入两个时间段中的某一个。
在婚前，一个人的生活会经历几个明显的阶段：青春期的开始，在大多数家庭中以第一次领受圣餐为标志；中学时期的结束，在男孩的生命中以获得法国业士学位为标志（女孩一般不会得到正统的拉丁文教育，也因此无法参加业士学位考试；如果她们坚持要求获得学历证书，那么得到的通常是小学毕业文凭）；还有就是成人生活的开始，求偶，订婚；最终是结婚生子。此后，私人生活的时间或多或少地以均一的形式流逝，直至死亡，时间中满含着抚育孩子的责任，其标志就是不可计数的家庭场合。
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要经过7年的中学教育后才能通过他的业士学位考试。虽然国家会提供奖学金，但中学学习始终是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产物。在1842年，一流中学的学费是每人每年100法郎，如果是寄膳宿的学生则要700法郎。1873年在巴黎公立中学，一个学习修辞学的学生每年要支付300法郎；到世纪末时这一费用上涨到了450法郎，如果是一家很好的私人机构则要耗费掉720法郎。在巴黎的耶稣会士学校，寄宿生的学费总计1400法郎，是被聘为邮局技师的一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半年薪水。作为比照，1880年巴黎的一名女仆全年可以挣到500法郎。1854年，在万名中学生中，有4600名获得了业士学位证书；1873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每年6000名或7000名。
根据1873年的法律，年轻的中产阶级们在理论上被强制要求服军役，由抽签来决定谁需要服5年谁只需要服1年（事实上只有6个月）兵役，但获得业士学位和被征召前志愿服役的年轻人则可以只服1年兵役，前提条件是要交付一笔1500法郎的装备费用。此外，能够进入所谓的最负声望的高等学问机构（如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学生比较容易免除兵役。
获得业士学位后，一个年轻人可以通过进入法律学校或医校来继续接受教育（大学的入学费用很高：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只是报名和参加入学考试就要花掉1000法郎，学医的学生则要3000法郎）。有些人选择跳过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家族的业务。不管是哪种情况，等到一个人准备结婚时他已不再年轻了。
另一方面，对于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如果她的目标是婚姻的话，那么是否受到高等教育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只要她拥有足以找到一个丈夫的资本就够了。对于女性来说，不管是寄宿学校还是1880年后出现的公立学校，从来就没打算要让她们获得业士学位证书，而没有证书就无望进入大学。完成学习后，女孩子们就有资格参加获得小学毕业证书的考试了，但实际上她们根本不需要这个文凭。“把烦恼留给那些需要谋生的人吧”，这就是1910年时路易斯？韦斯在莫里埃公立中学的文学老师对她的劝告。为获得业士学位而开设的私人预备课程在1905年时出现。公立中学直到战后才提供预备课程，此前这种行为是受到官方禁止的。
对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青春期女孩进行教育的目的，是让她们为以后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准备。她要学习如何持家、督导仆人、与丈夫交谈和抚育孩子。这些职责既不需要拉丁文也不需要科学，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虚饰、一种综合的文化、普及性的音乐和绘画技巧和在烹饪、卫生及幼儿看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训练。而在婚前，女士们不仅需要学会婚后日常生活中的技巧和行为方式，也需要参加学校的主妇课程来完成自身的教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2）
家庭和朋友对于找到一个配偶当然很有用处。最要好的朋友的兄弟姐妹就是自然的候选人，前来参加家庭成员的婚礼、洗礼和第一次圣餐的远房表兄弟姐妹们也同样是候选人。
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相遇，比如慈善义卖、运动场合（像网球或滑冰），还有跳舞。所谓的“白色舞会”是专为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开设的，只有有资格的青年男女才会被邀请。
之所以叫做“白色舞会”，是因为初次涉足社交场合的姑娘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这是她们纯洁无瑕和处女身份的标志。她们的母亲也参加，对条件合适的小伙子们进行品评。
在法国，年轻的姑娘们在初次抛头露面的当年结婚已成惯例。如果她还非常小，她可以再连续等两个冬季，但如果当第三个季节到来时仍然没有人肯娶她，她的前景就堪忧了，因为人们会开始怀疑她的贞操，更糟糕的是，可能会怀疑她没有足够的嫁妆。
在中产阶级生活圈中，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介绍婚姻，由专门擅长发现合适配偶的媒人来负责安排。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媒人都由年长的妇女、表兄弟姐妹或是朋友来担当，他们的良好声誉保证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在看似有可能彼此融洽相处的年轻人中间安排约会。西蒙？博瓦尔的父母亲就是以这种方式相知相遇的。
虽然是介绍婚姻，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就不重要了。由家人和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夫妇有时会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如果两个年轻人陷入爱河，他们的父母就绝不会让可能的婚姻从手边溜走，他们会收集对方的信息，包括名声、收入和观念。政治和宗教上的从属关系是要考虑的重点：自由思想者欧仁和玛丽？布瓦洛共有5个女儿要出嫁，他们绝不会考虑与一个天主教家庭缔结姻亲。其中的一个女儿马德莱娜看上了一个和善英俊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工厂老板以及新教徒的儿子，因此是配偶的可能人选。马德莱娜的大姐已婚，她安排了妹妹的第一次会面，随后出资并倾全力来确保他们婚姻的实现。两个月后，马德莱娜正式订婚，又一个月后，她结婚了。
一个想求婚的年轻人可以让一个朋友来向女方的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如果提议被接受了，他的父母就会正式向女方的父母提议订立婚约，那时，求婚者就正式成为了未婚夫。在他进行第一次拜访时双方会选定一个日期举办订婚宴会。
双方的家人都会被邀请来参加订婚宴会，宴会在未来的新娘的家中举行。晚宴上，小伙子要送一枚订婚戒指给他的未婚妻。也同样允许女方送礼物给男方——一个男士戒指，或是一个装有她肖像的礼盒或是她的一束头发，但她把礼物送给心上人的时间是在一个星期后，在他的父母举办的另一次晚宴之前。
在第一次拜访前，求婚者要送一束白色的花给他的未婚妻。如果他很富有，他将在婚礼之前的每一天都送花给她。他甚至可以送花给未来的岳母大人。到世纪末时，礼仪上已允许送彩色的花了，而不仅仅是限于白色。有些男士会遵循东方的习俗，选择那种逐渐变得越来越红直到婚礼前夜变成紫色的花束，以象征其炽烈的爱情。礼仪手册中将这种新时尚归入了品位最差的一类。
年轻的求婚者每天都会去追求他的未婚妻，而姑娘则始终由她的母亲或另一位家庭成员陪护着。按礼仪，年轻的女士要矜持一些。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既不能写信也不能收信。她绝不可过于热烈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以免对方疑虑自己的品行。从理论上说，未来的新郎新娘要利用订婚期来加深彼此的了解。订婚期的持续时间在三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两个月是通用的标准。
生命中的大事（3）
在订婚期期间，两个家庭会开列出各项条件以及嫁妆的数额，并定下一个日子签署婚姻契约。在那一天，将结连理的双方在亲近的亲属和朋友的陪同下出现在公证人面前，或是在某种情况下公证人去未婚新娘的家中。不管是哪种情况，仪式都是一样的。当公证人宣读婚姻契约时，未婚夫妻双方假装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对金钱的数目表现出过分的关心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毕竟，完全吸纳对方的爱意才是最重要的。宣读完毕后，男方起身签字，然后将笔交给他未来的妻子，随后，双方的父母和受邀的嘉宾在婚约上签字。如果家族需要，也可邀请名流要人来签署婚约为证。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在签署婚约的当晚举办招待舞会已成惯例，而不是在婚礼的当晚；但1900年时，婚礼当天已不再举办任何舞会。未婚新娘先与未婚夫跳舞，然后与证婚人跳舞，随后是其他人。
婚姻契约是中产阶级的习俗。丈夫是双方共有财产的唯一管理者。中产阶级的婚姻契约或提供财产的契约性分割依据（共有财产的法律只适用于双方共同获得的财产，而双方的债务是分开的）， 或提供财产的法律分割依据，即允许妻子管理自己嫁妆的一半，而另一半要移交给她的丈夫。
嫁妆陈列在新娘的卧室中，篮子在起居室中。在最豪华的婚礼中，新娘的礼物要占据极大的空间。1904年，格雷夫伯爵和伯爵夫人把他们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吉什公爵。婚礼庆典后，宾客们去了新娘祖母的住处，新娘收到的1250件礼物被陈列在“篮子”的周围。
各种典型的“篮子”均出自不同的巴黎家具制造商，“篮子”中的内容从手套到女士睡衣和披肩应有尽有。有时“礼物花篮”中的各式珠宝奢华之极，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民间的和宗教的婚礼庆祝仪式可以在同一天举行，但通常民间的庆祝仪式会在宗教仪式举行前的一两天进行，尤其是在巴黎，宗教庆典更可能延后举行。只有四位证人和男女双方最亲近的亲属才会被邀请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民间庆典仪式。新郎要派一驾马车把自己的两位证人接来，再派另一驾马车去接新娘的两位证人；新郎本人则与自己的父母去新娘的家中把她接往市政厅。市长或他的助手宣读根据《民法典》第六章制定的婚姻证书，证书中详细说明了夫妇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他会问新郎和新娘是否愿意与对方结为夫妇。然后新娘在婚姻证书上签字，随后她要把笔递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会说这样的话来对她表示感谢：“谢谢，夫人。”
在市政厅举行民间的婚礼不需付费，但传统上会向这位市长所辖的区或镇的穷人提供一些资助。随后婚宴开始，当晚在新娘父母家度过。在世纪末时，以一种非常文雅的方式来举行民间的婚礼成为时尚；市政厅以鲜花和绿色植物加以装点，还雇来管弦乐队和流行歌手。这种时尚最初只是在纯粹的民间婚礼上流行，尤其是离婚后的再婚和在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之间举行的婚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举行盛大的教堂婚礼是根本不可能的。
宗教婚礼仪式服务的类型有所区分，在价格上，对天主教徒是从10到2000法郎不等，对犹太教徒则是从15到2000法郎不等，如果花费4000法郎则会有一个“格外特别”的服务。对新教徒来说，婚礼服务一直是免费的，并有权使用主圣坛或是一个小礼拜堂，以及奢华程度不等的鲜花、照明和音乐服务。如果价格合适，还可以雇到歌剧中和音乐学校里的歌手和音乐家。社会名流的婚礼涉及的范围更是广泛，以至于邀请函中还要包含教堂的入场门票，以免涌入大量的人群毁坏教堂中的设施。从理论上讲，进行教堂婚礼的花费由新郎承担，而午宴、晚宴和接待的费用由新娘的父母支付，但在实际操作中，费用经常是由两家分担的。斯塔克尔家族的私人档案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们是鲁昂的一家棉花制造商，花费的数目惊人：1899年一个斯塔克尔家族成员的婚礼耗费了5641法郎——邀请了3200人。
生命中的大事（4）
牧师会连续三个周日在教堂中宣读结婚预告，除非付费并获得了教会的特许。为了能在基督降临节、四旬节和其他的特别时段内结婚，必须获得教会特许；正常情况下在星期五是不举行婚礼的。为获得教会特许而支付的钱会分发给教区内的穷人。
婚礼可能是私人典礼中最公开化的。其间的各个细节都是程序化了的：队伍的构成与次序、为新娘进行服务的人员的数量和挑选、新郎新娘的装束（分别是黑色和白色）、应允时的姿态。新娘由其父陪伴走向圣坛，并将新娘交给她的丈夫。但在说出神圣的“我愿意”之前，新娘必须要转过头去看一下她的母亲，好像是在征询她的同意一样。直到19世纪末，只有新娘才戴婚戒，至于新郎的戒指，是从国外传入法国的习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变得流行，但并非是不可或缺的。
在外省，婚礼通常是一个冗长的庆祝过程。1832年8月29日，乔治？桑在给埃米尔？勒奥尼的信中写到了她们的朋友迪韦尔尼的婚礼情况：“我离开了教堂以逃避这个婚礼，因为婚礼已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还有另外一个风俗，即便在巴黎失宠后仍然存留于其他地方，那就是婚礼中的单身汉要想办法带着新娘的吊袜带逃走。
当一个诗人嫁给一位东方学者，其婚典很可能是非同寻常、不拘礼仪的。1900年6月5日，吕西？德劳…马德拉斯与《一千零一夜》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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