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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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德的诸多小说中，《私生活》描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对最极端、最残暴的享乐是必需的，而且几乎总是被描述成一座监狱。就像巴尔泰所说的那样：“萨德的隐居只是僻静处的戏剧形式。”洞穴、地窖、地下通道和坑道是萨德的主人公最喜欢的地方，而最秘密的、最偏僻的地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城堡，因为它们与外界隔绝。黑森林中的西林城堡是《索德梅的120天》中的故事现场，而在《朱斯蒂娜》中则是圣－玛丽－德布瓦城堡。对城堡外部的描写很少，而其内部总是被描绘成监狱的样子，不同的只是结尾和叙述的顺序。在西林，“我说，必须建起所有的门，这样有人就可以进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像被包围的要塞的地方……希望是肯定的；我们把自己关在里面，甚至都无法找到门在哪里，我们在里面安顿下来。”一旦进去后，就与外界隔绝，这完全是私人的领地。接下去是预计的顽强的抵抗。性变态并不意味着混乱；它只是彻底地推翻了禁忌和规则以及与各种限制的冲突，甚至是快乐所需的恣意糟蹋。
萨德侯爵的革命（2）
在这个高度私人化的空间里，寻欢作乐的对象和规则规定的对象通常都是妇女，“颤抖、猜测、服从、期望，也许还不是最可怜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物外，萨德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也很少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快乐。“与人分享的快乐就不是快乐。”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异性恋非常少见；*总是被忽视，而其他的洞总是大受欢迎。妇女是男性侵犯的对象，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身份。朱利埃特好像是个例外，但她也只有依靠不停地杀人和抢劫才能生存下去。在扭曲中，男子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只有在他们压迫妇女的时候才会出现。许多女性牺牲品是贵族，但在萨德的世界中，新人又在独立的城堡中重建了一种封建权力。
　　萨德对妇女的态度并不能认为是典型的，不过萨德的作品提醒了我们妇女在私人住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在萨德的小说中，私人住处是男子出于性需求而关押和拷打妇女的地方。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的观点认为妇女应该待在私人场所，这难道不正是典型的萨德观点的反证吗？革命者把妇女的作用限制在依靠丈夫、兄弟、母亲和姐妹上，而萨德则把她们变成了职业*或者容易被男子征服的妇女，她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男性的性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都没有独立的身份，至少男性人物不希望她们拥有。妇女都被描绘成潜在的颠覆者，很显然，她们不愿意接受被分配的角色。另外，为什么当妇女争取成为公众人物的权利时，雅各宾党把产生的混乱说得十分严重？另外，为什么萨德会对封闭的城堡如此着迷？因为“没有城堡去抵御外来的攻击并不可怕，来自内部的侵害要恐怖得多了”。
　　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萨德侯爵的革命（3）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特权的痕迹；而1972年1月3日通过的法律则确保了在革命第二年就提出的私生子的权利。还有什么方法能比这种形式更好地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令革命原则“现代化”，并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呢？
　　在英国，1820年是查理王后的年代。她是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受伤的英国王后”，是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乔治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婚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是夏洛特公主。当乔治把卡罗琳扔在家中去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和朋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政治阴谋时，卡罗琳还必须过着受约束的王室生活，虽然丈夫从不出现。她那德国平民的方式，或者按乔治的说法，她谈吐的鲁莽和轻率使王子大为恼火，一心想把她除掉。面对他无情的敌意和对女儿的控制，卡罗琳离开了英国到欧洲大陆去寻求一种流浪贵族的生活。
　　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了。自从国王疯了之后，一直都由摄政王代替父亲在执掌大权，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君主制国家完整的王权。但卡罗琳会被承认是他的王后吗？乔治四世决定她不能成为王后，并坚持把她的名字从祈祷书中划去。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否认而产生愤怒，卡罗琳乘船返回了英国。她的登陆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她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热烈欢迎，这些国王的敌人很高兴终于有了可以攻击国王的机会。国王的大臣们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但他们无法说服国王。国王坚持要同他的妻子离婚，并利用英国王室的特别程序来达成这个目的。87book。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4）
1820年，对王后的公审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这种场面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连着几个星期，当贵族们在倾听相关的丑闻，女主人和仆人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没有爱情婚姻的证据时，王室的丑事已经开始充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对那个与王权和国王斗争的女性的审判由议员们来主持。但公众的观点并不都是支持国王的，而且，因为国王扩充军队、召集密探、安排证据，加之从不到庭，令民众对他产生反感。同时，因为王后是进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唯一女性，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她污秽行为的细节被展现出来后，她的支持者反而大大增加了。因为证据都是由外国仆人提供的，而这些仆人的忠诚和诚实越来越令人怀疑。幸好她的鲁莽没有影响到她的支持者们对此事的愤怒。她受到的不公正是一位自身也不检点的人所控告的，她成为腐朽的王室和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卡罗琳不应当为贵族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的本质而付出代价。
　　对卡罗琳王后广泛支持的实质是关于男子与妇女间的适当关系、婚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不能保证长久的结合。王后的拥护者把她当作正义的女英雄，一个男子对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其他人对她的援助变得非常必要。她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她的获救只能依靠那些为她的利益而战斗，披着铠甲骑着马来保护她的骑士所具备的骑士精神。必须举起高尚勇敢的武器来使她免受伤害，从而也能挽救英国的美名。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都被号召牢牢地站在妇女的阵营一边。卡罗琳的无助、孤单和依赖性是战斗号令的实质。她不能保护自己，其他人就必须来保护她。英国文明的亮点就是其“国内道德”。除非这点得以维护，不然就会出现腐化和衰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伦敦的黄铜铸工和铜匠们开始**以支持他们的王后。*的队伍以八名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为前导，他们的帽子上缀着白色的羽毛，还带着扈从。*队伍里的人都带着铜棒，有一些还戴着铜盔，整个队伍都是由与铜为伍的人组成的。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骑士精神得到了回归。但那些前去援助那位无助女性的英勇骑士们，都希望能弄清楚他们从王室手上救下的人是一位纯洁的杰出女性。
　　卡罗琳不太像是这样一个角色。但她的小错误被狡诈的意大利仆人不怀好意地夸大了，她被重新塑造成脆弱的、有依赖性的牺牲品和一位被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室中，与她那些堕落*的故事相比，她那神话般的地位对公众的想象更有吸引力。作为不受欢迎的国王的受冤屈的王后，卡罗琳比平民化的、随随便便的她更令人同情。在妇女与神话之间实力悬殊的对比因她的倒下而被揭露了出来。她的希望，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5）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
　　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对妻子不满的人也支持王后，并帮助建立一种能联系圣公会与上帝以及托利党与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在此期间新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新的定义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良好的男女关系。
　　这种新论述发展的高潮在19世纪末福音派出现后，这是圣公会里的一种变革运动。由于社会低层教友的呼吁，也受循道宗教义的影响，福音派主要通过对富人和上层社会的影响来改革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变革运动主要依靠落魄贵族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尔向上层社会呼吁必须要使英国生活重获新生。福音派主要关注的是原罪、犯罪和赎罪的可能性。皈依，看到光明并了解罪人的本质是必须的。如果人们不了解人类原罪的深重以及赎罪的可能性并通过基督来拯救自己，那就没有希望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福音派世界观的实质，他们把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看作是18世纪社会精神和道德丧失的根源。社会已经烂到了根上，但这种腐烂是宗教虚无的结果。名义上的基督徒会去教堂，会读圣经，但他们从不用心去聆听上帝的福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从皈依的那一刻开始，那些把自己当作罪人并寻求拯救的人可以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他们可以寻求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这包括打破所有的旧习惯，认真检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以及以基督徒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
萨德侯爵的革命（6）
这种信仰更多地需要长期坚持。它旨在把每个人本身转变成信仰基督的新人。这就要求有力的支持，包括内在的检查，可以用清教徒的方式，也可以用日记和宗教杂志表现出来。当然这还需要来自牧师和其他信仰者的外部帮助，这样能有助于不停地努力直到成为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种努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仆人和雇员的关系、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以及每餐的进食和追求的快乐，而且不论这种细节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是在教堂还是在马厩。上帝在观察和聆听，而那些全视的眼睛和全听的耳朵必须变成内在的良心。仔细检察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每天、每小时和每分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每个行动和每个想法都经得起永恒的审判。对自我的了解是获得拯救的基础，就像福音派的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所写的那样。
　　能了解自我和自身灵魂的状态是“最有智慧的”。其次重要的职责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其他人，也就是传播福音。福音派从自身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然后就是改造整个社会。这种热情不断增加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给英国上层社会带来了恐慌。由于对法国事件的害怕，英国的一些阶层开始就最重要的优先权是保证每个人住所状况良好的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激进派的重建秩序强调重建政府和对旧政权的*进行批判，而对福音派来说，这就是关于原罪和不道德的问题。使社会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如果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不进行一场革命的话，这样的事件就会在英国重演。
　　而这种革命必须从个人做起。每个灵魂通过基督团结在一起，重获新生的经历是挑战道德*和衰退的基本先决条件。放弃自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妇女这样写道：“自我必须被放弃，自我必须死亡，基督才是一切的一切。”整个身心都要神圣地服从，就连意志也要学会服从。祈祷者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考虑。福音派认为个人信仰是宗教经历的实质，并强调阅读、研究圣经和祈祷的重要性。这种通过日记和宗教杂志进行的个人内省需要家庭祈祷的帮助。当宗教家庭每天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时，他们可以互相检查和指引对方，讨论每个人堕落的具体表现，并会为基督的理解和原谅而一起感到宽慰。
　　这种宗教家庭能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骄傲和原罪，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需要寻求能藏身于基督世界的宁静和与世隔绝。在这里，戏院或者会议室中虚假的愉快，会被了解了救世主后产生的内在宁静所取代。在福音派里，男性对“世界”的抛弃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被认为对宗教活动非常有害，而中层和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被认为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实践。对福音派来说，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清教徒已经证明了家庭是躲避外界压力的安全避难所和一块宁静的地方，在那里主人和主妇可以自由地指挥他们的孩子和仆人。福音派把家庭当作改革举止和道德实践的中心。家庭可以成为清教徒梦想中的小型教堂，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而且不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在家庭里都可以追求真正的基督教的实践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7）


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福音派要求改进行为准则。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汉纳？莫尔擅长描绘基督教的典型人物，那些人物为实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引导。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己土地的绅士，他的收入微薄，因此他的女儿们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养活她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皈依之前，莫尔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著名演员和经纪人大卫？加里克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她还是“兰袜子”的成员，这是一个文学女性的组织，她们每天在伦敦聚会，谈论当天的出版物。像她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一样，她皈依严肃的基督教不是心血来潮。宗教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态度和价值观。她开始为严肃的基督教服务。在18世纪80年代，她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旨在动摇英国上层阶级的满足感并鼓励他们进行道德改革。
　　就像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法国大革命也为汉纳？莫尔提供了一个分水岭。部分出于政府的需要，她的学说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说服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去相信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她著名的系列书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抵御武器。18世纪90年代福音派试图通过宣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与基督教振兴运动相结合来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在为穷人而写的那些小册子中，莫尔鼓吹对当权者绝对服从，并强调进入神圣家园的乐趣。在上帝的眼中，谦卑、恭顺和辛勤工作就意味着快乐。在政治上，莫尔和大多数福音派一样都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嘲笑世俗的事物，只关心内在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