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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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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着了!”金三爷说:“你走吧!明天见!”
小崔还要说些什么,表示他对钱老人的敬重与关切,可是他的言语不够用,只好把手心的汗都擦在裤子上,低着头走出去。
看到了姐丈,也就想起亲姐姐,野求的泪象开了闸似的整串的往下流。他没有哭出声来。疲乏,忧郁,痛心,和营养不良,使他瘫倒在床前。
金三爷虽然很看不起野求,可是见他瘫倒,心中不由的软起来。“起来!起来!哭办不了事!城外头还放着一口子呢!”他的话还很硬,可是并没有为难野求的意思。
野求有点怕金三爷,马上楞楞磕磕的立起来。泪还在流,可是脸上没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象雷闪已停,虽然还落着雨,而天上恢复了安静的样子。
“来吧!”金三爷往外屋里叫野求和瑞宣。“你们都来!商量商量,我好睡会儿觉!”
自从日本兵进了北平城,除了生意冷淡了些,金三爷并没觉得有什么该关心的地方。他的北平,只是一个很大的瓦片厂。当他立在高处的时候,他似乎看不见西山和北山,也看不见那黄瓦与绿瓦的宫殿,而只看见那灰色的,一垄一垄的,屋顶上的瓦。那便是他的田,他的货物。有他在中间,卖房子的与买房子的便会把房契换了手,而他得到成三破二的报酬①。日本人进了城,并没用轰炸南苑与西苑的飞机把北平城内的“瓦片”也都炸平;那么,有房子就必有买有卖,也就有了金三爷的“庄稼”。所以,他始终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据与他并没多大的关系。
及至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赶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原由,而只觉到北平并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而是与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的心上与眼前——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在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的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宽大了一些。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仿佛须去作一点异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心里才过得去。
陈野求的可怜的样子,和瑞宣的热诚的服侍钱老人,都使他动了一点心。他本来看不起他们;现在,他想和他们商议商议钱家的事,象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块儿商议。
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是也还值得钦佩的。在危患中,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与救人。说不定,金三爷的一伸拳头,就许把冠晓荷吓了回去,而改邪归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也许北平就不会这么象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吧?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不管金三爷有没有知识,有没有爱国的心,反正那对拳头使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他有知识,认识英文,而且很爱国,可是在城亡了的时候,他象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他的自惭使他钦佩了金三爷。
“都坐下!”金三爷下了命令。他已经十分疲乏,白眼珠上横着几条细的血道儿,可是他还强打精神要把事情全盘的讨论一过儿——他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有主意,有办法,因为他战胜了冠晓荷。又点上了烟,巴唧了两口,话和烟一齐放出来:“第一件,”他把左手的拇指屈起来,“明天怎么埋亲家太太。”
野求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眼珠儿定住,泪道儿在鼻子两旁挂着,他对金三爷的红鼻子发楞。听到三爷的话,他低下头去;即使三爷没有看他,他也觉到有一对眼睛钉在了他的头上。
瑞宣也没话可说。
他们仿佛是用沉默哀恳着金三爷再发发善心。
金三爷咧了咧嘴,无可如何的一笑。“我看哪,事情还求李四爷给办,钱,”他的眼真的钉在野求的头上。
野求的头低得更深了些,下巴几乎碰到锁子骨上面。“钱,唉!还得我出吧?”
野求大口的咽着吐沫,有点响声。
“谁教三爷你……”瑞宣停顿住,觉得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普通的彼此敷衍的话是不应当多说的。
“第二件,埋了亲家太太以后,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家去,可是那么一来,谁照应着亲家呢?要是叫她在这儿伺候着公公,谁养活着他们呢?”
野求抬了抬头,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不敢把心意说出来;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担负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况且姐丈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呢!
瑞宣心中很乱,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时,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呢?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谁知道冠晓荷要怎样报复呢?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在屠户刀下的猪羊还能提出自己的办法吗?
他干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话是最幼稚,最没力量,可是不能不说。即使是个半死的人,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这儿伺候着钱伯伯。我,和我的内人,会帮她的忙。至于他们公媳二人的生活费用,只好由咱们大家凑一凑了。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而只是得过且过,混过今天再说明天。谁敢说,明天咱们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
野求长叹了一口气。
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的擦了几下子。他要发怒,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会受欺侮的。
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象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狼咬住,那么尖锐,苦痛,与绝望。野求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宣象被针刺了似的猛的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的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象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钱老人由横躺改为脸朝下的趴伏,两臂左右的伸开,双手用力的抓着床单子,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他似乎还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点被床单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瑞宣细听才听明白:“打!打!我没的说!没有!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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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求的身上颤抖起来。
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声的说:“好吧,祁大爷,先把亲家治好了,再说别的吧!”
22
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无论天气怎样的寒,还是怎样的热,无论家中有什么急事,还是身体不大舒服,瑞宣总不肯告假。假若不得已的请一两点钟假,他也必定补课,他不肯教学生在功课上吃一点亏。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瑞宣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才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把一个石子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掷在一汪儿臭水里。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的坚硬与力量。打铃,他马上拿起书上讲堂;打铃,他才肯离开教室。他没有迟到早退的,装腔作势的恶习。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永远不旷课。上堂教课并不给他什么欣悦,他只是要对得住学生,使自己心中好受。
学校开了课。可是他并不高兴去。他怕见到第二代的亡国奴。他有许多理由与事实,去原谅自己在北平低着头受辱。他可是不能原谅自己,假若他腆着脸到讲台上立定,仿佛是明告诉学生们他已承认了自己无耻,也教青年们以他为榜样!
但是,他不能不去。为了收入,为了使老人们心安,为了对学校的责任,他不能藏在家里。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受刑——教那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眼,象铁钉似的,钉在他的脸上与心中。
校门,虽然是开学的日子,却没有国旗。在路上,他已经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他不敢和他们打招呼。靠着墙根,他低着头疾走,到了校门外,学生们更多了。他不知道怎样的走进了那个没有国旗的校门。
教员休息室是三间南房,一向潮湿;经过一夏天未曾打开门窗,潮气象雾似的凝结在空中,使人不敢呼吸。屋里只坐着三位教师。见瑞宣进来,他们全没立起来。在往常,开学的日子正象家庭中的节日,大家可以会见一个夏天未见面的故人,和新聘来的生朋友,而后不是去聚餐,便是由校长请客,快活的过这一天。这一天,是大家以笑脸相迎,而后脸上带着酒意,热烈的握手,说“明天见”的日子。今天,屋里象坟墓那样潮湿,静寂。三位都是瑞宣的老友。有两位是楞磕磕的吸着烟,一位是注视着桌子上纵起的一片漆皮。他们都没向瑞宣打招呼,而只微微的一点头,象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在监狱中不期而遇的那样。瑞宣向来是得拘谨就拘谨的人,现在就更不便破坏了屋中沉寂的空气。他觉得只有冷静,在今天,才似乎得体。在今天,只有冷静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闷。在静寂中,大家可以渐渐的听到彼此心中的泪在往外涌。
坐下,他翻弄翻弄一本上学期用过的点名簿。簿子的纸非常的潮湿,好几页联到一处,很不易揭开。揭开,纸上出了一点点声音。这一点声音,在屋中凝结住的潮气中发出,使他的身上忽然微痒,象要出汗的样子。他赶紧把簿子合上。虽然这么快的把簿子合上,他可是已经看到一列学生的名字——上学期还是各别的有名有姓的青年,现在已一律的,没有例外的,变成了亡国奴。他几乎坐不住了。
听一听院里,他希望听到学生们的欢笑与喊叫。在往日,学生们在上课前后的乱闹乱吵老给他一种刺激,使他觉到:青春的生命力量虽然已从他自己身上渐渐消逝,可是还在他的周围;使他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蹦蹦跳跳,吵吵闹闹。现在,院里没有任何声音!学生们——不,不是学生们,而是亡国奴们——也和他一样因羞愧而静寂!这比成群的飞机来轰炸还更残酷!
他喜欢听学生的欢笑,因为没有欢笑的青春便是夭折。今天,他可是不能希望他们和往日一样的活泼;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左右的人,不能没心没肺!同时,他们确是不喊不叫了,难道他们从此永远如此吗?假若他们明天就又喊又闹了,难道他们就该为亡国而只沉默一天吗?他想不清楚,而只觉得房里的潮气象麻醉药似的糊在他的鼻子上,使他堵得慌!
咽了几口气,他渴盼校长会忽然的进来,象一股阳光似的进来,把屋中的潮气与大家心中的闷气都赶了走。
校长没有来。教务主任轻轻的把门拉开。他是学校中的老人,已经作了十年的教务主任。扁脸,矮身量,爱说话而说不上什么来,看着就是个没有才干,而颇勤恳负责的人。进了屋门,他的扁脸转了一圈;他的看人的方法是脸随着眼睛转动,倒好象是用一面镜子照大家呢。看清了屋中的四位同事,他紧赶几步,扑过瑞宣来,很亲热的握手;而后,他又赶过那三位去,也一一的握手。在往常,他的话必定在握手以前已经说出来好几句。今天,他的手握得时间比较的长,而没有话可说。都握完手,大家站了一圈儿,心中都感到应当出点声音,打破屋中的被潮湿浸透了的沉寂。
“校长呢?”瑞宣问。
“嗯——”教务主任的话来得很不顺畅:“校长不大舒服,不大舒服。今天,他不来了;嘱咐我告诉诸位,今天不举行开学式;一打铃,诸位老师上班就是了;和学生们谈一谈就行了,明天再上课——啊,再上课。”
大家又楞住了。他们都在猜想:校长也许是真病了,也许不是。和学生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教务主任很愿再说些什么,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可是他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摸了摸扁脸,他口中出着点没有字的声音,搭讪着走出去。
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里。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象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象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象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象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象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象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到家里,谁也没理,他连鞋也没脱,便倒在床上。他的脑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象可以看得见的白的乱丝在很快的转。他用力的闭着眼。脑中的乱丝好似转疲了,渐渐的减低速度。单独的,不相关联的,忽现忽没的观念,象小星星似的,开始由那团乱丝中往起跳。他没有能力使它们集合到一处,他觉得烦躁。
他忽然坐起来。仿佛象万花筒受了震动似的,他的脑中忽然结成一朵小花——“这就是爱国吧?”他问自己。问完,他自己低声的笑起来。他脑中的花朵又变了:“爱国是一股热情所激发出来的崇高的行动!光是想一想,说一说,有什么用处呢?”
一声没出,他又跟到钱家去。服侍钱先生,现在,变成他的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
另外请来一位西医,详细的给钱先生检查过,钱先生的病是:“身上的伤没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也许一时不能恢复原状;他也许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许还能有记忆;他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金三爷,李四爷,陈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去埋葬钱太太。看家的还是四大妈。瑞宣来到,她叫他招呼着钱先生,她照应着少奶奶。
各线的战事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也开始见到日本的军用票。用不着看报,每逢看见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道我们又打了个败仗。上海的战事,不错,还足以教他兴奋。可是,谁也能看出来,上海的战事并没有多少希望,假若其余的各线都吃败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他知道北方的军队组织与武器是无法和日本兵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险补救兵力与武器的缺陷。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象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每逢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象被利刃刺进一次。他所知道的一点地理是历史的附属。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甚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觉得历史仿佛是个最会说谎的骗子,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国家中的一切。假若还有不骗人的事情,那便是在上海作战的,曾经调整过的新军。上海无险可守,可是倒能打得那么出色。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可是,上海的国军能支持多久?到底有多少师人?多少架飞机?他无从知道。他知道上海在海上,而海是日本人的。他怀疑日本以海陆空的联合攻击,我们只以陆军迎战,是否能致胜?同时,他觉得应当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斗争;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难道他自己应该袖手旁观么?可是他走不动,“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而北平已经失去它的历史,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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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胖脸瘦了一圈,眼睛显着特别的大。终日,他老象想着点什么不该随便忘记了的事,可是一经想起,他又愿意把它忘掉。亡了国的人既没有地方安置身体,也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他几乎讨厌了他的家。他往往想象:假若他是单身一人,那该多么好呢?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的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的穿在同一的命运上。他不愿再到学校去。那已经不是学校,而是青年的集中营,日本人会不久就来到,把吗啡与毒药放进学生们的纯洁的脑中,教他们变成了第二等的“满洲人”。
他只愿看着钱先生。老人的痛苦象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种警告与呼声并不能使他象老三似的马上逃出北平,可是消极的,他能因此而更咬紧一点牙,在无可如何之中不至于丧失了节操。这就有一点意义。至少,也比蹲在家里,听着孩子哭与老人们乱叨唠强上一点。
同时,他深想明白明白钱老人为什么能逃出虎口,由监狱跑回家中。老人已经落在虎口中,居然会又逃出来,这简直不可置信!莫非日本人觉得战事没有把握,所以不愿多杀人?还是日本的军人与政客之间有什么斗争与冲突,而使钱先生找到可以钻出来的隙缝?或者是日本人虽然正打着胜仗,可是事实上却有很大的牺牲,以致军人和政客都各处乱动,今天来了明天走,没有一定的办法,没有一定的主意,“二郎”拿来的人,“三郎”可以放了走?他想不清楚。他希望钱老人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现在,老人可还不会讲话。他愿意殷勤的看护,使老人早日恢复健康,早些对他说了一切。这是亡国的过程中的一个小谜。猜破了这个谜,他才能够明白一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中间的一点关系,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事件——假若记载下来,也颇可以给历史留下点儿“扬州十日”里的创痕与仇恨!
服了止痛安神的药,钱先生睡得很好。伤口和神经还时常教他猛的扭动一下,或哀叫一声,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
看着这象是沉睡,又象是昏迷的老人,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的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这样的祷告,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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