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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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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崔,在拉着车子的时节,永远不肯对邻居们先打招呼,怕是被人误会他是揽生意。他的车子新,腿快,所以要价儿也高一些。他怕因自己的车价儿高而使邻居们为难。现在,看祁瑞宣向他一打楞,他先说了话;他是把瑞宣算在坐得起他的车子的阶级中的。
  “祁先生坐车吗?要坐的话,我就拉一趟!”没等瑞宣答话,他絮絮叨叨的说下去,好象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样子:“街上光一队一队的过学生,碰不着一个坐车子的!学生,干什么都是学生,真也有脸!去年,给委员长打旗子游街的是他们;今天,给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们!什么学生,简直是诚心找骂!你说是不是?”
  瑞宣的脸成了大红布;假若可能,连头发根也都发了红!他知道小崔骂的是学生,而并非骂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小崔是不会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后再下判断的。虽然这样,他可是没法子止住脸红,小崔骂的是学生,而他祁——瑞宣——便是学生的老师呀!他自己现在也是要上天安门去呀!再说,小崔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见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是会很快的变成类似信仰的东西的!他不知道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的汉奸——出的这样的绝户主意,教学生们在国庆日到天安门去向敌人磕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小崔们的偶像。读书人是有腿儿的礼义廉耻,是圣人的门徒。读书人领头儿喊抵制日货,拥护国民政府,还有许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权,自由独立……今天,读书人却领着头儿去喊大日本万岁!
  瑞宣极快的想起这些,又极快的止住思索:他须决定是否还到天安门去。假若还去的话,他会坐在车上和小崔谈,教小崔知道些学生们的困难与痛苦。可是,他决定了不去。他的话不会说服了小崔,不是因为小崔的脑袋是木头的,而是因为小崔的带着感情的判断恐怕是无可驳倒的,除非今天在会场上有一两个学生扔出炸弹去;可是,到底有这样的学生没有呢?
  冠先生,穿着蓝缎子硬夹袍,满面春风的从三号扭了出来。他的眼珠微一移动,就把小崔象米中的一粒细砂似的筛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颜悦色都向瑞宣摆正。
  小崔把车放在门口,提起车垫子来。他很纳闷为什么祁瑞宣这样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晓荷在一处立着,所以很不高兴的走进家门去。
  “瑞宣!”冠先生的声音非常的温柔亲热。“是不是要到天安门去?这个热闹倒还值得一看!要去,我们一道走?”瑞宣愿意和小崔谈一整天,而不高兴和冠晓荷过一句话。小崔恨学生们,冠先生却爱看学生们的热闹。“这……”瑞宣不晓得自己口中说了几个什么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来,在院中低着头走。
  冠先生并不是去看热闹,而是想教日本人看看他。对怎样加入新民会去,他还没找到什么门路。本来想约刘师傅去给弄两档儿“玩艺”,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谁知道刘师傅会那么不知趣,毫不客气的拒绝了。玩艺儿既献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须教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错,在逮捕钱默吟的时候,日本宪兵已看见了他。但是,宪兵不过是宪兵,宪兵大概不会放给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门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见才有作官的希望。
  瑞丰和他的队伍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天安门的。他预料着,会场四围必定象开庙会一样的热闹,一群群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一群群的红男绿女,必定沿着四面的红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呼喊,拥挤,来回的乱动;在稍远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变戏法的,敲打着简单而有吸引力的锣鼓。他也希望山东面西面和南面,一会儿传来一线军乐的声音,而后,喇叭与铜鼓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能探一探头便看见一张在空中飘动着的旗子。北平学校的校旗是一校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谁也不和谁相同的。在旗子后边,他喜欢看那耀武扬威的体操教员与那满身是绳子棒子的童子军。他特别欢喜那嘀嗒嘀嗒的军乐,音调虽然简单,可是足以使他心跳;当他的心这样跳动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颇了解铁血主义似的。在他高兴而想哼唧的时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着军号的简单的嗒嘀嗒。
  可是,眼前的实在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简直完全不同。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象离得极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象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西门之间的石路上,好象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为开会,在玉石的桥前已搭好一座简单的讲台。席棚木板的讲台,虽然插满了大小的旗子,可是显着非常的寒伦,假若那城楼,石桥,是不朽的东西,这席棚好象马上就可以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台上还没有人。瑞丰看看空台,看看城楼,赶紧又低下头去。他觉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楼上的一个个的黑的眼睛好象极慢极慢的眨动呢!谁敢保,那些黑眼睛里没有机关枪呢!他极盼多来些人,好撑满了广场,给他仗一些胆气!慢慢的,从东,西,南,三面都来了些学生。没有军鼓军号,没有任何声响,一队队的就那么默默的,无可如何的,走来,立住。车马已经停止由这里经过。四外可是没有赶档子的小贩,也没有看热闹的男女。瑞丰参加过几次大的追悼会,哪一次也没有象今天这么安静——今天可是庆祝会呀!
  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他们今天没有一点威风。他们,在往日,保护过学生,也殴打过学生,今天,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门,学生,日本人,亡国,警察,宪兵,这些连不到一气的,象梦似的联到了一气!懒懒的,羞愧的,他们站在学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
  蓝东阳把干事的绸条还在衣袋里藏着,不敢挂出来。他立在离学生差不多有半里远的地方,不敢挤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点脚来,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来到,好挂出绸条,抖一抖威风。台上还没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四外寻,希望看见个熟人;找不到,天安门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针一样的难。象刚停落下来的鸟儿似的,他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门的肃静和学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鸡脑子大不了多少的诗心,只会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话去幸灾乐祸的讥诮某人得了盲肠炎,或嫉妒的攻击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费。他不能欣赏天安门的庄严,也不能了解学生们的愤愧与沉默。他只觉得这么多人而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一定埋藏着什么祸患,使他心中发颤。
  学生们差不多已都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他们饥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声,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小儿女们也懂得不应当出声,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叫他们来开会。他们没法不来,他们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天安门,那门洞与门楼是多么高大呀,高大得使他们有点害怕!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席棚,席棚上挂着日本旗,还有一面大的,他们不认识的五色旗。他们莫名其妙,这五道儿的旗子是干什么的,莫非这就是亡国旗么?谁知道!他们不敢问老师们,因为老师们今天都低着头,眼中象含着泪似的。他们也只好低下头去,用小手轻轻的撕那写着中日亲善等等字样的纸旗。
  学生差不多已到齐,但是天安门前依旧显着空虚冷落。人多而不热闹比无人的静寂更难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开会是带有戏剧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阴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阳在内——象由地里刚钻出来的,跳跳钻钻的在四处跑。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点戏剧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只象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种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棒子;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子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象傀儡而外,什么也不象。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出绸条,会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出,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声机发言。由机器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坚厚的红墙,碰到那高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象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只象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头,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管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汉奸。
  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冲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直好象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教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象小猫打胡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象一个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蚊鸣,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象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的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象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啊,每人分得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请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的问。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26


  瑞宣在院中走来走去,象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以为无论如何今天天安门前必要出点岔子。这是日本人公开的与北平市民见面的第一次。日本人当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北平人呢?瑞宣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去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这么大的北平,难道还没有一两个敢拚命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瑞宣,和一般的北平人一样,是不喜欢流血的。可是,他以为今天天安门前必不可免的要流血,不管他喜欢与否。他甚至想到,假若今天北平还不溅出点血去,北平人就似乎根本缺乏着一点什么基本的东西,而可以嬉皮笑脸的接受最大的耻辱了。他几乎盼望流血了!
  同时,他又怕天安门前有什么不幸。今天赴会的都是被强迫了去的学生。以往的军事的政治的失败,其咎不在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况且国内读书的人是那么少,大家应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而不应当先去牺牲学生,尽管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想起许多相熟的年轻可爱的面孔,有的跟他感情特别好,有的对他很冷淡,但是客观的看来他们都可爱,因为他们都天真,年轻。假若这些面孔,这些民族的花朵,今天在天安门前,遭受到枪弹的射击,或刺刀的戳伤……他不敢再往下想。他们是他的学生,也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
  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学生,只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他们有血气,有知识。假若他们也都象他的祖父那样萎缩,或者象他自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岂不就是表示着民族的血已经涸竭衰老了么?况且,小崔的也不完全错误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帝制,反抗旧礼教的束缚,反抗……都是学生;学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光荣的纪录——这纪录有好些个地方是用血写下来的!那么,难道今天,北平的学生,就忘了自己的光荣,而都乖乖的拿起“中日亲善”的小纸旗,一声不出吗?
  他想不清楚。他只觉得烦躁不安。他甚至于关心到瑞丰的安全。他看不起二弟,但他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他切盼瑞丰快快回来,告诉他开会的经过。
  瑞丰一直到快三点钟了才回来。他已相当疲乏,可是脸上带着点酒意,在疲乏中显着兴奋。从一清早到开完会,他心中都觉得很别扭。他想看热闹,可是什么热闹也没看见。开完了会,他的肚子里已饿得咕噜咕噜的乱响。他想找机会溜开,不管把学生带回学校去。看蓝东阳那么滑头,他觉得自己是上了当,所以他不愿再负领队的责任。可是,在他还没能偷偷的溜开以前,学生们已自动的散开;他们不愿排着队回校,在大街上再丢一次脸。年纪很小的,不大认识路的,学生,很自然的跟在工友老姚后面;他们知道随着他走是最可靠的。别的学校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一会儿,学生向四外很快的散净,只剩下一地的破纸旗与被弃掷的昭和糖。瑞丰看学生散去,心中松了一口气。顺手拾起块昭和糖,剥去了纸皮儿,放在口中,他开始慢慢的,不大起劲的,往西走。
  他本想穿过中山公园——已改称中央公园——走,可以省一点路。看了看,公园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入,他改了主意。他怕静寂的地方。顺着马路往西走,他想他应当到西单牌楼,找个小馆,吃点东西。他没想到蓝东阳会这么滑头,不通情理,教他操心领队,而还得自己掏腰包吃午饭。“什么玩艺儿!”他一边嚼着糖,一边低声的骂:“这算那道朋友呢!”他越想越气,而那最可气的地方是:“哪怕到大酒缸请我喝二两白干,吃一碟咸水豆儿呢,也总算懂点人情啊!”正这么骂着,身后忽然笑了一声,笑得非常的好听。他急一回头。冠先生离他只有一步远,笑的声音断了,笑的意思还在脸上荡漾着。
  “你好大胆子!”冠先生指着瑞丰的脸说。
  “我怎么啦?”瑞丰莫名其妙的问。
  “敢穿中山装!”冠先生脸上显出淘气的样子,显然的他是很高兴。没等瑞丰说话,他接续着:“瑞丰,我佩服你的胆量!你行!”
  听到这夸赞,瑞丰把所有的烦恼与不满都一下子扫除净尽,而马上天真的笑起来。(容易满足的人有时候比贪而无厌的人更容易走到斜路上去!)
  二人齐着肩往西走。瑞丰笑了好几气才说出话来:“真的,这不能不算冒险!头一个敢在日本人眼前穿中山装的,我,祁瑞丰!”然后,他放低了声音:“万一咱们的人要是能打回来,凭我这一招——敢穿中山装——我大概也得有点好处?”冠先生不愿讨论“万一”的事,他改了话路:“今天的会开得不坏呢!”
  瑞丰不知道会开得好与不好,而只知道它不很热闹,怪别扭。现在,听了冠先生的话,他开始觉得会的确开得不错。他所受过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而没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于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或半斤肉。
  “不在乎那几块糖!”冠先生给瑞丰解释。“难道没有昭和糖,我们就不来开会吗?我是说,今天的大会平平安安的开过去,日本人没开枪,咱们的学生也没扔炸弹——阿弥陀佛!——得啦,这总算买金的遇见了卖金的!今天大家见了面,以后就好说话了。说实话,刚开会的时候,我简直的不敢过去!那是玩的吗,一个爆竹就能勾出机关枪来!得,现在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今天起,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再藏藏躲躲的了;反正连学生今天都在天安门前,青天大日头底下,向日本人鞠了躬,吃了昭和糖!你说是不是?”
  “就是!就是!”瑞丰的小干脑袋很清脆的点动。冠先生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他不应当只为蓝东阳耍滑头而恨蓝东阳,他还是应当感谢蓝东阳——到底是蓝东阳教他领队来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按照冠先生的说法去推断,他今天的举动简直是有历史的意义,他差不多可以算个开国的功臣。他很高兴。高兴往往使人慷慨,他建议请冠先生吃顿小馆。“瑞丰!”冠先生好象生了气似的。“你请我?笑话了!论年纪,辈数……凭哪一样你应当请我?”
  假若虚伪极了就有点象真诚,冠先生的要请瑞丰吃饭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形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
  瑞丰不敢再说什么。若要再争一争,便破坏了彼此的真诚与热烈。
  “吃什么?瑞丰!”这又完全是出于客气。只要冠先生决定了请客,他就也决定了吃什么与吃哪个饭馆。对于吃,他的经验与知识足以使他自信,而且使别人绝不吃亏的。“吃安儿胡同的烤肉怎样?”他没等瑞丰建议出来,就这样问。
  瑞丰听到安儿胡同与烤肉,口中马上有一大团馋涎往喉中流去,噎得他没能说出话来,而只极恳切的点头。他的肚中响得更厉害了。
  不知不觉的,他们俩脚底下都加了劲。烤肉是最实际的东西,他们暂时忘了其他的一切。
  可是,战争到底也鞭挞到了他们俩,不管他们俩是怎样的乐观,无耻,无聊。那名气很大的烤肉的小铺子没有开张,因为市上没有牛羊肉。城内的牛羊已被宰光,远处的因战争的阻隔,来不到城中。看着那关着门的小铺,他们俩几乎要落泪。
  很抱歉的,冠先生把瑞丰领到西长安街的一家四川馆,找了个小单间。瑞丰没有多大的吃辣子的本事,而又不便先声明,心中颇不自在。冠先生没看菜牌子,而只跟跑堂的嘀咕了两句。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抿了一口色香俱美的竹叶青,瑞丰叫了声:“好!”冠先生似笑不笑的笑了一下:“先别叫好!等着尝尝我要的菜吧!”
  “不辣吧?”瑞丰对自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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