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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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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有些作家擅长于描绘各种噩梦，让一些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出现在梦魇之中；另一些作家则沉湎于不可实现的梦幻之中。但是贝拉却极为擅长编织各种美妙的梦幻，在这样的梦境，俊男靓女们陶醉在梦幻一般的爱情生活中，追求着那人间难以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没有了梦，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多么苍白！那么生活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贝拉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表明，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为数极少的白日梦者，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因为她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寄托她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纯洁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测很快便为《生死婚礼》不仅在国内以及海外华文圈内大获成功而且在欧美图书市场迅速走红所证实。
我至尽仍清楚地记得，当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悲剧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场灾难。贝拉这位出生在上海、此时已定居加拿大的中国流散作家也为自己的一位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的丧身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事件本身，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那柔弱的声音充其量只能引起一些同伴的注意，但毕竟她那包含人性的深切关怀更体现于这一事件带给整个人类的后果。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女主人公即将与自己心爱的华尔街情人结婚之际：只是那位华尔街男士为了去世贸中心大厦取一条新的领结而导致这场婚姻的毁灭，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无法面对并难以想象的悲剧。
尽管我们很容易从书中讲述的故事窥见作者本人经历的一些影子，但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阅读，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的境界。为了突出这一悲剧性事件所导致的悲剧性气氛，贝拉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讲述纯洁和第一个中国爱人以及后来的日本情人的悲欢离合：她和阿根的结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的无知，而与海天的热恋则仅仅是出于一种姐弟之间的互相关爱。只是在她第三个情人，也即那位华尔街的未婚夫格兰姆的身上，贝拉才真正找到自己的爱，那是一种或许致死也难以觅见的真挚纯洁的爱，一种若不能在尘世间得到毋宁为之而死的深深的、永恒的爱。当然，贝拉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出现在当今时代的贝拉现象更不是市场、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刻意炒作的结果，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
诚然，国内的不少批评界同行还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贝拉，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尽管她有着讲故事的天才，但她却实在不善于像她的不少同时代作家那样，对着公共媒体去描述自己的文学观点。但我从不怀疑，就她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那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也许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他/她们以自己柔弱的声音和强有力的文学力量来呼唤人间真诚的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这部小说中。
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在安波舜看来，在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国度，知识分子有责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性。但由于缺乏深刻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不少中国作家常常在描写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时流于极端现实的浅薄。同样由于缺乏对同情、怜悯、感激和忏悔意识的孜孜以求，这些作家写出的文字竟然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关怀和启蒙力量。造成的结果是，他们竟无法在人类共同的情感层次上与世界文学进行有效的对话。我在这方面也颇有同感，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和安波舜能一下子就被这部小说的巨大力量所打动并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力推荐的原因所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珍藏人间的乌托邦式的永恒的爱，它可以超越国家或民族、性别或种族、肤色或语言以及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障碍。尽管这种追求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其过程却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因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极大的美感。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正需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一直颇有信心地等待着这类作品的问世。
作为以事件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这部小说的问世无疑将为贝拉的后两部小说的陆续出版铺平道路，特别是广大读者期待已久的那部被认为是“心灵之书”和“掀起全球文###动”的小说《伤感的卡萨布兰卡》。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和学者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因为她不仅写下了这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更因为她不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情感，而是抒发了对人类所经历的苦难的极大关怀。我相信，随着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王一川：跨民族婚姻的想象性认同
――读《9·11生死婚礼》
文/王一川
“9·11”事件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新话语的新起点，而在《9·11生死婚姻》中也成了小说叙述与阅读的新契机：贝拉借此演绎出一场惊心动魄的跨民族“生死婚礼”。这里的婚姻确实有跨民族特性。女主人公王纯洁（后改名贝拉）虽然出身中国，汉族，但在国籍上可能已经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因此她与美国人格兰姆的婚姻关系不能简单地称为中国人（或华人）与美国人的跨国婚姻，而最好具体地称为华裔美国人与白种美国人之间的具有跨民族性质的婚姻，简单地说属于跨民族婚姻。确实，除了与阿根的恋爱与婚姻以外，王纯洁主要是陷入与日裔美国人海天和混血美国人格兰姆（Graham）的恋爱与婚姻纠葛中。小说以“9·11”婚礼与灾难的巧合为主线书写出一曲想象的跨民族婚恋悲歌。
小说给人印象很深的是，女主人公王纯洁具有强烈的自恋情结。她把自己幻想成爱情的精灵和使者，洋溢着深深的自恋。我“一直挥不去那永恒的一幕：一个尊贵的美国华尔街男人，一个东洋出色的科技才俊，都在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面前下跪”。而“我的撒手锏不是美丽，世上比我美丽的女子千千万万，也不仅仅是温柔和万般情态。不是的，不是的，我征服男人之心是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爱情的蓝精灵，爱情就是我的血液和生命。”正是她，引得第一任丈夫、高大英俊的篮球队员阿根发疯，让春青男孩、日裔美国人海天为她下跪和自杀，更使得美国人格兰姆为她葬身世贸大楼。“我的使命就是向自己所爱的人诠释爱情。我曾经说过，如果在一个荒岛上，留下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一定会是我和我炽热的情人。”这位主人公的爱情火焰总是能够点燃男人的情感火焰，或者甚至烧化他们，让他们或是精神变态（阿根），或是化作富士山精灵（海天），或是飞升在“9·11”天空（格兰姆）。
作为一个饱经婚恋创伤的中国女人，王纯洁终于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同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一是从海天那里，另一是从格兰姆那里。碰巧的是，这两人都是与日本有关的美国人。海天是美国籍，但祖父要他从小学习日本文化、不忘本，所以回到日本；格兰姆是日本艺妓与美国白人电子工程师结合生下的后代，为寻生母去日本。所以，这两位美国人都与日本渊源甚深，然而，他们却同时在华人女子王纯洁那里找到了毕生的情感归宿。换个角度说，小说讲述了一女同时爱两男的特异故事，这正是它的一个与众不同处。“我同时爱着这两个男人，我第一次知道人是可以同时爱两个异性的。”只是这种爱具有不同的感情特性。“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情，不一样的两种感觉。一种是激情难抑。另一种是亲情似海。激情的，是全身心的如火疯狂。企盼日夜相依缠绵，拥有和被拥有，有很大的私欲性，艳如樱花。亲情的，是母性般温柔的关怀，不曾奢望，也不被忘却，无私无欲，细水长流，静如秋樱。”小说吸引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在于在这两种情感的对比中刻画人的不同特性。
小说在爱情描写方面的一个特色，在于把爱情视为民族生活的一种拯救方略。王纯洁和海天及格兰姆三人，其本民族生活原来都有缺陷。王纯洁作为中国女子在情感和婚姻中遭遇惨败，海天作为日裔美国人承受着无根的焦虑，具有半个日本血统的格兰姆从小被失去生母的痛苦煎熬着。他们都在期待一场跨民族婚姻，以此来弥补生活的缺陷、拯救原有的难以化解的民族内部危机。王纯洁爱上纯真而坚定的少年海天，可以冲刷掉世故的婆婆和软弱的丈夫给自己生活投下的阴影；而同时，海天也从王纯洁这里找到自己要的东方式纯真爱情。再有，初婚生活并不幸福的格兰姆，去日本与其说是寻亲不如说是寻情，从王纯洁这里寻找带有母系东方色彩的理想的爱情和婚姻。这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逻辑：凡本民族或本土的婚姻都是不如意的，拯救的出路在于选择跨民族婚姻。确实，这三人都从对于跨民族婚姻的想象中获得了生存的强大动力。
然而，以“9·11”事件爆发、新郎格兰姆化入世贸大楼烟云中为标志，这种跨民族婚姻其实也是没有好结果的。王纯洁尽管先后遇到了阿根、海天和格兰姆这三位对她极度真诚的好男人，但他们之间的爱情总是遭遇不期而来的沉重打击。在阿根，这打击来自他的守旧而霸道的母亲，是她让他们劳燕分飞；在海天，来自他的讲究门第的父母，是他们令她选择了离开；在格兰姆，先后来自妻子索菲，好不容易解脱又碰上无法回避的“9·11”空中打击。这表明，无论是本土婚姻还是跨民族婚姻，终究都是不如意的和虚无飘渺的。
小说渲染王纯洁与三位好男人之间的生离死别爱情，在煽动人们对爱情的狂热和期待方面确实颇有力度。它告诉人们，在这个动荡不宁的高风险的全球化世界上，爱才是安全的挪亚方舟。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又同时告诉人们，爱情固然充满力量，但高风险毕竟更为真实、真实得难以抵御。唯一实在的似乎就是爱本身、人们渴望爱并且爱过而已。小说之所以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力量，恐怕正在于它写出了跨民族婚姻的一次想象性认同过程。
叶舒宪：贝拉的爱情演绎
——读《“9·11”生死婚礼》
文/叶舒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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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爱与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旅加华裔女作家贝拉的长篇小说《“9·11“生死婚礼》（“9·11情爱3部曲”之一），就是因为在这永恒主题上推陈出新而倍受海内外读者瞩目的。
这是一部极具可读性，又有人性深度，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浪漫气息的好小说。
从极具可读性这个层次上看，作者选取21世纪伊始震惊全球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做背景，显示了她具有新闻记者般高度机敏与锐利的捕捉和把握能力。这部小说虽然不象出版商在书籍外包装上所说是什么“自传”——而确切地说是半自传体小说，但是贝拉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异性朋友确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丧生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废墟里。如此巧合的历史事件与个人经验的重合，使她顿时萌生了文学写作的冲动。当大多数的世人还在血腥的恐怖场景震惊之下回味和后怕时，贝拉已经为她孕育已久的爱情传奇当下确定了上演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可以想见，这样的故事背景选择，足以将个人的激情与经验非常巧妙地借力放大，在虚实相生的艺术效应下，获得更大范围的读者和受众。
小说场景从上海到东京，再从东京到纽约，加上穿插于其中的巴黎，女主角王纯洁足迹所到之处，本身就暗示了某种隐秘的物质话语，构成了欲望的释放与表述的最佳场所。在这种豪华穿梭的国际性话语空间中，一个美丽纯情的上海女子与三个不同国族的男性的爱情纠葛，将欲望与人性的复杂冲突放置在后现代的跨文化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快速跳跃而又充满了惊奇的情节演变中，几乎每一个场景都一种极至：欲望释放的狂喜，痛失所爱的大悲，爱与死扭结在一起的激情冲撞，构成了一口气读下去的内在驱动力。掩卷之余，人们会为故事中感情激荡的真实而触动，也会对具体人物纠葛与命运安排的浪漫与虚幻性质有所体察。
《“”生死婚礼》直接描述了人物的爱与性，但是它和那种流俗的专门展示欲望的所谓“身体写作”大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这部小说中的欲望，实际上是作者透视人性的一个窗口。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性不仅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该从爱，从灵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它当然也无法与完整的身体以及人的命运相剥离。小说借用王纯洁的大学同窗好友盛燕子纵情于性经历和性体验的人生悲剧，表明了作者的严肃态度。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王纯洁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从性压抑的文化环境中走出来叛逆女性的成长史。从上海到东京，再到纽约，从李阿根到海天，再到格兰姆，三种不同的爱情经验，实际上是王纯洁最终回到自身，将性与爱的体验与个人的生命存在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历程。
在上海，王纯洁与李阿根之间的爱情，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与事件。性在这里是一种公共性的东西。王纯洁不得不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性经历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李阿根同样不得不将自己的性行为置于母亲的控制之下，屈从于母亲的变态情欲与权利欲。小说展示了这种异化现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无处不在的普遍性，让所有的过来人都无法忘记那个噩梦般逝去不久的压抑年代。性在公共化的同时也被鄙俗化，物质化。贞洁，处女等成了个人必须为之殉身的东西。压抑与纵欲是一对孪生姐妹，再某种意义上，盛燕子的纵欲正是这种压抑的产物。王纯洁要寻求肉体和灵魂的完美结合，寻找真实的自我，就只有逃亡：“逃亡，我只有逃亡，已别无选择。除非我愿意在肉身和灵魂间接受某一方的死亡。”
逃离上海，前往东京，是王纯洁寻找自己的第一步。在隐喻的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逃离变态压抑的传统权力之绞杀的故事。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作者没有这种“逃离”之后的文化再认同的反思性体验，是无法凭空设想和表述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物经历的。
在与海天的爱情中，王纯洁实际上是充当了母性的角色。海天在她的生活中是一个纯真的优秀男孩，而不是一个能让她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存在情侣。两人首次的性爱经验之后，小说写道：“我听见海天均匀的鼾声。我微微起身，借清辉的月光，看着可爱的他在甜蜜的睡梦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疼爱和呵护。他依然是男孩，我生命里永远的男孩，一方青涩的爱情麦田。而从此我就是女人，散发着母性温柔和光辉的女人了”。在这里，作者微妙地传达出了潜藏在每一个女人心底的那种母性本能——那是爱这种品质超越性与欲的另外一重天地。 txt小说上传分享
而王与格兰姆的爱，才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在对方身上完全找到自我的那种天荒地老的爱情。身体和灵魂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欲望的燃烧伴随着人生魅力的光芒四射。格兰姆的爱唤醒了王纯洁身体中沉睡着的激情，她得到了爱，也学会了爱，发现了自己爱的能力。小说从这里生发出一种爱的感悟：爱这个美丽世界，爱一切人。正是这种对爱的发现，对真实的自己的发现，最终让王纯洁在与海天的婚礼上匆匆逃离，投向了格兰姆。
对王纯洁来说，在海天与格兰姆两个男性之间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人生选择：是伴一个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还是成为真实的自己？她选择了后者。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王纯洁在这里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行为是水性花心的暴露，有损于小说的道德品位。这样的批评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人性问题的复杂面，而又执着于一夫一妻社会对女性的固定伦理要求，希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能成为公众道德的楷模。这与读小说之道未免相去太远，和作者云游于其中的那个缠绵无限的情感世界也过于隔膜了一些吧。
爱是真实的自己之存在的见证。格兰姆在事件中的死亡，也就是王纯洁的死亡，因为她的真实性是在格兰姆的爱情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王纯洁用自杀这种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她对爱与死的理解，把爱推上了人性的宗教祭坛。自然，死去的是另一个自我，被救活了的王纯洁以贝拉的名义写着这部名为《“”生死婚礼》的当代爱情传奇，讲述着死去的灵魂如何在记忆中复活，乃至永恒的故事。浓郁的悲情气息，弥漫在整部小说之中，诉说着爱之记忆的难以忘怀和刻骨铭心。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这种自始至终贯穿于叙述故事内层的情感之流，保持了小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从阅读的角度看，故事是在回忆中以片段的形式快速闪现出来的，打乱了事件的自然顺序。习惯于阅读故事的读者，也许对这样叙事方式感到新奇，不过熟悉音乐语言的人却可以在文字背后体验到一种抒情性的音乐旋律式的起伏节奏。
假如30年前，看到这样寻找性爱真谛的女主人公，我们矜持而文雅的读书人都会心跳加快的。而如今，最羞涩的少女也会用最平常的心态来面对这类爱情小说了。时代的这种反差恰好印证了福柯《性史》的重要命题：性是由于同权力的关联才获得其神秘性的。性不是一个自然的对象，而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性活动和性快感是通过历史中的自我实践而受到质疑、成为伦理问题的。如今，人类的足迹已经留在在外星之上，而人自己的似乎最基本、最自然的这一方面的真相仍然有待于天才的作者去努力做进一步的揭示。
白烨：世纪的爱情悲剧
——读《9，11生死婚礼》
白烨
最初读到旅加女作家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小说稿时，我以为主要是写震惊世人的“9，11”事件的。但开读之后却意外地发现，这是一本以纪实手法写来的浪漫爱情小说，“9，11”只是作者借助的一个特殊背景。而读完小说之后，竟沉浸于其中久久不能释然，既为作品男女主人公至纯至真的生死之恋，也为作者至情至性的生花妙笔。
一部小说，尤其是面向大众的情爱小说，构筑好作品的主干故事是至关重要的。而贝拉的长项恰恰是编织故事，尤其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的《9，11生死婚礼》，主要写了贝拉的三次爱恋，第一次与部队高干子弟阿根，第二次与日本少男海天，第三次与华尔街才子格兰姆。三次相恋，都有一见钟情的成分，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各各有别，每一次都意趣不同，别有洞天。与阿根的爱恋，是一个平民小媳妇无奈受气的故事；与海天的爱恋，带有孤寞中以姐弟恋相互慰藉的相当成分；而与格兰姆的爱恋，则因贝拉身心的成熟和双方心性的契合，才真正成为灵犀相通、棋逢对手的天作之合。而这样可遇不可求的美满爱恋，却因格兰姆的并非单身和前妻的谎称患了绝症，历经了八年的磨难才熬到快要举行婚礼。而等到婚礼那一天，格兰姆却惨遭世贸大厦被撞的飞来横祸，婚礼遂又变成了丧礼。
单从情爱故事的角度来看，贝拉的注重由因到果的演进过程的“三恋”的故事已经够感人的了。你看，在贝拉的爱情故事里，既有男女主人公主体间的情感互动，也有人际、环境等外在力量的种种有形与无形的掣肘。因而，一边是无尽的思恋，一边是无奈的离别；一边是切盼的结合，一边是好事的多磨。种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情节与细节，使故事本身充满玄机，又布满张力。
但《“9，11“生死婚恋》并没有在情爱的层面上止步，小说在最后一章——与格兰姆的爱恋步步走向高潮直到行将举行婚礼的部分，写到了新郎格兰姆因去世贸大楼换取领结而与撞击大楼的“9，11”事件的不期而遇的惨烈一幕，由此又把小说的内在意蕴有力地扩展了。从小说的篇章结构上看，这最后一笔所用笔墨并不多，所占篇幅也不大，但在作品中起到的作用却大得无可估量，真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阅读感觉上看，读到一对恋人跨越重重障碍，终于要步入“三一”教堂成婚时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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