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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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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而再的追问下，老妇把一切都向我倾诉了。她哭着说阿莱蒂已经去了天国，她走了……原来，阿莱蒂出生于一户白印富人家里。父亲是孟买城里棉布业的商人，家境相当不俗。但阿莱蒂的母亲在她5岁的时候得肺病死了。偏偏这位商人最疼爱的小女儿阿莱蒂又在读中学2年级时，被查出患了白血病。于是为了养病。才让她缀学，来乡下静心养病，这位老妇就是来照料她生活的……
我听呆了，像一尊石膏像那样在风中一动不动，最后竟不知那位老妇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又是怎样踉跄地抱着阿莱蒂的画像离开的。但是我记得当我怀抱着那20米长的处女红绸带时，我死一般苍白的脸上泪水涟涟……
我为什么让她带着人间的遗憾而去？
我让她就这样带着天使般圣洁的女儿身飞去天国，岂不是给了她完整的翅膀？
……
从此，那位印度少女的画像和我珍藏着的这条处女红绸带成了我的永远的精神寄托。”
“有机会能让我看看吗？那条少女的红绸带。”我好奇地请求道。
“那当然。”他说着，眼睛又一次远望窗外黑夜中的天穹。
我也起身走到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暮云遮蔽的巴黎夜空上，远远地划过一条宽阔的亮光带，是一颗流星发出来的。流星在空旷的苍穹中燃成灰烬，但它发散出的光辉却把那广漠的天空变得雪亮，犹如一盏巨灯的圆顶。它就像白昼一般清晰地勾勒出街上的一景一色，但似乎也平添了那种由不寻常、透亮的光线照到熟悉的物体上所产生的森冷印象。那些附有突出的楼层和古怪的角顶的钟楼；那台阶和门槛，以及周围早早破土而出的青草；那些覆着新翻出的黑土的园圃——这一切全都清晰可见，不过都露出一种独特的模样，似是给这些世上的事物一种前所未有的另一种道义上的诠释。
就在那儿，站着面容丑陋的画家，还有泛着天使般圣光的我，我们两人站在亮如白昼的奇妙而肃穆的光辉里，似乎正是那光辉要揭示一切隐秘，而那白昼则要将所有相属的灵魂结合在一起。
贝拉《伤感的卡萨布兰卡》
感伤的9·11和上海的女儿
文/张颐武
“9·11”毫无疑问是当代全球历史的大事件，它的震撼和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在全球弥漫。暴力引来了更多的暴力；偏执的反抗却给了反恐的“绝对正义”一个机会。在震撼过去的今天，世界的未来虽然已经逐渐清晰，但这个未来究竟是如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的“来到真实的废墟”还是来到了一个幻想的“美丽的新世界”，的确还是一个无底的谜。无论乔姆斯基或者张艺谋，都对“9·11”发表了见解，都对这一震撼作出了反应。但在“9·11”带来的种种反应中，贝拉的《“9·11”生死婚礼》才是一个最奇特的事件。它从一个中国女性的传奇式的经历出发，探讨了跨国的感情经验，而“9·11”则不可思议地成了小说故事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9·11”是叙述者“我”的结婚日，由于一个偶然，这位中国女性的未婚夫在世贸大厦遭遇不测。这部小说就由此引出了女主人公的各种感情的经历，其中充满了难言的感伤的表述和浪漫的情怀。“9·11”是这些感情的一个终点，却又是新的人生的起点。有了“9·11”，这部有关个人感情的浪漫小说突然被赋予了某种另外的意义。“9·11”似乎也第一次脱离了世界政治的宏大的戏剧，变成了一出人生罗曼史的关节。当一个“公共”的事件被一个来自中国的女性变成一个“私人”的隐密的历史的关节时，我们意外地可以看到大历史的寓言性突然和个人发生了不可分的联系。
“9·11”终结了过去的漂泊，意外地使女主人公回归了自己的故乡——有着复杂现代历史记忆，而今天已经变为全球都市的上海。这位“上海的女儿”的故事当然是一个中国女性的个人的经验，但这似乎也是中国的历程的象征。15年前“我”离开时的刚刚开始变化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中心，已经变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消费的新的中心。过去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中面临困扰，嫁给高干家庭而倍感矛盾和压抑的“丑小鸭”，今天已经变成了全球化时代里能够跨越各种边界的富有而成功的中产阶级“公主”。那个做大生意的未婚夫格兰姆虽然已经死去，但新的IBM的员工John又来到了身边。如醉如痴，如诗如梦的迷恋和感情在散发着神秘气息的过去的西方征服者创造的混杂的殖民空间，今天同样混杂，却已经跨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的全球性的资本和消费的天堂般的新空间的“外滩”发生。“9·11”的惨痛的失落的记忆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背景，却也是新的人生的开端。从纽约到上海，返乡并不是被旧的身份所限制，其实连上海本身都有了一个脱胎换骨后的新的身份。返乡的路无非是一次新的奇遇的开始。
这当然是一个中国的传奇和梦想。一个原来感到压抑和悲哀的个人跨越边界，变成世界的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新的形象。一个从革命的记忆中脱出的“后革命”的上海的女儿，已经在全球的移动和游走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新的感受。这感受的中心其实格外明确，也就是一个被过度的生活匮乏和刻板的权威所压抑的社会寻找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消费满足的潮流中获得新的机会和可能的强烈的欲望。经过了许多年的追寻，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的新的角色已经呈现。它不是全球秩序的反抗者，也不是自我封闭的愤怒的人，而是在全球时代的新的发展中得到机会的新人。他已经加入了新的全球秩序，并在其中付出并获得。“纯洁”的漫游史其实也是中国加入和参与今日世界的故事。这不仅仅是这个叫“纯洁”的女性的命运，而且似乎是并不那么纯洁的“中国”的命运。“纯洁”的历史中的有趣之处是，她的爱情的失败和痛苦恰恰证实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和胜利。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格外矛盾，一方面，这本书强调一种“纯洁”的超越一切的爱情，一种“灵”的崇高被反复地强调。小说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纯洁”的名字无疑象征了一种脱俗的高雅，使得这本书具有某种罗曼史小说的经典特征；但另一方面，“纯洁”的历史由充满了欲望的激情和满足的要求。其中对于“性”的渴望也是小说的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小说强调一种超尘拔俗的精神力量。金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这里又时刻强调金钱的意义和价值。女主人公在痛苦中期望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刻，也没有忘记给妈妈带上“已经翻了十倍”的高版税。在谈到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乘坐的是“劳斯莱斯”的轿车。一方面，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跨国的“灵活身份”的拥有者，能够在感情和生活上穿越界限，寻找机会；另一方面，却仍然在和格兰姆观看1999年“铿锵玫瑰”和美国队著名的女足比赛时表现了民族的感情。但最终民族感情还是变成了”小女人的醋劲”，大家最后还是求同存异。这些矛盾不仅仅是贝拉的矛盾，而且是当下世界的种种混杂和越界造成的困扰的一部分。物、消费主义、欲望满足与精神的追求；民族国家的感情和个人自由的环球公民的角色；这些矛盾正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人们面对的精神困扰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贝拉的矛盾的浪漫史证实了这个世界和中国的复杂的矛盾。
无论如何，贝拉展现了一种新的中国人，他们无拘无束，敢爱敢恨，能够跨越种种界限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份对于故乡的情感；处世灵活，善于适应变化又有一份坚持和梦想。这是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与世界的新的形象。而他们的感伤和矛盾是这个世界的感伤和矛盾的一部分。
安波舜：第十一个缪斯是贝拉
——一个华尔街9，11中国新娘的悲剧
文/安波舜
即使是在灾难深重，战争频繁的古希腊，诗神缪司的身边也总是放着一把七弦琴。她把爱用诗歌的形式唱出来，给绝望的人们送去希望的甘泉。然而，在9。11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却沉默着，没有人替我们驱除心中的撒旦和灾难的阴影。当然，我们不能够抱怨作家和导演。9。11的突然降临和猝不及防，让美国有一种在梦中被击中的不真实感，任何的回忆和咀嚼，都会让我们隐隐的深痛和痉挛。于是，我们的美国读者不得不在寒冷中，度过两个孤寂的阅读季节。
我们还要度过第三个这样的阅读季节吗？
幸运的是，一个叫贝拉的中国女作家写了“9。11情爱三部曲”，悄然火爆起来。这使得来年冬季的火炉旁，忽然有了谬司的光顾和呵护。我这样说，是因为最初读到贝拉第一部书《9。11天国婚礼》中文版和英文版译稿的读者，在互联网上惊呼：贝拉是上帝给美国派来的天使。她的充满浪漫悲情的9，11华尔街新娘的故事，告诉我们9。11的灾难如何挑战人类的生命和尊严。而我们又如何在绝望中勇敢地去面对，用人类的单纯唯美的大爱，去超越现实的痛苦。必须承认，大多数读者的感受是准确而有力的。那么，贝拉是谁，她的故事为什么让挑剔的读者如痴如醉？
实际上，我们对贝拉知道的也不多。我们只知道她出生在中国上海的一个医生家庭，中文名字叫沈镭。在70年代初那段苍白的童年岁月里，在其他同龄的孩子们天天在外疯玩的时候，贝拉却被关闭在家苦练琴艺和书画，她除了弹得一手美妙的钢琴外，还会拉手风琴，也能歌善舞。对此，贝拉一直很感激她的父母亲，正是当年他们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不少钱让贝拉学习多种艺术技能，才使得今天的贝拉走到哪儿，都把她悦耳的琴声带向哪儿。后来20来岁的贝拉前往日本国留学，学习日本语、钢琴和绘画设计艺术，从东京的人群里开始了她漂泊世界的人生。如今的贝拉寄居于加拿大东、西两岸，当然她还会不断地远行，就像她在写给她母亲的信里所说的那样：“女儿天生是一只鹰，注定要流浪，注定要猎食生命中的未知。妈，从儿时你教我ABC开始，其实你已经给了我一个世界。如今，这变迁的世界成了我的家。我云游四方，从遥远的天际下望，俯视芸芸众生。”
东方女子的含蓄内敛，加上贝拉本人对艺术的精湛熏陶，使贝拉的个人生活和写作，充满了浪漫激情和内心风暴。直接诱发贝拉写作的原因是，她的一个华尔街男性朋友，在9。11那天突遭罹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位朋友知道在劫难逃，就给贝拉打了一个电话，仅仅说了一句话：“bella； I love you！”
我们无法想象贝拉在当时遭到的撞击有多大，（至于贝拉是不是一样的爱他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揣测和想象都无法覆盖作家痛苦的全部。她哭了20多天，然后拿起了笔；一写又是20多天。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9。11情爱三部曲之一：《9。11天堂婚礼》。
故事的主人公叫王纯洁。英文的名字叫贝拉（bella）。说得是：女孩大学毕业之后，与一个当时在中国很显赫的红色家族的儿子阿根结了婚。因为新婚之夜她没有流下处女的血，婆母的脸色顿时阴了下来，并且恶语相加。孝顺的阿根无法保护妻子。于是，贝拉在同学的帮助下逃婚到了日本。在日本的大学里，贝拉认识了一个叫海天的大男孩。他们相爱了。爱得缠绵而又绮美。贝拉以姐姐的温柔和成熟给了海天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而海天也从贝拉的身上得到了除了性爱之外的母性的温存。他们在富士山顶的天作之合，立下了婚约。然而，海天的家族依然不能够同意他们的婚事。一个离过婚比海天大5岁的中国女人，让海天的父母觉得在周围日本权贵阶层的亲友中有失面子。于是，在女孩无望的等待中，华尔街男人格兰姆出现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他们一见钟情，迫不及待，好象上天有意让贝拉遭受不平，然后再给她一个苹果。没有更多的情感铺垫，也没有甜言蜜语和费尽心机，两个人好象在世界的两头早已心心相印，只是等待得太久太久……如果说，与阿根的婚姻是不懂得爱，与海天的邂逅是姐弟的情，家族的介入又是令人畏惧的封建传统，那么，贝拉与格兰姆坠入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纯粹爱情世界。种族，文化，信仰，历史，所有这一切都好象是遥远的烟云和背景。重要的是，他们相见的那一刹那，他们燃烧了。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寸的抚摩，都是音乐、都是歌！作家贝拉的艺术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动感的流畅语言和慢板的呻吟呢喃，情节的大开大合穿插着背景小调，雕塑般的男女交合映衬在田园旖旎的风光中，倘佯在贝拉的小说中仿佛置身于人类早期的童话生活里，唯美而又纯粹。没有人不为之感动，没有人不为之神往，那简直就是爱情的极致和颠峰。当他们经过了漫长的12年，当格兰姆终于离了婚可以和贝拉一起走进教堂的时候，悲剧发生了：9。11的早晨，也就是他们结婚的那天，因为他们的迫不及待，因为他们的激情难耐，新娘的口红不小心印到了新郎的领结上。而一向整洁的华尔街男人不能够容忍任何一点不完美。于是，他回到他在国贸大厦102层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有一条白色的备用领结。司机将新娘先行载往了教堂，在休息室里对着镜子在补妆的新娘，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她的新郎……接下来的悲惨的一幕，全世界的人们看过无数遍了。没有预感，没有先兆，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的提醒。更没有人注意奔逃的人群中有一个中国新娘逆流而上，向滚滚的烟尘中呼喊她的新婚丈夫。灾难挑战的不仅仅是国家和自由女神，挑战的不仅仅是不同的文明和信仰，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和爱的权利！贝拉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交响曲突然而止……
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天国的车站”。每个读者都可以想象其中的情景。突然而止的乐章，任谁也不可能接受。美好的爱情即使在悲情中结束，人们还是宁愿相信他们继续着。正是对美好的执着和追求才有了今天的文明和艺术。贝拉的想象是他们在天国的车站又相遇了。而我在好莱坞的朋友们却说，应该叫“天堂的婚礼”。比相遇又进了一步。而大多数的女性读者认为他们不仅在天堂结婚了，而且还生了一堆的孩子。因为他们爱的缘故，因为是一个东方的漂亮女人和一个西方的精英男人的孩子一定更加漂亮。他们甚至在想，贝拉把笔下的格兰姆描写成像罗素·克洛那样的帅哥，那么日后的电影是不是可以让罗素来扮演呢？我想说的是，作为一部小说，贝拉的创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她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艺术的想象，还有对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捍卫！她的浪漫而又悲惨的爱情故事，尽管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给我们的力量却是伟大而又绵长的。
有意味的是，贝拉的故事是用倒叙的方法。小说开始的时候，是绝望的贝拉回到她的出生地上海。在那里，她准备告别她的故乡和母亲，真的去天国的车站与她的格兰姆约会。这使得小说一开始就弥漫着悲怆的气氛。JOHN，一个看上去无比善良的同样在9。11失去亲人的老男人，在飞机上与贝拉不期而遇，同样痛苦的他给主人公以慰籍。他甚至以极大的包容接受了与女主人公作爱时，高呼着格兰姆的名字。这使这部书跳出了一个人的悲剧和意义。在技术上，JOHN又是一个带有结构性的作用的人物。他的出现，有些偶然和巧合，情节的安排上不尽合理。但是，如果读者有幸看到作家的后两部书，也许对JOHN的认识会更加深刻。JOHN代表了美国的传统和精神。JOHN在救赎自己的同时，也救赎了别人。甚至比救赎自己更加重要。古希腊有据可查的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谬司的女诗人是笛福，她是一位美女，一位诗人，一位七弦琴的演奏者，一位神秘主义者和第一个失恋投海自杀的女作家。我把贝拉称之为第十一位谬司，是因为贝拉同样具备笛福的才艺，但是，我们祝愿她一路平安，但愿贝拉的故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永远翻过去的一章。但愿她的英文版的《9，11天堂婚礼》会给我们漫长的冬季带来阅读的快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更多的爱。
陈晓明：在绝望中透示情爱的诗意
——读贝拉的《9，11生死婚礼》
文/陈晓明
所有描写中国女人与西方男人如火如荼的情爱的小说，无一例外都要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较早的有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个同样是来自上海的东方女子，自鸣得意地站在曼哈顿的落地窗前，看着不远处的世贸大厦，欣赏着西方男人的强健体魄，这令中国读者愤愤不平，###周励的声音持续了数年之久。随后，卫慧的《上海宝贝》中的那个上海女孩绿蒂，居然在某个豪华饭店的顶层阳台上，一边观赏着黄浦江琳琅满目的夜景，另一边与德国情人意乱情迷。这个与患有阳萎症的中国男友同居的女子，可以随时跑出去与那些身体强壮的西洋人乱搞。中国男人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上海宝贝”？铺天盖地的攻讦一度覆盖了互联网和各种小报，再加上如期而至的政治措施，卫慧一夜之间就被造就成为一个国际著名作家。现在，一个叫做贝拉的上海女人――又是上海女人（都是上海女人），又在讲述中国女人与西方男人的狂情热恋，真不知道会激起什么样民族主义醋劲。但奇怪的是，这回却没有那么激烈的反抗，一些强硬的批判主要是就这部作品的“阶级属性”进行质疑。这回贝拉是撞在中国校园知识分子的“政治上正确”的枪口上，中国绝大多数人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这些豪华奢侈的情爱，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东西呢？好在中国“新左派”的刀口早已卷刃，贝拉毫发无损，照样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在国际市场流行。霸气书库 www。87book。com
这是一部情爱小说，封面毫不含蓄地印上“我的情爱自传”。据说这部小说有相当的真实性，作者确实有一个类似格兰姆的异性朋友，在惨剧中丧生。这触发了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但既然叫做小说，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事实，它肯定是加入了虚构的成份。实际上，这部情爱小说是典型的虚构小说，显然是按照西方图书市场的口味来打造的标准小说。
这部小说以新的笔调书写了东方（中国）女子经历的种种情爱变故，与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这部小说不再有那么强的东方中国的视点，也不强调那些东西方冲突的要素，相反，这个东方女人（主人公）却是怀着爱的本能去寻求自己的生活，它确实是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部关于中国女人在西方的小说。也许是离开中国十多年的缘故，贝拉也许已经融入了西方文化，它反映了海外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性作家新的视野与价值观念，她们可以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文化与民族的人们的交往关系，表达更为单纯的个人情感需求，以及关于人类生活幸福的理想。这些观念越来越少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那种意识形态印记，作者无需刻意书写横亘在其中的所谓的民族、国家、文化障碍，她更感兴趣的是那种内心纯粹的爱欲，充满传奇性与伤痛的情爱经历。
因此，这部小说在写作情爱方面，显得目的单纯明确，这使它可以集中力量去展示情爱关系的内在构成。小说始终以激越的抒情笔调，去表达个人情爱的那种最内在的绝望感，以及反抗这种绝望所迸发出的激烈爱欲。
在绝望中激发爱欲，就是这部小说对情爱的绝妙表现方式。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切入了这样的情感氛围。二个异国男女在飞机上邂逅，年轻的女子沉浸于丧夫（或未婚夫）的悲痛中无力自拔，而另一个情爱圣手就在身边体贴关怀。这是在内心情感深化与道德意识强化的双重背景上展开的情爱故事，因为它所遭遇的阻力障碍，使得这样的爱情难能可贵。我们的女主角一直被悲伤所控制，沉浸在丧夫的痛苦中，她不顾一切地抗拒，这使她显得道德感很强。高贵中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当然也使她的更有份量。经历过短暂（二天）的道德感的摇摆之后，她终于主动扑进那个跨国经理的怀抱。在悲痛中放纵情欲，还有什么样的淫荡比它更有魅力？当然也没有什么爱欲比它更纯粹了：“欲望这东西真是垂死还会挣扎的，尽管如此，我的脚步已从痛苦的深渊在向天国的车站步步迈进，眼前的这个男人竟还能让我的女儿身激动起来，令我神奇地感到新生细胞带来的活力，我微微睁开眼睛，他目光痴迷，仿佛是重拥了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从双眼里喷射出火焰，要把我熔化掉。”（见中文版，第48页）经历过丧夫之痛，只要克服道德障碍，由此获得的无限的欲望表达和无边的快乐，他们的身体这么舒展，像两片土地覆盖在一起，激越地碰撞着。以至于在恍惚中出现了法国作家左拉笔下牛交媾的场景。在这样的时刻，最美妙的极至的爱欲，当然不是什么人类精神的升华，而人性中的兽性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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