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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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刻，最美妙的极至的爱欲，当然不是什么人类精神的升华，而人性中的兽性的激发：“我想人一到了床上，怎么就像牛一样有着强有力的欲望？兽性是不是最真实的人性抑或人性中最真实的东西？”（同前第49页）
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情爱的绝望感一开始就是一个结果，就是难以逾越的生存障碍。与其说这样的悲痛太强大了无法承受，不如说是如何重新获得爱，现在变成一个更为严峻而艰难的问题。这个最后出现的绝望感，在小说的叙事中就置于首位，它潜在地支配着故事的讲述。因而这部小说始终在一种绝望的压抑感底下来发掘热烈的情爱，丧夫的痛苦与其说象一片阴影，不如说象是一盍聚光灯，它照彻了那些情爱的内在深度，使所有的情爱都显露出绝望的诗情。对格兰姆的爱（及其痛苦）始终在场，它是绝对的真实的爱，其他的爱就是替代和补充。在小说叙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叙述功夫做得非常充分，在中国上海，唯一的一次婚姻带来身心伤害，遭受屈辱才逃离家园。在东京与小她五岁的男孩海天倾心相爱，这种爱也带着姐弟恋的潜在乱伦的绝望感，它伴随着一波三折，结果在婚礼上格兰姆抢走新娘……，海天也成为情爱的牺牲品。这个内心如此渴望真爱的女子，她以及与她发生恋情的所有的男子，都是命运悲剧的角色。最后，并不出人意料，那个豪情万丈的跨国公司的白马王子，也是悲剧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里的情爱是被深深打上悲剧印记的，在这种氛围中，作者对情爱的表现就可以采取淋漓尽致的笔调。还有什么比对绝望爱情的表达更为自由的呢？越是热烈的笔调，越能激发人们的同情，越能揭示爱的质量。所有的绝望汇集在一起，造成了与格兰姆的爱的绝望的顶峰。从这里可以见出作者在叙事方面的才华，她对情感节奏的控制技巧，对人的内心的挖掘与刻画，以及对东方女人命运的巧妙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书写还是颇为典型的东方情调，在压抑底下来抒写爱欲，在绝望中来表达人性的理想，这部小说还是把人们带回到了东方（中国）的情感氛围中。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最内有在的情感体验，它总是无法摆脱它旧有的情感记忆方式，正如这部小说，在它更为内在的情感氛围表达方面，它还是隐含着浓郁的东方情感――那种压抑与绝望的诗情。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既具有更为共同性的那些价值观念，同时又有非常内在的民族情感记忆方式。
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叙述人在灾难的背景上来叙述爱情，这当然是对好莱坞的经典模式的挪用。就近的就有电影《泰坦尼克号》，赚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无数青年男女的眼泪。在这里，贝拉这部小说的故事被植入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它揭示了个人被历史冲突剥夺了爱，也剥夺了生命价值这样巨大的伤痛。“我的情感自传”因此在追问历史的正义性，对那些非正义的历史冲突提出控诉，这部小说先天性拥有了一种宽大的情怀。作为小说，作者并没有去追问的悲剧的根源，但她提出了一个异国的女人，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她的情人这样一个问题。她在反复倾诉，也是在深入探寻。她是如此深刻地爱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失去了，她承受了灾难的后果。这是对爱的探询，也是对爱的再次呼唤。正如小说在结尾处所表达的那样：“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爱早已超越了种族，生命却往往不可预知……，从爱一个人开始，爱这个大千世界。”这是作者的理想，也可以看成是这部作品试图表达的思想内涵。爱可以拯救世界，尽管叙述人／作者失去了爱人，但她要通过对情爱经历的梳理，通过重温那些爱的绝望，以及在绝望中透示出的诗情，让人们体验到情爱对人类生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2003…7…24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晓明，男，44岁，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mail：　cxm59@　　
　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q…
　……评《的生死婚礼》
文/孟繁华
贝拉的小说《生死婚礼》在中国出版之后，迅速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贝拉，这个在中国文坛陌生的名字，骤然间成为文坛新星，她被反复地书写和谈论着。她似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和神话：这部小说不仅在中国畅销流行，而且还将走进美国、日本、法国的图书市场。更令媒体兴奋的是，据说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巨额买断其影视改编权，并由曾执导《泰坦尼克号》的国际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媒体声称，如果签约，这将是美国好莱坞首次以巨资买断中国内地出版的中文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这些刺激性消息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消息一旦不胫而走，它所带来的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媒体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流批评界熟视无睹的缄默。这个现象本身，也许从一个方面未作宣告地印证了这部小说的性质以及对它感兴趣的群体。
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王纯洁，在中国经历的情感伤害和失败的婚姻。〃初夜〃未见〃红〃，使王纯洁的新婚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阴影。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使王纯洁成为一个现代的受害者。于是，为了逃离婚姻和家庭的不幸，王纯洁设法东渡日本。它先是爱上了比她小五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海天对纯洁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两个人终于踏上了结婚的红地毯。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场景：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格拉姆抢走了身披婚纱的新娘。女主人公在犹疑不决中被格拉姆裹胁而去。然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做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好莱坞式的小说，被一些人看作是〃杰作〃，作者被认为是写情爱的杰出作家。小说最〃摩登〃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小说有一句话，是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这句独白是小说主人公命名的最具讽刺意味的诠释。更致命的是，小说还要搭乘美国诉诸全球的反恐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时尚。这种奇怪的文学〃时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它就像虚假的广告和中产阶级杂志一样，以幻觉的方式去诱导、迷惑善良的人们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因此，《的生死婚礼》的〃摩登〃，已经不是〃小资〃的〃摩登〃，而是中产阶级的〃摩登〃，是〃跨国文化资本〃的浅薄炫耀。
另一方面，小说中描述的中国/日本/美国，也无意间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中国丈夫的愚昧、固执、昏暗和令人发指的不能容忍，日本情人樱花般的纯情、惨烈以及美国情人的多情、成熟和对情感的执着，都跃然纸上声情并茂。这个故国/东洋/美国的情感之旅，总会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王纯洁的内心向往以及这个向往的意识形态性。
《生死婚礼》出版的同一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读过柄谷行人开篇的这段话，我感到无比的震惊。震惊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化〃像〃非典〃一样迅速曼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作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是文学在衰落，另一方面，文学的〃摩登〃化写作却如日中天。中国文学的权威报纸曾为此作过长时间的专门讨论。对这一现象我曾表示过迷惘或〃两难〃，这是因为：一方面，〃摩登〃化有其发展的历史合目的性。或者说，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人反对〃摩登〃对生活的修饰。即便在大学校园里，80年代谈论的是诸如〃启蒙〃、〃民主〃、〃人道主义〃等话题。但90年代后期以来，教授们对〃买房〃、〃买车〃同样津津乐道。这种对摩登的追随几乎没有人加以指责；那么对文学的摩登化写作为什么要指责？如果是这样，生活/文学的关系将怎样去处理？但是，当面对文学摩登化的具体本文的时候，我仍抑制不住对其批判的强烈心理，尽管批评家的声音已经不再重要。
从《的生死婚礼》这个个案中我们发现，文学的摩登化事实上就是文学的〃小资产阶级化〃或曰文学的〃中产阶级化〃。它具备大众文化所有的要素。不同的是，那里除了性、暴力之外，还要加上东方奇观和跨国想象。因为摩登从来就与穷人或底层人没有关系，因此穷人或底层人也从来不在文学摩登化写作的表达范围之中，摩登化的阶级阵线是十分鲜明的。文学摩登化的诞生应该始于〃网络文学〃。网络是社会摩登文化最具覆盖性和煽动性的媒体。在网络文学中，我们看到的内容、趣味和情调，都可以概括在〃小资〃写作的范畴之内。并不是说这类题材和趣味不可以写，而是说当这种写作蔚然成风的时候，它也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文学〃摩登〃正与中产阶级文化联手合谋，它们试图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消费就是一切，享乐就是一切，满足个人欲望就是一切。这种虚幻的承诺不仅加剧了普通人内心不平等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而且将现代性过程中几乎耗尽的批判性资源完全删除。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鼓惑下，除了想入非非、跨国婚姻、床上激情戏、香车美女之外几乎所剩无几。现实的问题从来没有进入他们表达的视野之中，他们甚至连起码的批判愿望愿望都没有。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摩登化〃究竟是谁的〃摩登〃？它和普通人能够建立起什么关系？我至今认为，文学是关乎人类心灵的领域，是关注人的命运、心理、矛盾、悲剧的领域，它为流浪的心灵寻找栖息安放的家园，并抚慰那些痛苦的灵魂。但〃摩登〃的文学却建立了文学的等级秩序：〃摩登〃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可以进入文学的，无产阶级、普通人和底层人是不能进入文学的。这种文学意识形态隐含的这种等级观念要排除什么和维护什么是很清楚的。文学的〃人民性〃在〃摩登〃文学里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摩登化〃必须予以警惕和批判。虽然〃摩登〃的文学仍在大行其道，但我们相信柄谷行人的说法是，文学还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摩登〃文学占有市场，真正的文学永驻人心。　　
　王逢振：生与死——分裂的主体
　——评《9·11生死婚礼》
文/王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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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生死婚礼》里，所有情节都依赖于主人公爱情的展示。贝拉对自己爱情的构想，支配着小说的整个结构。它不断地推进情节，但又驾驭着情节，使情节戏剧化；而作品的其余部分，则是沿着情节的线路，通过精心虚构而组织的一系列闪回倒叙的形式。假定所谓的生…死…自杀在叙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小说在向我们讲述迷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主人公分裂的自我／主体，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这点。
按照小说的叙事，一开始是主人公在“9·11”灾难之后，从纽约返回她的故土上海，而“9·11”正是她与她最爱的未婚夫举行婚礼的日子。在飞机上，她遇到了同机去上海的美国人约翰，随后在她的梦幻世界里，她似醒似梦，徘徊于现实和幻觉之间，错误地把约翰当成了她的未婚夫格兰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暗示：小说描写跨文化现象，描写主人公分裂的自我。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点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贝拉或王纯洁（主人公的名字）在上海长大，并在那里完成了大学教育，因此必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另一方面，她逃婚到日本之后，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很长时间，融入到一个现代甚或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她与将军独生子阿根的婚姻，她在阿根家的生活，表明她遵循了中国的传统；但她与海天以及后来与格兰姆的爱情，又说明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社会文化（从经济上说，我们也可以把日本视为西方社会）。因此，在主人公身上，存在着一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正是这种文化冲突，使小说在描写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主人公的回忆、幻觉以及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全都遵循着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她的主体身份通过变化而决定：她经历了不同的恋人，她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贝拉开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我们看着她恋爱、结婚，然后受到婆婆的歧视，生活变得不幸，最后离家出走，逃到日本，在日本遇到海天和格兰姆，亲历了两种不同的爱情，目睹了两种不同的死亡：海天因爱情不能实现而死，格兰姆死于2000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然而，在读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发现小说的主体结构是一种空间的构成，其中有许多断裂的空间。虽然主体是“现在”，但“现时存在”却包括一系列先前观点的综合，因此每一种触及意识的变化，都承载着它与先前事物的关系。这意味着主体身份并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永远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未来包含着不断地重新定位和建构，它们开始是新的，但很快便成为熟悉的东西，补充到单一主体的整体之中。现在变成过去，或消失到一度是未来的新的现在之中——这种不断的变化表明，小说的时间安排依赖于主体同一性的破坏。但正是这种破坏，为读者的想象形成了断裂的空间，从而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贝拉到日本的目的是逃避不幸的婚姻，这种分离（离开祖国）一开始就影响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达东京之后，她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当地人的某些品格。她的旅行不仅是一种跨文化的旅行，尤其她成为记者以后，已经使她从分离状态转变成一种介入，一种最终使她面对爱情和死亡的介入。在《9·11生死婚礼》里，不论从空间还是从表意方面考虑，贝拉置换了的主体性都具有一种流亡和移民的双重作用。按照心理分析，贝拉的主体身份表明，对说话立场的假定，需要一种物质的基础，事实上也就是空间里的肉体的存在。同时，使贝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那种原动力量，概括地说明了她与男人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她心理构成原则的一种立场的定性。实际上，正是这种立场的定性，使她先后与四个男人发生了爱情：阿根，海天，格兰姆，约翰。
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觉得四个男人都疯狂地爱着贝拉——一见钟情，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仿佛贝拉凭着她的美丽和气质可以立刻征服他们：“我常常问自己，你怎么了，为什么男人一沾上你就不再潇洒，都是要死要活地那般绝决。”（96页）显然作者想到过女权主义：似乎所有的男人在她面前都得低头。但在她的细节描写里，人们又会看到她仍然处于男权的语境之中。例如，四个男人都长得漂亮或富于魅力，经济富裕，具有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阿根是将军的儿子，代表在中国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海天不仅家庭富有，而且大学毕业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格兰姆是曼哈顿商业圈里的佼佼者；而约翰则是IBM公司的副总裁。那么他们爱贝拉和贝拉爱他们的基础是什么？这里在贝拉身上似乎体现出一种矛盾。她的同学非常爱她，帮助她到了日本，她为什么不爱她的同学？按照中国的传统看法，他们是相当般配的一对儿，但她拒绝了他，离开了他。难道这只是一个插曲，说明她如何能去日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她无意识地屈从于资本和权力，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形成男权社会的基础。
对男权制更明显的揭示是贝拉最好的朋友盛燕子的故事。他爱上一个老医生，并从与他的做爱中获得巨大的快感，但当她发现他与另一个女人有染时，便转向一个名叫亚瑟的法语教师，并很快地与亚瑟结了婚。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之后，亚瑟遇到了一个日本姑娘，于是抛弃了燕子，又与日本姑娘结了婚。此后燕子与一位华侨画家同居，然后又与一个法国刚果人——黑人人类学家结婚。由于她同时与多个男人有性关系，最后患了艾滋病，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燕子的故事与贝拉的故事平行相似（她也有四个男人），只是结局不同而已。但它们无疑都再现了妇女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
总起来说，《9·11生死婚礼》是一部生动迷人的爱情小说，再现了一个分裂的主体，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隐含着社会权力结构问题，并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王宁：饱含人间真情的悲伤
　………读《生死婚礼》
文/王宁
十年前，我在研究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时曾指出，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是一个后现代时代，这是一个缺乏文学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为市场而写作的美学原则取代了为艺术而写作的原则。很少有作家能静静地坐下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圣的文学创作事业。人性的关爱甚至在国内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嘲笑，批评家们不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当代作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文学新作层出不穷，但其作家却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我想我们有必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出现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时代？
也许正如我的一位欧洲朋友杜威·佛克马大约二十年前所正确地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它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在为生计而写作。而在现已进入后现代阶段的西方社会，作家们则不必关注文学的功利性，因为精英文学早已受到通俗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严峻挑战，文学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萎缩。如果对时代的这种描述算得上准确的话，那么我倒认为这更适合于作家创造出不朽的文学精品，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无须为日常生计所担忧，这样便可全身心地在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致力于文学创作，并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生产出富有高尚情操和美感的精神食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的不少作家恰恰缺乏这样的审美追求：他们宁愿为市场而写作，甚至瞄准影视导演的喜好。尽管《生死婚礼》的作者事先从未想到过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却轻而易举地同时在商业上和影视界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作为读者，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小说的畅销也使得根据其故事改编的电影很快将在西方上映。我应该说正是小说作者贝拉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个奇迹，而本书英文版的即将出版将更为有力地证明她巨大的创作潜力。
近年来，我一直怀疑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当我于2001年底读到贝拉的第一本书《远岸的女色》时不禁感到异常惊诧和振奋，我很快就为她那独特的漂泊经历和对文学语言的娴熟运用而折服，书中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和对美的纯真的追求。这确实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写作。我当即便确信，尽管她此时并不为国内读者大众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必定是一位有着超凡想象力和充分准备的优秀作家。正如贝拉在完成这部处女作时所直言不讳地承认的，“我不是什么作家，写作于我是一种释放，一种圆梦。”确实，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曾宣称的，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有些作家擅长于描绘各种噩梦，让一些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