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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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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龈鲆宸咛钼撸肴站姓蠖灾拧２痪茫站�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大队从北平驰援丰台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军队毫不相让，当即开枪回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次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终于使日军达到了独占丰台的目的。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丰台不是《辛丑条约》指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使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29军处于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当时的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1939年时回忆道，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
日军占领丰台，尤如卡住了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脖子，为其下一步侵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数年后，在日军中以战略家、军事家著称的石原莞尔也承认，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从“九？一八”事变后，整整6年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虎视着华北，蚕食着华北，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南京政府和华北军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客观地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不可能预知千年之后的中国，但他的这句至理名言却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大地上应验了。
日本人为夺得华北这块进军整个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下了大力。当时，平津不但驻扎着大量的日本驻屯军，还设置了机构庞大的特务机关。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抓紧军事备战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软化驻华北的中国唯一一支军队29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人对中国军事鼻祖孙子的这句名言理解得相当透彻。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的29军官兵，骨子里不乏中华男儿堂堂志气，这就难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在北平还曾上演过一场“新鸿门宴”。
1936年6月6日上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中日两军联欢会在一阵相互暗中叫劲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着。10席大桌上，坐着中国方面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驻北平团以上军官及北平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40多人；而日军方面入席的，有驻北平的边村旅团长以下30多名军官。
开筵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首先讲话，大谈中日两国同族同文，应致力亲善，共同繁荣。对此，日方首席长官旅团长边村少将似乎也不反对，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讲话中要求中国方面取缔共产主义、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日本的亲善，则又本能地透出其反客为主的咄咄逼人之势。
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在中国军官们诧异的目光中走到大厅中央，跳起了日本舞蹈。不知是跳得兴起还是早有预谋，停下舞步后，松岛又在中国军人面前舞起了刀。
中国军官见状，血往上涌，个个义愤填膺。宴会气氛早已失却欢快，变得紧张起来。
日本人却未罢手。松岛退下，又有3个日军官跳上一张空桌，吼起了令中国人无法听懂的日本歌。边唱还边对着中国军官们指指划划，公然挑衅。
29军官兵不乏血性男儿。长城抗战，他们曾以大刀砍杀出中国人的威风。日本人今日所以有所顾忌，正是由于当年的长城抗战。眼下见日本人如此张狂，终于有人不顾军长递过的眼色，站了出来。
首先站出来的，是冯治安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他三步并作两步，敏捷地纵身跃上桌子，高放歌喉唱起了一支黄族歌，以示应战。大厅里一时很静，只有何基沣粗犷的歌声绕梁回荡：“黄族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伯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不知何时，台下中国军官们已随声唱起了这激昂的歌。
这当口，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凑近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耳语道：“事急矣，你是打拳，还是耍刀？”
西北军猛将董升堂毫不含糊，开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董升堂跃出圈子，打了一套流行于西北军中的拳术。其后，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选少将也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远非日本人所能比。气焰嚣张的日本军被镇住了。
几个初到中国的日军下级军官似乎并不服气，又跳出来耍起了日本人的剑术。这几个年轻尉官不知深浅，其劈、刺动作总是指向中国军官，显得极缺教养。董升堂这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片大刀，呼呼作响、刀刀带风地舞将起来。董升堂的大刀，又勾起了不少在座的日本军官对当年喜峰口中国军大刀阵的可怕回忆。董升堂入座，李致远手操刚刚打成的“柳叶刀”，扑进大厅中央，来了套十分叫座的“滚堂刀”。李致远从10岁起就在练这套刀法，所以舞起来既精又猛，毫不费力，把在座的日本军官都看傻了。
武戏到此收场，日本人寻衅施威，却没在中国军人面前讨得半点便宜。见武的不行，日军中几个略通书法者又提出比比书法，想在文戏上压中国军人。
这更是班门弄斧，就在日本人对着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之时，坐在一旁的北平名流吴佩孚出场了。就见他当众挥笔，一笔独成一行，转眼便展开了一个大条幅。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行醉笔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那几个沉不住气的日本军官竟动起了手，急欲把这件精品收归己有。
场内一时有些乱。这时，几个日本军官冲出桌席，直奔最高长官就坐的主席，吆喝着把宋哲元、秦德纯一一高举起来，口中还大喝着号子。见此情景，10多个中国军队的旅、团长们互递眼色，也冲至主桌，连拉带拽地拖出边村旅团长和松岛顾问，吆喝着把两人抛向了空中，接住再抛起……。会场空气一时万分紧张，双方如临大敌，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关键时刻，宋哲元见气氛不对，急忙开口，再次强调中日应该亲善，并夸张地赞扬了这次联欢会的圆满。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也以类似的口吻作了最后总结，并建议类似的联欢活动今后常搞。
众人不欢而散。联欢会不但未使双方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反而加剧了华北地区中日两军的敌对紧张状态。回去的路上，何基沣小声地对身边的冯治安师长嘀咕道：“日本人绝不是善人，这一仗早晚要打。”
冯治安瞪了对方一眼，叹口气道：“别说了！这种事还是别发生为好。唉，只怕这一天来到时，我们还是这么被动。华北要是变成东北，那我们将何以面对国人，面对祖宗？！”
1937年，一场政治变革和军事危机降临在了中国大地上。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在被日本军国主义欺压多年之后，终于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这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才发现多年的内战和“围剿”红军，已使国内财政拮据、国防废弛，军队乌七八糟毫无战斗力。为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大战，蒋介石下令紧急整顿军备，整编国民党200万编制杂乱、缺乏训练的庞大陆军。
但日本人似乎不愿错过时机，不愿给南京政府赢得喘息的时间。他们一面在外交上对南京政府频频施压，以谋求更多的在华权益，一面在华北、在这片日本人涉足最深的地方加紧战备。关东军大批越过长城各口、虎视关内，虎视华北。日本朝鲜驻屯军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维持朝鲜的统治。也在鸭绿江畔蠢蠢欲动，几个师团的演习方案总是以华北、以中国内地为背景。
1937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各港口也多为军方征用。一船船士兵、装备及军用物资装上卸下，煞是忙碌。日本国内正马不停蹄地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
1937年4月底，日军中国驻屯军开始在华北频繁地举行演习。演习从最初的白天发展到黑夜，直至后来的彻夜不断。演习环境也由一般的室内发展到室外，直至直接以宛平城等为攻击目标进行演练，枪弹也由最初的虚弹发展到实弹。
丰台、宛平一带，一时枪声不绝、杀声不断。平、津其他地带，日军非法演习等军事活动也是日甚一日，平津、华北，一时像是被置于一只硕大的火药桶上，随时都有天崩地裂般爆炸的可能。
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军在中国东北停止大规模侵略战争后不足6个年头，又把战争的巨大炮口瞄向了平津，瞄向了华北。
华北上空一时战云蔽日，硝烟翻滚。
卢沟桥畔：日军执意要打一场战争
日本人大施缓兵计
1937年7月7日晚，华北平原的夜晚刚刚送走了白昼的暑气，天空无风无月，四周一片宁静，只有远近村庄偶尔传出的犬吠声掠过夜幕遮掩着的苍穹，把渐渐融入大自然的人们拉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
北平西南郊宛平城北回龙庙附近，人影闪动。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3大队8中队100多名日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开始了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前，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下达了演习内容，“从回龙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为了演习逼真，这么个连级规模的演习清水大尉也派出了假想敌，并配备了轻机枪。
演习至夜10时30分左右，中队长清水大尉下令集合部队休息，这时意外发生了。
多年后，卢沟桥事变日军现地指挥官清水节郎大尉在手记中这样写道：“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那边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停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1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个情况，等待指示。”
再说丰台的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后，当即给北平城内的牟田口联队长挂去电话，请求立刻带部队开赴卢沟桥，与中国方面谈判。事实上，一木少佐对清水节郎的报告并未细分析，对黑夜中出现不明射击也没放在心上。只是感到失踪1名士兵是大事，因而主张动武。没想到，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的批准。日军官兵的优越感使他们过于狂妄，在事件还未弄清之前，仅凭下级军官的一个报告，大队长、联队长竟都同意了增兵卢沟桥的草率行动。
但当时大队长一木少佐和联队长牟田口大佐并不知道，在他们忙着不断向上报告一名日军士兵失踪的消息时，那名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早已在清水集合部队20分钟后便归了队。实际上，志村并非由于什么“原因不明的射击”失踪的，而是一时肚子不舒服，便跑到野地里解手去了。但清水弄清事情真相后，不知是盼着能对中国军采取行动以扩大事态，还是怕报告上去挨骂，因而在志村归队后一直没有向上报告。深夜零时20分，一木下达了作战命令：“卢沟桥中国军队向该地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中的第8中队开枪，第8中队停止演习，处于应战状态；1名士兵行踪不明，目前正在搜索中。”“大队只留警备部队1个小队，以主力向卢沟桥前进。”接到一木的命令后，清水带领第8中队于8日凌晨1时到达丰台与宛平之间的西五里店待机。
7日午夜时分，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对此无理要求，中国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回答说：“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1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惟姑念两国友谊，如果士兵确实失踪，可命令宛平驻军同地方警察于天亮后一起搜查。若发现日军士兵，当予以送还。”可是，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和牟田口联队长已经确定了“占领宛平县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的方针，所以对秦德纯的回答极为不满。这时，日本特务机关和丰台日军威胁说，如果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
秦德纯得知日方的态度后，一时血往上涌，当下毫不妥协地对身旁的人说：“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这样野蛮！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秦德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一面要河北省第3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就此事进行调查，一面命令在长辛店的中国军队团长吉星文，派人侦察日军的动向。不久，卢沟桥方向驻军团长吉星文报告说，丰台日军一个大队，携带6门大炮，正在向卢沟桥前进。秦德纯当即命令：“确保卢沟桥及宛平县城，日军一兵一卒也不许进入，一寸国土也不许放弃。守土有责，卢沟桥及宛平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贵重的墓坟，要与县城共存亡。但要到他们开枪后我们才还击。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将迎头痛击。”秦德纯命令吉星文亲率1个营部队加强卢沟桥防御。
8日拂晓约5点，日军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完成军事进攻部署后，日方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当即为宛平城中国驻军团长吉星文和行政督察专员王冷斋严辞拒绝。5时，牟田口又派人送信，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提出三条要求：（一）即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至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出城。牟田口大佐的通牒，显然是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垂手而得宛平。对此，王冷斋等人答复说，（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顾虑；（三）樱井等人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日军见威胁恐吓达不到目的，便露出了真面目。下午6时左右，日军开始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县城。由于战前日军已多方摸底，对宛平城内中国军、政首脑机关的位置已烂熟于心。炮轰开始后，第一炮便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军营长金振中。
见日军开始了武力侵略，中国第29军司令部下令前线部队奋力反击，宛平驻军坚守阵地，驻守西苑的何基沣旅奉命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至深夜，何基沣旅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及回龙庙等地。
8日的激战，颇出日军意外。几年来，与中国军队争锋较量，往往是只要日军软硬相逼、军队相向，中国军便自然退缩。接下来的，自然又是中国方面忍辱退让，签署种种有利于日本人的条约。所以几年来，日军的每次威胁只是喊得凶、叫得响，说到真正作战，兵力处于劣势的日军并没取胜的把握。
日本人实际上一直是在玩武力威慑的把戏，在进行一场冒险。但7月8日这一天，日军的把戏玩过了头，因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先是宛平城，日军炮轰过后，便斗着胆向城下冲来。见城内迟迟未予还击，第一线冲击的日军便认为中国军人怯战，因而胆更大了，不少士兵甚至直着身子向前冲。当日军冲至城下300米左右时，宛平城墙上中国守军齐射的密集枪声响了，日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在随后发动的几次强攻中，日本人也未讨得半点便宜。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铁桥，中日两军为夺取该桥也发生了激战。
8日激战一天，日军以数十人的伤亡代价夺占了铁桥南端，桥北端却仍在1个连的中国守军手中。
守卫卢沟桥的战士在掩体后面准备战斗
双方各自据桥一端，谁也再无力发动反攻了，8日战况陷于胶着。
8日夜，平津一带飘起了霏霏细雨，激战竟日的日军终于松懈了一天的紧张，渐渐进入梦乡。然而此刻，由长辛店驰援卢沟桥的29军1个营，已逐渐接近宛平地区。
9日拂晓，卢沟桥铁桥北端中国守军和从长辛店到来的增援部队，在细雨中向桥南端日军发起了进攻。两军南北夹击，手榴弹、大刀片施展了威风。当时的情景，令不少曾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官兵又感觉到了几年前的骄傲和自豪。
西北军的大刀是最令日军胆寒的武器。来中国的日军，除了腰缠“武运长久”旭日旗外，还裹着出征时亲友织送的“千人针”，据说这样不会战死。但他们更信牵日本的传统迷信，如果在战场上给枪炮弹打死，还可以超生转世为人，如果给大刀砍下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日本佛教带给日本士兵的这种观念，使他们对大刀的恐惧甚至远甚于枪林弹雨。
但刀柄上系着红绣球的大刀却不认什么迷信。它们只认日本人。卢沟桥上，不少日军见大势已去，又见闪亮的大刀舞向自己的头顶，早已忘了皇军的威严，跪地求饶，有的只求中国士兵一枪崩了他，却千万别用刀砍。
卢沟桥铁桥奇袭，全歼日军。这一仗可以说是整个战事中最漂亮的一仗。
8、9两日战事，日军未讨得便宜，中、日两军，此刻都在调兵遣将，战事明显在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军统帅部所料。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29军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29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由于此时军长宋哲元远在山东老家，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协议达成后，松井要求秦德纯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秦德纯略一思忖，认为对中国守军并无大碍，便答应了。当下，又增加保安队一团到卢沟桥城内。在执行协定时，日军也耍起了心眼。当时日军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撒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秦德纯当即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防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事后，秦德纯回忆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败。
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
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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