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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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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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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谷中央军部，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中国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中国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见解。他说：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1937年前蒋介石对日本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醒来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专横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对中国行使武力的少壮军官们仍在东京上下活动着。石原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日军中树敌不少。
日本军界上上下下无视石原的劝告，显示了他们的浅薄和狂傲，日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1年当日军统帅部决定对美军动手时，石原再次站出来竭力反对，但他仍未能阻止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日本整个民族几乎成了狂躁的日本军人的牺牲品。石原也因与军方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于1941年3月底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赶出军队，编入预备役。战争时期一名军人被编入预备役，在日本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1941年，石原莞尔在军中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冥冥中预示着4年后日本民族的结局。但这些都是后话。石原莞尔对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心存疑虑，组阁仅1个月的近卫首相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
近卫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难免日本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胆小怕事。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战争扩大的日本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上台的。不但如此，就连日本军方对这任新首相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卫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自己可以驾驭陆军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终他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主任池田纯久奉调回东京，某日他访问了近卫。
近卫初见池田便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严肃地说：
“池田，到底还是打起来啦！你可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一些少壮军人搞的阴谋？”
近卫从“九？一八”事变和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问题推断，认为这次事变也一定是军方搞的阴谋。
“公爵，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是军人，而是首相阁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驳说。
“你说什么？”近卫迷惑不解地望着池田反问道。
“不错，公爵，是您的责任。”
池田说着拿出一张7月13日出版的报纸递给近卫，其中关于当地日军与中国方面达成现地解决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个角上作了简单的报道，从1版到3版几乎全是煽动国民支持战争的政府活动。
“公爵，政府高谈不扩大战争，然而报纸上都是谈的战争问题，怎么能不使战争扩大呢？”
池田的话一针见血地刺到了近卫的痛处，近卫只是默默不语，不难想象，聪明的近卫一定是为自己当初的轻率感到内疚。
但是，球既然已经踢出，他便没有了收回的余地。他不但没能阻止住日本军人，自己却在战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7月8日，军部在华北问题上显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意见。
傍晚6时42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向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临命第400号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与参谋本部作法相反的是陆军省内，陆相杉山大将却于午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将7月10日即将退伍的步兵部队二年兵延期退伍。
杉山此举，意味着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将留在陆军中，而且日后多数被派到中国战场上。他使陆军实力有所增强，却使这数万原本应该返回家园的日本青年中的大多数倒在了中国战场上。一将名成万骨枯！杉山使这句古老的哀叹再次变成了现实。
7月9日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核心是事件发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
“主战派”的急先锋陆相杉山元大将发言道：“从目前中国之29军的优势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军部认为可考虑由国内派出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
内阁要员们虽对杉山元起初的话表示认可，认为中国方面挑起事端应负全责。但听到由国内派兵的要求时，却几乎都认为陆相太性急了一些。原来当天清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29军副军长秦德纯达成停战协议的消息已传至东京。在宣布停战之际匆忙派兵，对外将留下什么印象？
临时阁议上，陆相请求由日本国内增兵的提案被暂时搁置，内阁决定暂时静观。
但临时阁议结束仅卫小时后，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又紧急召开了五相会议。会上确定了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的解决方针：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负责者，中国方面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相会议把日本权益高高地凌驾于中国之上，本身就显示出日本方面的蛮横态度。日后以此方针作为问题的解决基调，自然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无法接受，事态只能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就在陆相派兵提案被暂时搁置的同时，陆军省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倾向。军事课长田中大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何梅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里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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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的意思是把冀察政权和29军赶出平津一带，仿照冀东伪政权一样，再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他的观点当即得到作战课长武藤章等的赞同。
随着军部内部争吵的不断进行，“主战派”风头愈显强硬，主张抬高价码的人也越来越多。7月9日晚，参谋次长向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发电，擅自抬高了谈判价码。
7月10日，“主战派”、参谋本部第3课及第2部在为内阁准备情报时，对形势作了言过其实的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战争准备。我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虽不愿事态向其他方面扩大，但鉴于中国全面抗日局势，有导致其他方面日华关系尖锐之虞，故必须考虑保护在华日侨问题。
“此外，判断恐将引起欧美、苏联之参战。”
根据以上局势判断，第3课就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虑：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在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使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眼下“不扩大”方针越来越走样，“慎重派”核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少将日益不安。为此，他多次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但到10日上午后，军部已内定了派兵计划，石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若干年后，当时曾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后升任大将）回忆道：“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增强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苦心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
下村实际上也仅看到了表面。当时，即使石原坚持己见，也未必就能挽得住尤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主战派”。在这之后，他虽自始至终反对日军在华东、华中作战，但最后还不是被军部一次次压制下去。当时的日本，连内阁首相在军部的威逼下也只能同流合污，1名少将的反对就能拖住引弓待发的战箭吗？
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政府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陆军的提议被通过，决定了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另外，“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的提案全文也获准通过。
日本，在经过数年不断的战争薰染后，终于迈出了举国一致进行战争的一步。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
11日下午4时30分，第56号、57号临参命同时飞向了东北关东军司令部和朝鲜第20师团。
关东军司令官受命，将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及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派往华北。该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纳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下。
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应尽快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下。
同时，东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11日当晚6时25分，日本政府就向华北派兵一事发表了声明。该声明混淆是非，先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而煽动民族情绪，最后表现出日本政府坚决支援派兵解决冲突的强硬姿态。
当夜8时，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得知了日本动员国内师团的消息。此时，他正准备前往29军，与张自忠签订停战协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惴惴不安，他不知29军代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否还能与他签约。
“真不是时候，简直是捣乱。”松井暗自嘀咕着去了29军。
但不知29军是没有得到消息，还是他们铁了心要签停战协议，松井的担心并没成为现实。事后，松井带着签了字的协议，心情轻松地返回了驻地。
但松井担心的事很快发生了。日后多年，在他已升任中将后，回忆道：“将近半夜，东京电台广播报道：‘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成为废纸’云云。
“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据说这是陆军省新闻班的强硬派，未经上级同意，将擅自起草的稿件送交广播电台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军部中央或规地，强硬派是在如何积极地活动。”
与日方存在强硬、稳健两派同样，中国方面也有两派。冀察方面的强硬派抓住以上广播，提出：“正因日本方面无诚意，今日岂非为撕毁协定制造借口。其不扩大方针或停战协定，只是为争取完成作战准备所采取的缓兵之计而已。”因此，在舆论方面也趋向强硬。北平城内戒备愈益森严，守备兵力达两个师以上，人心惶惶不安。
东京，华北形势的恶化再次惊动了天皇裕仁。
一天，他召来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富载仁亲王。在详细询问了中日两军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日本身后的那只巨熊，于是有些担心地问道：“如果苏联介入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闲院宫似乎相信陆军省的判断，因而直率地回禀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介入。”
裕仁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当即反驳道：“那是陆军的武断。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
参谋总长闲院宫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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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这次召参谋总长入宫，并非要责难他。两三天前，陆相杉山元曾拍着胸脯向他保证：1个月左右即可收拾残局。天皇虽有些担心引发一场中日全面战争，把日军主力钉在中国，也怕苏联在日本困难时从背后下手，可他毕竟经不住中国这块肥肉的诱惑。
再说军部一直坚持说是中国方面先开的枪，他也不愿过多地限制陆军，挫了他们的锐气。既然陆军说苏联不会出兵，而他的皇军又能在1个月左右解决中国问题，从内心说，他也是赞成出兵的。
此时的天皇并未仔细研究中国形势，更没看到中国铺天盖地的抗日浪潮，因而轻易地同意了向中国派军的方针。他的野心和轻率，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也把日本拖进了日后长达8年的战争泥淖而难以自拔。
数月后，当他面对日军的困境而大发雷霆时，除了把当初大吹特吹的杉山元贬到中国战场之外，他也只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
蒋介石操起平倭之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准备应战，蒋介石梗起脖颈，操起了尚未铸就的平倭之剑。
7月8日，蒋介石正在“凉岛”庐山上休养避暑，兼代着办公。
每年夏天，随着蒋介石登上庐山，这块幽静之地便显得热闹起来。往来信函、电文穿梭不断，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也从各地奔向这里。而1937年的夏天，这里更显得热闹。
去年岁末，蒋介石西安被扣，曾答应中共和全国民众，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抗击日本无休无止的侵略。
7月初，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知名人士代表正聚在这里，将举行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共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日大计。代表中，甚至还有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
会议还未开始，日军便在华北挑起了战端，给了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共及全国支持抗战的人民一个最及时、最充分的理由。
蒋介石是于8日接到29军代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得知卢沟桥事发的。
接到报告后，他先是一阵惊慌，随即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各党派、地方军的派系之争明显缓和下来，举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却日趋高涨。
这种局面令他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内支离破碎的局面大有改观，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明显加强，抗战准备也已开始起步。
但这一切必定要刺激盼着中国陷于内乱的日本人，他们会看着中国一步步统一、强大起来？尤其国内抗日舆论的日趋高涨更令他焦虑、担忧，以他本意，在军事战备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应该给外界一个宽松、缓和的气氛。
但直至7月，华北形势虽然紧张，日本国内却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6月4日，家族渊源上对华持亲善态度的近卫公爵受命组阁，更是给了蒋介石一粒定心丸。但仅仅1个月，华北就出现了战事，东京到底在做什么打算？天皇裕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日本人从无信义，跟他们打交道，应多做几手准备。主意拿定，他当下便向华北发去电文，指示29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指示虽已发出，但他的疑虑并未消除。晚饭后，他取消了惯常的散步，又在思索局势和日本人的企图。当晚的日记，记录了他情况未明，犹豫不定的真实心态：“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一夜的思考和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思想渐渐地走向全面抗战的道路上。
9日，蒋介石电召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惟恐29军临阵动摇，他再次电令华北，指示29军道：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为原则。”
在命令宋哲元29军严阵以待的同时，蒋介石秘密电令孙连仲第26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7月10日，蒋介石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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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中国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
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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