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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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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更坚定了全面抗战的信心。
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此次日军大兴入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沦为倭巢，此诚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为此，全军将士要树立五点精神：一、牺牲到底的决心；二、最后胜利之自信；三、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四、军民团结亲爱精诚；五、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蒋介石下定了抗战决心，就决不能绕过陕北，绕过中共和红军。
自1935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多次向全国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义呐喊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从普通百姓到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从南京军政当局到国民党军的各级官佐，赞成和拥护中共主张的人越来越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历史洪流。西安事变，蒋介石便险些被这股难以遏制的洪流冲人历史的阴沟。这一次他被惊醒了。
从蒋介石自身统治来说，他自然希望红军能像中国各地的军阀一样，在其远交近攻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土崩瓦解。但多年追剿的结果，红军未灭，日本人却乘机一步步闯入中国的后院。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中国内战的状况能持续下去，中国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因而屡屡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签定共同防共条约。
东京和日本天皇最怕的就是中国国内重新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中国全国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在蒋介石对日本人产生了切肤的痛恨后，他自然想到了要与中共和红军携起手来。此外，蒋介石生性私心极重，他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与日本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厮杀而仍由中共和红军在陕北坐山观虎斗，他要把红军拉上战车。
事实上，早在1935年冬天，蒋介石就曾有过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思。当年11月，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抛出了“最后关头”的观点，决定了“牺牲”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抗日）”。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这时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以“收编”红军的方法，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这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并未死心，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斯大林出面，劝说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要员赴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主要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对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自然是支持的。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衔陕北中央之命，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国民党谈判负来人陈立夫派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
只可惜当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对中共和红军的“围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谈判中一步不让。
当中共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即坚持称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当中共代表提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却反过来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
毫无诚意的谈判只能带来毫无成果的结尾，国共双方第一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了，但这次尝试，毕竟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上，蒋介石再次向全国作了“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的解释。
与过去相比，蒋介石抵抗态度更明确，措辞更激烈。蒋介石的这种进步，几乎立即得到了陕北的欢迎。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逼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沸腾，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这一电报的发表，几乎立即得到国民党内外广泛的赞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等知名人物踊跃发言，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响应和拥护共产党的五项政策。
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虽对中共仍有攻击诽谤之言辞，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放弃武力“围剿”的国策，采取“和平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先机的话，那么国民党三中全会则是中共摆脱内战危机、走上抗日战场的关键。
从这一天起，中共再无须顾虑蒋介石穷凶极恶的斩尽杀绝，无须再为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而忧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负担，走上全面抗日的战场。渡尽劫波，中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阳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严寒，灞桥垂柳吐出了青翠。整个城市也像是刚刚告别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机，忙碌热闹开来。这时节，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谈判人员又南下来到这里，参加国共合作具体事宜的谈判。
由于国共合作基调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国民党谈判代表也并未提大多过分要求，相反，两党在不少问题上却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第一轮谈判相当顺利。
3月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波于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开始与国民党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但在核心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国民党以统一为名，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苏区。
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数年“围剿”所没能实现的企图，对此，中共当然给予拒绝。
会谈在僵持中拖了下来，直拖到“七？七”卢沟桥事变。
8月13日，淞沪大战又在上海全面爆发。中国国民党军的精锐几乎悉数投入上海及华北战场。全国抗日呼声此时达到高潮，蒋介石情知此时再无与日本人言和的丝毫余地。
为早日把红军送上抗日战场，8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刻开往战场。
接到命令后，陕北各地红军摘掉红星，换上了过去被视之为敌军象征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开入晋北战场。
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当日，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继刊出中共早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文。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历了数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宣告成立。
蒋介石一生中枪林弹雨闯过、官场诡诘处过，能容反对他的军人、政客，能容军阀、帮会，唯独容不下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中共及其红军。今日老蒋连中共都能纳入，那么还有什么人、什么军队不能容。一时间，各地军阀致电中央请缨抗日者骤增。
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个替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好机会，9月23日，即正式宣布中共合法的第二天，他再次发表谈话说：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红军改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来国内的一片赞誉、祝贺声，冯玉祥、李宗仁、张治中等一大批国民党著名将领发来贺电，对红军加入抗战行列表示由衷的欢迎，全国民众也对这支蒋介石多年来倾尽全力也无法剿灭的神奇军队，寄予了纵横抗日疆场的厚望。
浴血长城脚下：一命换一命
浴血长城脚下，汤恩伯的13军官兵高喊“一命换一命”，争相扑向日军。
1937年7月底，炎热的南京城热浪翻腾，暑气蒸人。
华北中日开战的消息，经新闻舆论界、救亡团体的几经炒作，热度更甚于有“火炉”之称的金陵古城。
国民党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将军驱车行过城区、街巷，被车窗外一幕幕游行、集会、演讲及烫人的抗日标语感染了。身为中国军人，他感到胸中时时有股难言的冲动和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与自豪感。
上午，蒋介石亲自在军委会召见了他。
从蒋介石明显消瘦的脸颊和有些凹陷的眼窝，他猜测到蒋介石的神经绷得太紧了，从这点上，他也猜到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动真格的了，就像过去铁了心“剿共”而数次召见他时一样。
果然，在军政部次长熊斌布置完汤恩伯第13军的任务后，蒋介石打量了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年轻将军一阵后，开口道：“汤军长，眼前局势之紧张想必你也十分清楚。平、律不保，华北危急，倭军决不会止于平津之收获。其日后之战略，中央判定无非南下平汉线、北上平绥线，或两者同时兼顾。为此，、中央决意遏其扩张势头于华北。平汉线有国军数十师，唯平绥方向兵力单薄，要实现我“南扼沧、保，北守察、绥”之战略，先须守住南口。”
汤恩伯平时虽生性豪放，此刻却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蒋介石似乎看出了他的紧张，放缓语气招呼道：“喝水。啊，这个，喝口水。”
汤思伯机械地端起水杯，轻抿一口，听见蒋介石又说道：“13军曾转战察绥，南口、张家口地位之重要谅你也清楚。守住南口，则燕山、阴山无恙，察、晋、绥三省亦安；反之，若失南口于寇军，则放任关内、关外敌寇合流，向南威胁太原，向西瞰制包头。13军乃我国军之精锐，堪负重望，汤军长又是久经战阵之名将，今日在晋军协作下，只要能守住南口十天半月，俟我完成全局布防，则主动可得矣。”
蒋介石又是加压，又是打气，说得汤恩伯煞是激动。
当下，他响当当地向蒋介石保证道：“请委座放心，在下不才，当拼尽全力护卫阵地，完成委座重托。”
“好的，好的。汤军长，形势紧迫，你宜速返部队。记住，全军务必于8月初至南旧一线布防完毕，有什么事你可直接与我联系。”蒋介石最后交待道。
身衔重命，来自边塞的汤恩伯无心再览京城繁华，当晚便搭车回返，奔向第13军所在地——平地泉。别看杨恩伯五大三粗，关键时刻却是粗中有细。临行，他还拉上了两个名人，参谋总部的苟高参和当时声震京沪的名记者范长江。有这二人，军内、军外恐怕无人不知汤恩伯准备和日本人玩上一次真格的。
南口，位于长城八达岭脚下，当时虽是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不大的小镇，但它却是进入察、绥的必经门户。
扼住南口，张家口即为安全之地。而南口——张家口地区，又是冀、察、晋、绥四省和阴山、燕山、太行山三山交界之地。占据此地，一可占据察哈尔，二可西进绥省、迂回大西北，三可洞开入晋大门，控制山西进而俯视华北大平原，如此战略要地无不为兵家所争。
对日军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原因。征服中国乃其全盘构想，征服平津、征服华北也不过徒扩大一块地盘而已。但如果打通绥察通道，使华北日军与关东军连成一片，则日军战略态势顿时能有重大改观。依据中国北方的基地——东北、华北为后盾，日军便有了巩固的后方，有了硕大无比的战略基地。下一步往小了说南下太原、西进包头，往大了说可沿平汉线南下直取武汉，迂回东南，那时日军就将赢得全盘主动。
如果说南口、张家口是遏止日军宏大战略企图得以实现的第一道大门户，那么南口则成了这第一道门户的前哨阵地。背靠长城的南口，顿时成了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场血战势在难免。
北平、昌平，日军迈着新的征服者得意而狂妄的脚步向南口扑来。
南口以北长城外，汤恩伯的13军却遇到了麻烦。
7月25H，汤恩怕派出接防的13军参谋长吴绍周来到了张家口察省省府，就13军接防南口的事宜与察哈尔省主席、67军军长刘汝明将军接洽。听完吴绍周的介绍后，刘妆明先是一脸的惊讶，连称尚未接到命令。在对方多次解释了设防南口的紧迫性后，刘汝明又轻描淡写地说道，“南口目前并无大碍，前晌听说日本骑兵骚扰，但已被我守军击退，现在日军并无大规模活动。”
从刘汝明冷漠而猜疑的脸上，吴绍周清楚地看出了拒绝和不信任。刘汝明是宋哲元的老部下，察哈尔是他多年经营的地盘，眼下中央军的突然到来，显然惊扰了这位地方长官。吴绍周清楚刘汝明在想什么，也没再多说，便退了出来。军情紧急、出来开路却无功而返，回去可怎么交待。吴绍周与随同参谋彭静秋少校商量后决定在张家口先住下来，等等再说。
大战迫在眉睫，但张家口却还是那样地安静、平和。自平律战事爆发后，全国许多城市都封闭了日租界，限制日本人的活动。但吴绍周不但在张家口大街面上见到了身着和服或佩着日式刀的日本人，还听说日军特务机关仍住在天主教堂里。
“这儿哪有一点儿战争的影子？难怪29军在平津败得那么快。”吴绍周怨恨地对身边的参谋彭静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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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67军参谋长杨然来到了吴绍周下榻的旅社。
杨然与刘汝明不同，他并非西北军出身，而是陈诚派给刘汝明的参谋长。
他的到来，果然给吴绍周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刘汝明传话，表示欢迎13军接防。但看来刘汝明疑心未除，以客军入市会引起军民误会为由，禁止13军通过张家口。
吴绍周刚刚松懈下来的心重又吊了起来。
13军南口作战，日后少不了察省地方及67军的帮助。以目前刘汝明这种心态，别说帮助，弄不好会再拖后腿。想到杨然的特殊身份，吴绍周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问道：“南口是敌人必争之地，大战迫在眉睫，刘主席对平绥线上的形势究竟如何估计？”
杨然惨然苦笑着说道：“当然是希望13军立即开来，可有些事是没法明说的，看来也不是你我所能解决的，最好还是你们能想想办法。”
吴绍周摸清刘妆明脉搏后，电示汤恩伯速与南京联系，由南京出面解开这难解的疙瘩。“刘汝明拒绝友军接防，影响抗战”的电文很快便经汤恩伯之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蒋介石颇多心计，见电后批交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处理。
由于刘汝明是过去冯玉祥西北军系经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而冯玉祥此前因蒋介石对日避战，多次公开发表讲话或作诗嘲讽老蒋。今日老蒋有心抗日，而冯的老部下却从中作梗，你冯玉祥该作何解释，蒋介石想在这件事上回击冯玉祥一下。
冯玉祥一向力主抗战，自然更明白蒋介石的用意，见电后当即在原电上批示：“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蒋介石用人之际，看来并不想把事情闹大，更不想拿办谁，当下只有再请冯玉祥从中转圜，让刘汝明赶快放行，并协助第13军沿长城市防。同时电告汤恩伯，中央已派鹿钟麟北上说服刘汝明，13军可先向大同集中，戒备前进。
三转两绕，汤思伯的13军主力直至8月5日才进驻南口，赶筑防御工事。此时，前头到达的13军89师罗芳硅团已与日军战成一团。直至8月8日，汤军全部到位，在准备未固的情况下迎来了日军的全面攻击。
自相猜疑、可悲的内耗使日军在长城脚下从容集结，从容选择攻击方向。中国军未战已失去主动、失去出击日军的先机。
当时布防南口正面的，是王仲廉89师。正面第一线南口车站、龙虎台为最早进入战场的罗芳硅第29团；罗团右侧第一线得胜口、苏林口为谭乃大之530团；罗团身后为正面第二线，由第534团进驻凤凰台、青龙桥，该团身兼师预备队使命；另外李守正的第533团暂时滞留八达岭至三堡一带未用。用师长王仲廉的话说，南口突击点多，开始宁愿让第一线团打得苦些，也不愿日后处处堵漏时无兵可调。他的兵力配置得到了军长汤恩伯的赞同。
汤恩伯、王仲廉都想在第一仗打出中央军的威风、打出13军的威风，摆出了一副与日军长期死拼的架式，这却把罗芳硅第529团推上了油锅。
罗芳硅在谭乃大的协助下，必须顶住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近万人的强大攻势。
前4天血战，两军都把目光集中在南口阵地中唯一的高地——龙虎台上。日军依仗装备的优势。每次攻击前，总是先以日机对龙虎台及南口阵地狂轰滥炸。飞机炸完似乎仍不解气，又以炮兵及坦克火炮集火射击。可怜龙虎台巴掌大块小高地，终日烟尘蔽日、炮声不绝。
529团踞守龙虎台的官兵已不知修复过多少次工事，又不知被夷平过多少次，后来竟无人、也无法再去修复。倒塌的工事里、累累的弹坑中，守军身陷焦土，奋勇还击，死守不退。8月4、5、6三日，日军数千官兵猛攻南口，对龙虎台攻势丝毫不减，但每日除在阵地前弃尸上百外，无法征服这座倔强的龙虎台，无法征服一拨拨增援上去的中国军精锐。
日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
8月了日，龙虎台争夺战更是杀得昏天黑地。从天一放亮直至傍晚，日军对龙虎台的攻击一刻未停。守台官兵几乎一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却击退日军从小队至中队、大队规模不等的数十次攻击，日军死尸堆满阵地前，其中还有1名大佐联队长（团长）。日军见久攻不下，对守台中国军施放毒瓦斯，守军1个加强排碎不及防，全部牺牲，龙虎台终于落入日军之手。
龙虎台一失，则南口一线阵地尽数暴露于日军火力之下，汤恩伯见状大急，指示师长王仲廉收复龙虎台，恢复防御态势之稳定。王仲廉得令，责成第265旅旅长李铣负责收复，但令王仲廉意外的是，他碰到了一个软货。
自龙虎台激战一开始，265旅旅长李铣便很少露面，原来他一直蹲伏在掩蔽部里，外面隆隆的炮串和一阵紧过一阵的枪声令他惊恐万状、参谋、副官见状虽然不悦，但没人敢当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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