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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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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也看不到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死尸。
战斗结束后，在火光照射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子，以及老婆婆、老公公。这种情景在火焰的照射下，更增加一股残酷的味道。
我在突袭行动中，内心激起一股敌忾心，不分男女老幼，见面就一枪刺杀，但等到恢复平常心时，实在不敢目睹这种惨状。到此地步，战场上的一切都疯狂了。随着罪行而来的是军队中流行的性病。在战时大量召集的军人中，有许多人是在国内就患有性病，而且在轮奸行动中，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在占领南京后，性病患者显著增加。
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可以用活人的脑浆来治愈性病的谣言。
有人煽动说：“一定要用活人的脑。中国大陆有数亿人口，牺牲些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究竟帝国军人和士民孰重？反正我们是以杀人为业。杀吧！”于是，喝望治好性病的人都已经变成丧心病狂的恶魔，我就曾经目睹杀人取脑的惨状。
有一次我在南京郊外发现3名军人把一位当地居民抓到一幢废弃的空屋中，活活把那人刺死，然后劈开他的头颅，取出血淋淋的脑浆来治自己的性病。从外表看，他们都在有妻室的年龄。他们的妻子万万想不到自己所信任的丈夫，竟会做出这种事，还以为他们是在参加圣战而感到光荣。然而，我没有勇气跑过去加以制止。战争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残酷下去吗？如今虽然已事隔多年，回想起来，我还是一样地不寒而栗，永远也无法抹去心中的这一层阴影！
屠夫的最后下场：谷寿夫伏尸雨花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和野蛮的搏斗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当人类文明大踏步地跨进崭新的20世纪的时候，人类文明和创造现代文明的人类自身却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摧残。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而其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无数城市田园成为废墟，使无数生灵遭到涂炭。
在由德意日三国法西斯挑起的这场世界大战中，举世公认的最残酷的法西斯暴行，要数纳粹德国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屠杀。但是，正义的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最大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其野蛮、残酷和暴虐程度却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主要是用一种方法，也就是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肆意屠杀。其实，从屠杀的方式上看，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是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结队地随时随地的屠杀，而且在屠杀之前大都对被屠杀者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摧残、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屠杀方法包括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剜目割鼻、刺穿阴户或肛门，真是五花入门，残酷之极骇人听闻。所以南京大屠杀应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极端发展的必然产物。
早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幕府时期，武士封建主就逐渐形成军事独裁政权。到12世纪，日本封建主阶级中形成了武士阶层，在武士阶层的基础上，形成了军事独裁政权——幕府，天皇实际上成了傀儡，延续了近700年的幕府时期，奠定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统治政权中的地位，同时，武士阶层中形成的以效忠统治者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的野蛮的“武士道”精神，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精神工具。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统治阶级把这种“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封建忠君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
在“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和驱使下，无数日本青年成为统治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成为这种“武士道”精神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惨死在日军刀下的义和团志士的鲜血、日俄战争中日军旅顺口大屠杀，直到抗日战争中日军南京大屠杀，累累白骨，笔笔血债，记录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了。
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是由日本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
众所周知，日本为实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野心，不断在中国制造“事变”，挑起战争。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13日，又制造了“上海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当局提出了“2周陷大同，1个月占山西，10天得上海，4周陷南京”，“3个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确定了“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日本当局以为攻陷南京，中国便会丧失斗志。所以自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京。1937年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确定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便说明，在加强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又策划在上海、青岛等地制造借口，扩大侵华战争。而上海是通向华中的门户，一旦被攻破，就“打开了通向中国首都南京的坦途。”
1937年8月13日，日军制造了“上海事变”。8月15日，松井石根对日本首相表示决心：“只要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1937年8月16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临时命令第452号》，其中就附有《上海及南京附近军事地志概说》。可见，日本当局早在攻占上海之前，就在策划对南京的进攻，并把进攻上海作为进攻南京的第一步。
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军事形势，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1937年7月以前，日军在中国境内的部队只有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后，立即于7月11日决定，从日本调3个师团、从朝鲜调1个师团，前往中国。7月27日下令动员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3月31日，撤销中国驻屯军，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军和第2军。9月11日，组成上海派遣军。10月29日又编成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新从本土调来的第10军。短短的3个月，日本便把15个师团投入到中国战场，华北7个师团，华中8个师团，兵力竟占日本准备动员30个师团的一半。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1月14日，属上海派遣军的第16师团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11月19日，第10军主力占领嘉兴。至此，松井石根的作战任务由原来的“保护侨民”变换成“挫败敌人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
“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怎样才能“迫使中国屈服”呢？那就是使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日军首脑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由于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日军首脑者的意图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由此可见，攻占南京，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这就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悉知针对中国首都南京而策划的恐怖活动”。
松井石根完全了解日本最高当局的意图，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余须谨奉大命，全察圣旨所存，惟仁惟威，举所谓破邪显正之宝剑诛杀马谡。”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则进一步证明，他便是南京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在该《纲要》中说：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行扫荡。”
什么是“扫荡”呢？经过八年抗日、倍受日本法西斯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日军“扫荡”的含意。抗日战争中，日军把对中国人民施行极残酷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称之为“扫荡”。日本出版的《广辞苑》解释得很清楚：“扫荡——铲除敌人之意。”
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在日军的眼里，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
于1937年10月29日正式编成的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上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朝香鸠彦，第10军司令官为柳川平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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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101师团守上海外，华中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兵分3路进犯南京。
12月1日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
12月5日，朝香鸠彦到达前线，听取了第16师团长中岛的汇报。中岛对他的上司讲：
“日军已攻破了南京周围所有环形防线，约30万人左右的中国军队大概就要全部被包围，逃不出南京城了。”朝香鸠彦听后，回到司令部“发出一连串由他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有‘机密，阅后销毁’的字样。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杀掉全部俘虏”正是日本当局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的具体体现。
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是执行得十分彻底的。师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的日记；旅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的作战日志；联队以下部队中，有当时的战斗详报。这些历史资料均无可置疑地证明：军以上司令部确有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而且各部队都传达贯彻了，将俘虏一批又一批地集体杀掉。
南京城12月13日失陷。日军进城后，即按着松井的作战纲要，开始扫荡。下边是中岛12月13日的日记摘抄：“扫荡俘虏”
……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16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两要塞逃过去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1000、5000、1万之众，解除全部武器都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这帮人一旦闹事，将难以收拾。”
“故而用卡车增派部队，对其进行监视和引导。……”
“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7，000～8，000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处理掉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师团一级指挥官都说是上级的方针，并带头执行，为“处理”俘虏而绞尽脑汁，这就有力地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犯罪。
日军就是以捕杀俘虏为名，挨家挨户捕杀居民、闯进国际难民区对难民进行“甄别”、“审查”，诬难民是俘虏，成批成批地抓捕，然后将我同胞集体杀掉。中岛日记中也露出日军不仅屠杀俘虏，而且屠杀普通居民的蛛丝蚂迹。由于“进城扫荡时连技师和工人都处理掉，造成无人开动机器”，而使南京长期断电断水。
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幕府山俘获14，000名俘虏，山田旃二旅团长“对处理俘虏深感头痛”。下面是书中的原文：
“这一天，军司令部派宪兵军官检查俘虏是怎样处置的，山田少将陪着看了成群的俘虏。山田少将问：‘喂，杀掉他们吗？’因在此之前刚接到参谋长‘杀掉俘虏’的命令。……”
上述的上万名中国俘虏，就在军参谋长这一道命令下，全部被“处理掉”了，造成了南京大屠杀中最大的“草鞋峡惨案”。下面是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详报：
“下午2时0分，从联队长处接到如下命令：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各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宿营地东西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监禁室周围必须配置重兵警戒，将俘虏带出时，注意绝对不能让他们有所觉察。各部队应于下午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根据这份战斗详报，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俘虏全部杀掉”的命令确有其事；（2）这项命令经师团、旅团、联队，逐级传达，一直到大队、中队；（3）各级部队都贯彻实施了。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下达的“俘虏全部杀掉”的命令，被全军上下贯彻实施了。日本侵略军就是在这道命令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当日军进攻南京的先遣队已经接近南京城垣时，松井石根在苏州的司令部里对他的部下发布了大开杀戒的命令：
“南京乃中国首都，占领南京是国际事件，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皇军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这道“发扬皇军武威，使中国畏服”的命令，对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针。
自从8月23日在上海滩登陆起，苦战恶战接连不断。攻占罗店用了20多天，攻占大场更激烈，用日军军史参照，相当于日俄战争中尸横遍野的203高地战斗，是伤亡惨重的一场恶战。据日本方面统计，近3个月的上海战役，日军阵亡9115人，伤31257人，兵员损失数相当于最初投入上海战役的部队的编制。日军在攻占南京中阵亡的官兵，比上海战役中阵亡的还要多3000人，不到4个月，松井石根把21300名日军送进了地狱。
据说，绝对服从和绝对自信是日军的两大特征。被压制的士兵只有压制比士兵更软弱的人才能满足他们的兽性，犹如畏服老虎的狼只有吞食比它更软弱的羊才能满足野性一样。无视自己生命的日军自然更无视别人的生命。在攻占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日军普遍的伤亡以至绝望大大地强化他们上述的战场心理。当时任日军坦克小队长的亩本正已提供了这样的材料：“许多战友眼见首都南京的灯火在前，却饮弹倒下，见此情景，使人不禁抱尸而哭。”
“攻克南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一战，立功的时候到了！”“干吧，最后一拼！”
当年制造和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恶魔元凶们，当他们手舞屠刀在南京疯狂杀戮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最终将成为他们葬身的坟墓。
上天居然如此有眼，它没有让那几个曾经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恶魔在战争中殁命，而是让他们活着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曾被当时的日本报纸誉为“勇士”的第16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的副官野田岩和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10年后的1947年12月，他们竟被押到当年恣意杀人的地方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他们手上没有了军刀，自然失去了挥军刀时的那种武威。35岁的矮个子的野田岩4个月前在日本被捕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算10年前的这笔血债。当像军刀一样闪亮的镣铐锁住他的手腕的时候，这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鹿儿岛人可能没有想到会被押送到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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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大1岁的向井敏明是9月2日在东京被捕的。这两位创造了“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是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引渡到中国来的。犹如10年前他们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到中国来作战一样。审判官龙钟煜审讯野田岩的时候，野田岩连连摇头否认与向井敏明有过什么“杀人比赛”。
审判官向他出示了10年前的一张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照片记录了他们超纪录的这场“杀人比赛”。这张作为证据的报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寄来的。
野田岩看了一眼，说：“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野田岩全然没有25岁时的那种勇气。他想抹掉这笔血债。他认为，军刀上的血早被他擦干净了。
留一撮浓密的八字胡子的向井敏明是11月8日关入南京小营的战犯拘留所的。第二天就审讯。他也否认与野田岩进行过“杀人比赛”。审判官提及《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新闻时，向井说：“为了回国后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消息。”经过辩论，法庭认为向井敏明有与野田岩杀人比赛的罪行，是同类案件，应该合并公审。12月18日，南京人民参加了对这两个杀人魔王的审判。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当拥挤的法庭内外的南京市民听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声音时，有的鼓掌，有的叫好，有的竟然哭起来了。
与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还有手待“助广”军刀斩杀了300个中国平民的日军第6师团45联队大尉、42岁的中队长田中军吉。虽然在初审时他一再申辩没有杀人，但在检察官出示了他持刀杀人的照片后，他低下了头。1947年12月18日，是侵华日军在草鞋峡集体屠杀南京军民5万多人10周年的祭日。
5万多冤魂听到了这报仇雪恨的枪声！
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正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房间里翻阅战犯的案卷。随着一阵敲门声，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
“中国政府来电请示盟军总部，说中国公众情绪非常激烈，政府压力很大，要把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梅博士个人意见如何？”
梅汝敖作为中国4万万5千万同胞的代表，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代表，自然支持和理解国内公众的心情。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理应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此时此刻，法官的正义感和民族的自尊心一齐在梅汝敖胸中奔涌：“应该满足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要求。”
卡本德点了点头，他转而说：“我担心的是中国法庭能不能给谷寿夫将军一个公平的审判。”
“这点尽可放心。”梅汝敖回答：“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级和丙级战犯直接受害国有提出审判的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
已经从侵占南京时的第6师团长升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谷寿夫，在巢鸭监狱中关押了半年后，于1946年8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被引渡到中国上海战犯管理所。
谷寿夫是日本昭和军阀中，惯于冲锋陷阵，生性残暴不仁的一员悍将。远在清光绪30年（1904）日俄战争时期，即已从军，在我国东北与俄军激战中为日军立下功勋，从此在日本陆军中不断擢升，青云直上。
8月，对于谷寿夫来说，是他军人生涯中难以忘怀的月份。1928年的8月，47岁的谷寿夫作为日军第3师团的参谋长，第一次带领士兵横渡太平洋，踏上了他和他的部下早已向往的土地。那时，他的部队占驻在山东半岛。9年后的1937年8月，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受命从日本熊本出发，第二次渡海入侵中国。他率领部队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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