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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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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岛。9年后的1937年8月，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受命从日本熊本出发，第二次渡海入侵中国。他率领部队先在永定河与中国军队作战，然后侵占保定、石家庄和大沽口。
11月，在柳川平助中将的指挥下，他和牛岛、末松师团杀到了杭州湾。登陆后，他们升起了高高的汽球，汽球下拖着一条长长的标语：“日军百万于杭州湾登陆！”那天阳光像金子一样闪亮，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海水。他们没有受到一兵一卒的阻击，很快切断了在上海战场的中国军队的退路。接着，谷寿夫部队沿湖州——广德——牛首山，直插南京的雨花台和下关。13日凌晨，谷寿夫率领他的士兵杀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他们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把六朝古都变成了火海、血海和苦海。
大海掀起了怒涛。船颠簸得很厉害。1946年的8月，谷寿夫又一次渡海到中国。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航行。
谷壽夫在法上接受審訊
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又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3天，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开始了对谷寿夫的讯问。谷寿夫承认11月13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但否认在南京有大屠杀的罪行。
谷寿夫写了一份《陈述书》交给法庭，他说：“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我第6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没有任何关系。”
他把两手的血迹抹得一干二净。事实是，谷寿夫部队驻在中华门的11月13日至21日，正是南京大屠杀的高峰。当时的中华门内外，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事实是铁，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附近的人民揭发谷寿夫部队的罪行。压抑在心底的仇恨火山爆发了！尸骨未朽，伤痕犹在。男女老小纷纷揭发和控诉。中华门外雨花路第11区公所内临时法庭里，有的慷慨陈词，有的痛哭流涕。1000多位证人，证实了谷寿夫部队烧、杀、淫、掠的罪行450多起。
屈死的30万冤魂在地下沉默了整整10年，如今，他们就要面对杀害他们的凶手发出无声的怒吼！法官、法医和当年埋葬死者的红十字会成员一起来到中华门外，寻找荒草下面埋葬的遇难者尸骸。
电影摄影机在不停转动。闪光灯像闪电似的给大地刷上了一层又一层惨白。穿着白衣的法医轻轻地从黄土里捧起一个又一个的头颅。头骨上多有刀伤，一道被砍裂的缝隙中，仍有暗红色的血！
检察官满怀民族的义愤，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对战犯谷寿夫提起公诉，并请处以极刑。
接到起诉书的副本后，谷寿夫害怕了。作为与中岛今朝吾、牛岛贞雄、末松茂治等师团长共同纵兵大屠杀的战犯之一，他感到罪责难逃。他想摆脱罪责。他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写了一封要求“宽延公审”的《恳请书》。可是已经晚了。
1947年2月6日下午2时正，中山东路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地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长长横幅。从法庭拉出来的有线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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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殿式的大礼堂今日分外威严。红墙筒瓦，飞檐画栋。绿色的屋脊上，蹲伏着八头形态生动的野兽。高大的宝塔松华盖似地挺立在礼堂门口。庄严的审判席设在礼堂的讲台上，台下分别为律师席、证人席、通译席和被告席。四周挤满了2000多位旁听的群众，全副武装的宪兵肃立着。
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将身体矮胖的谷寿夫押上了法庭。谷寿夫一脸漠然麻木的表情，他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正襟危座，蓄着东洋小胡子，身穿便服。他貌不惊人，语不出众，谁能想到，他身上背着10余万惨遭屠戮奸杀者的血债。
检察官陈光虞首先宣读了浸满石头城人民血泪的起诉书。
审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谷寿夫矢口否认。他从公文包中取出拘留所里想好的辩护词：
“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没有的事情。有伤亡的话，也是难免。”
谷寿夫自称为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从不参与。他滔滔不绝地推托罪责：“我的部属，除了作战外，没有擅杀一人。”石庭长大喊一声：“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
法庭静极了。人们屏息着，千万双目光注视着。
宪兵两人抬一个麻袋，把一袋又一袋的中华门外发掘的人头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个一个的头骨堆满了长长的桌子。无言的白骨使人毛骨悚然，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怒狮狂吼！
谷寿夫呆若木鸡的站立着，他惊呆了。
旁听的人们目睹这惨象，一个个咬牙切齿！
人们又回到了1937年暗无天日的岁月中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宣扬他们武威的影片重现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历史。许多人闭上了眼，有的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们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他们害怕喇叭里那撕裂心肺的怕人的声音，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不堪回首那血淋淋的日子！
7日、8日继续传证和辩论。80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走上法庭，男女老少，面对面地责问民族的敌人！
1947年3月10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庄严判决：
“被告谷寿夫，男，66岁，日本人，住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53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
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被告谷寿夫，于民国26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与侵略战争，与中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始于是年12月12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队进城，留住一旬，于同月21日，移师进攻芜湖各城，已经供认不讳——及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关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之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罪，就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10万众，更以剖腹、袅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照炯戒。”
1947年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防字第1053号卯有代电称：“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一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45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第二天，古城南京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20里长街两旁，人山人海。受尽了苦难的金陵市民，扶老携幼地争看杀人者的下场。长满青松翠柏的雨花台，是谷寿夫当年攻占南京中华门的出发地，也是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疆场。谷寿夫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押着五花大绑的谷寿夫走下囚车。
1947年4月26日中午12时45分，一声清脆的枪声，跪在地上的战犯谷寿夫倒下了。无数抗日英灵和30万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目睹了他们的仇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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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的阴魂真的随风飘逝了吗
当法西斯们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已经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死亡的绞索，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吹响胜利的号角，法西斯分子的末日到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1月19日，作为盟国最高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特别通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与实行“三光政策”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土匪将军”士肥原贤二、挑起“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东京市谷高地的积木式的日本旧陆军部的礼堂，这个策划侵略阴谋的帝国大本营，变成了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法庭。昔日在这里气吞东亚、飞扬跋扈的帝国将军们，今天被盟军宪兵从巢鸭监狱押到这里，接受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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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的国旗像森林一样竖立在审判席上。各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公理与和平，肩并着肩坐一起。中国法官梅汝敖博士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中间，他的右边是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的韦勃爵士，左侧是苏联法官叶阳诺夫将军。
法律是公道和人道的。每一名战犯都有两名不同国籍的辩护律师，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美国人。
审判一开始，中国的法官们就遇到了困难，坐在审判席上的11个大法官意见并不一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噢先生回顾：“那时美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蓄意袒护日本战犯。他们认为除了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要判处死刑外，其它都应从宽发落。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法庭上和我们捣乱。”铁肩上担着人间道义和民族希翼的中国法官们，处在内外交困、束手无策的境地。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完全依附干美国，提出了对日本战犯应该“以德报怨”、应该“优惠”，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恕道精神，作为法庭证人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只会讲“日本兵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空话，被各国法官当作笑话，有人要把他拉下台去！
这场长达两年半的马拉松式的审判在艰难中进行着，在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们的强烈抗议下，法庭终于开除了两名最捣乱的美国律师肯宁汉和施密士，审讯终于得以继续进行。
中国的法官们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一次又一次地计议。他们抱定了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的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个日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了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33岁的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示。他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我要依法办事。”他带了两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1946年4月29日，千瘦而矮小的松井石根，失去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时的那种武威。他低着头，在身材高大的盟军宪兵的押送下，与其它甲级战犯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检察官的起诉。
起诉书包括3类一共55项罪状。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38项。回到狱中，他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一天的《狱中日志》上，他写了这样的话：
“南京事件仍同余相关之主要问题，然亦指责其他众多人员为共同责任者，而对作个人不特别予以追究，实为奇事。将来欲作为所谓杀人问题另行审议乎？要知，起诉书所述之内容，纯系推断，至于将以何种证据追究责任，应视今后审判之进行予以判明。须为适时进行辩解而作准备。”
松井石根充满了幻想，也充满了优虑。他是老资格的大将，他在谋划：该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辩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松井石根惊愕了。金陵大学卫生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
“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和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
日军的暴行太多了！梅奇牧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百多件罪行。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和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唇枪舌剑地干了起来。
很明显，美国的布鲁克律师站在被告一边，他极力想宣告松井石根无罪，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责难梅奇，然而梅奇说的都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梅奇牧师还述说了一段令堂堂“皇军”脸面扫地的丑事：
“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3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奸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子，另外就是想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他一次，但每次都是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0元纸币。他得到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的从我的后门窜出去了。”
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耻笑这个日本兵丑态。
被告席上的战犯也失声笑了起来。松井石根被弄得啼笑皆非，一副尴尬的神态。
法庭里一片黑暗。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罪行一一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声。一片尸体。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栗。被刀刺死的婴儿……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仅听取证人证言和双方对质就持续了20多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暴行报告、书信及《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在法庭上一一宣读。虽然篇幅冗长，要把英文翻译成日文或者中文翻译成日文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法官们很认真地倾听着，每天都有上千人参加旁听。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搐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节目。
松井不服。为了否定这许多事实，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侵略”这个罪名。他在狱中写了《对检察官季楠之意见书》。
在这份材料中松井石根为自己辩护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关于南京大屠杀，他用一句话全盘否定：“季楠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
松井石根的辩护词是多么冠冕堂皇。大日本帝国出动飞机、军舰和百万大军侵略中国，竟然是为了“帮助”中国“解决”国内各种思想的纷争。
法庭控诉和辩论在交替进行着。英国人皮待？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一个接着一个站到庄严的证人席上。
除了这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的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30人的宣誓证言66件！
审判席上的检察官提问了：
“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
“见到过。”他说。
“你采取过什么行动？”
“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
“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石根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说：
“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
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石根哑口无言。
最后，法庭终于作出了庄严的判决：
被告松井根据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第35项、第36项、第64项和第65项罪状被起诉。
松井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晋级为大将。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在关东军及参谋本部的服务在内。显然他与设计和实行阴谋者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认为他是知道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的，但是就向本法庭提出的证据来看，认定他是阴谋者是不合理的。
1937年和1938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实行侵略战争有关。为了要使根据罪状第27项判决他为有罪是合理的，那么作为检察方面的义务，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其战争性质的推论是合理的。但是检察方面并未曾如此做。
松井在1935年退役，于1937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澈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绝对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高潮时，即12月17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5至7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像是理所应知的。在为他的行动辩护时他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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