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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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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参谋长，你马上通知孙、李各部，视情况摆脱敌人，向鄂北撤退。另外通知三关守军，一定要死守阵地，就是战至一人也不许撤。”
说完，他一把撸下军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咬着牙恨恨地咒道：“胡宗南这狗东西，我要向军委会告他。”
李宗仁说到做到，当下便向军委会投书，状告胡宗南不听命令，擅自西撤，致5战区主力大军陷入被动。
但李宗仁的报告送上去后，再没听到回音。苦干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大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5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自恃天之骄子，目无军法。但蒋介石却没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决心和远见，李宗仁想扳倒他，谈何容易。
胡宗南可以如此，但那些非蒋“嫡系”的杂牌军将领却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枪毙的167师师长薛蔚英等将军自不必说，就是在罗山浴血苦战多日的124师师长曾元少将，也险些屈作蒋介石军法的刀下鬼。
124师罗山之战是有功的。但战事后期，胡宗南不仅撤走了罗山一带主力部队，甚至连支援作战的炮兵也一并撤向信阳。124师苦战几日，无一兵一卒增援。相反，军团主力的撤走，使日军迂回到罗山以西。如不及时撤退，124师也许将成为会战中唯一一个被全歼的师。
但第2年夏天的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的会战检讨会足开了7天，逐个战场追查责任。曾师长作梦也想不到追查到信阳、罗山失守之责时，矛头会指向他头上。
起初曾师长还算镇定，但随着矛头越来越指询124师，随着胡宗南无事一样地一言不发，随着蒋介石口气的越来越严厉，曾师长浑身越来越发冷，心越发往下沉。
身为川军将领，曾师长知道蒋介石的假牙缝里随时都能挤出个“杀”字。至那时，他就是做了冤鬼也说不清。他几乎是带着哭腔一再解释全师的撤退实属无奈，但蒋介石就是抓住罗山不放。曾师长几乎都绝望了。
还是老上司孙震出面说话，并再三担保曾少将，请蒋介石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样，曾元才以记大过二次保存了性命。
从此，22集团军的川军将领恨透了胡宗南。对蒋介石歧视地方军的做法也极度痛愤。表面上虽没人敢说，可人人心里都闷出了满肚子官司。
多撑几天倒成了罪过？川军不服。赴会的国民党军数百名团以上将领中，那些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也替他们打抱不平。但同时，他们更为自己哪一天可能突然飞来的横祸而担忧。
抗战一年，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也屡次三番大喊严明军法，整饧军纪。但为申明军法而枪决一些临阵畏缩的将领时，几乎总有一幕奇特的场面，令国民党神圣的军法惨遭亵读，黯然失色。
抗战中被处决的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将领韩复榘临战退缩，失地千里，不毙不足以平民愤，鼓士气。但在华北不战而逃，日退百里，获得“长腿将军”骂名的刘峙，为何却逍遥法外，仍居军职高位？
胡宗南无视战区长官命令，擅自西撤，致使信阳和鄂北三关尽失敌手，武汉震颤，这失职抗命重案为何不咎，却抓住个曾元不放？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一次就撤职查办、枪决处死了41名作战不利的旅长以上将领。可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呢？
这当然不是说地方杂牌作战不力。事实上，在初期惨烈的抵抗中，地方军虽然装备极差，但战绩丝毫不逊于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淞沪会战10个战绩优秀师中，一半以上是杂牌；临沂、台儿庄大捷，几乎由杂牌军一手包办，汤恩伯军团还是在李宗仁软硬兼施的催逼下，才给了日军最后一次打击；武汉之战，万家岭大捷的神话，也几乎全为两广将士写成。
杂牌支撑了中国的抗战，支撑了国民党军，也支撑了曾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
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畸形的国民党军法对他们最为严酷，而且也只对他们。三军征战，不可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无形中也成了蒋介石维护统帅形象的饰物、点缀，只是这点缀必须用血来维持，代价太大。
蒋介石家事重于国事，私心重于公心。他一世爱耍小聪明，却无领袖伟人之胸怀。他得到了“嫡系”，却失去了军心、民意。
解放战争到来，一切因果报应便顺理成章地接踵而来。当成师、成军的国民党官兵背叛了他，投向毛泽东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一边时，他终于醒悟过来。但一切都像随风飘过的烟云，永难再返。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靠“嫡系”打下了江山，但最终也是“嫡系”害了他。国民党百万官兵大投诚，不仅使他失去了部队，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信心，意念。
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毁灭绝非偶然。
可悲的军法，一个被个人意志强暴地蹂躏、失去丝毫公正的军法。
争抢头功眼光短浅
日军再蹈徐州覆辙
10月中上旬，万家岭战场沉寂下来。淞浦师团长虽率近千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106师团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师团，已不复存在。
但出乎中国军意料的是，10月中旬，日军突然分兵华南，以一个舰队加2个陆军师团的兵力，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部战前准备不周，抵抗无力，不出10日，华南重镇广州便陷落日军之手。
海外支援中国战场的南大门被封闭了。武汉即使守住，也失去了战略价值。
10月11日，冈村宁茨军司令官渡过长江，来到了盘踞田家镇的第6师团部。他在田家镇的突然出现，预示着江南及至整个武汉战场将面临一个突然的变化。
冈村中将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事到如今行此下策，也是万不得已的事。
他要改变11军的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进取武汉。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东京的军部要员看自己的笑话。
促使他下决心的是淞浦第106师团在万家岭的覆没，但又不仅仅如此。江北大别山，东久迩第2军已接近信阳、宋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而他的第11军主力，仍在南浔线上被薛岳死死缠住，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第6师团虽一路顺利攻下田家镇，但因损耗过大，又无后援，无法向武汉方面挺进。
会战至今，他不能不承认，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的恶梦更让他大丢其丑。他甚至在战场上就已听到了师出华北，又倾向于华北军的现任陆相板垣，和军部那些“北进派”高官们幸灾乐祸的笑声。这曾一度难煞了他这个颇讲职业修养的日本军人。
改变战略，把主力投入第6师团方向，自然有利于11军急得头功，早日进入武汉。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这种破坏战役协同的后果。合围如果不能达成，几十万中国军主力将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
但不改变战术，南浔方向尚看不出能击溃薛岳这20多个中国精锐师的迹象，战事久不能决，拖了全军的后腿，对他这个老军人来说也是耻辱。
司令部里，冈村宁茨绕室彷徨，思前想后，就是拿不定主意。
焦躁烦恼，使他对薛岳既痛恨又无奈，怎么偏偏碰上这么个冤家对头。
10月10日，淞浦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尤如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倒。这是他几十年指挥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惨重失败，从未遭受过的耻辱。
但这一棒却打醒了他。失去的，毕竟像眼前的长江之水，永远流去，但尚能把握的机会，却不该再从眼前消失。尤其11军参谋长的一句话，他更是认为说到了要害：“你要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眼前的一切过也就不为过了。再说东京方面并不了解中国军人的不同，他们是永远不会相信薛岳将军的战斗精神……”
说的不错，如果再不改变战术，即使最后击溃了薛岳的主力，东京军部并不会认为他比波田干得更漂亮，虽然波田一个旅团击溃的是十余个师的杂牌军。想到此，冈村打定了主意。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波田支队，如果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11军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的。
冈村宁茨是个不错的军人，但仍未能摆脱名利世俗。南浔方面虽仍与薛岳部接触，但冈村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田家镇的稻叶师团，先后3次得到加强的兵力超过万人。补充的新锐，战斗力甚至已超过第6师团本身。
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转眼得到3个支队的加强，兵力大增至2万多人，于10月中旬重又发动进攻。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5战区的军、师将领，都已成惊弓之鸟，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军残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眼，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一个小小的牛岛支队，就撼动了江北第5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算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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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夜，一路未遇激战的牛岛支队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突破中国守军防御，22日，身材粗矮强壮的牛岛满少将趾高气扬地率队开进浠水城区。
武汉一时震颤。
22日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茨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逃军对战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该支队不负第6师团先锋的称号，向黄陂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主力。
冈村与东久还争功，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老军人，他没忘了自己的职责，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国军，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当即派佐野联队长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阵脚。后撤的中国军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佐野大佐颇有斩获，仅野炮就缴获了80余门，这个数甚至比日军1个甲种师团的火炮总数还要高。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对付散兵游勇有余，要想成师、成团地围吃中国军后卫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第2军尚未前出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一条通向复生的道路。
直至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才打下河口镇，与东久迩第2军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中国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退去。
冈村宁茨的权宜之计最终没有得逞。常言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冈村既然争得头功，先进武汉，就必然有第6师团的孤军突出，惊动天皇裕仁垂涎欲滴的几十万中国军主力，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冈村宁茨虽然出色，但仍难免世俗名利的缠绕，并最终为此所累，失去了一呜惊人的战争良机；
东久迩宫稔彦王，身为助攻军司令官，所部攻势凶狠，反客为主，体现了日军能征善战的特点。但第2军身为助攻部队，没能与冈村的主攻军密切携手，仅以匹夫之勇独自猛攻，也是缺乏远见的近视战术家；
田俊六大将，虽为武汉战场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任由第11军中路突出而未加节制（事实上，第6军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导致全局失调，结果使李宗仁再次循徐州足迹，从日军铁网中安全澈出数十万大军。
李宗仁虽未能再扭转武汉战局，但再次安然撤出被围大军，也算是再创奇迹。
这奇迹是冈村、田俊六、东久迩，是日军战场统帅目光浅近，胸无大略所带来的。
李宗仁是中国军虎将，却也是员福将。
据战后中国军战区一级官长、幕僚总结说：“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田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陨汉两水的交通。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喜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力量，一定受到严重损失。综观武汉会战，我100多个师，日军没有歼灭我们任何一个整师，相反，我们对日军第106师团却给予了歼灭性打击。”
这份总结说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后期，数十个中国师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没的经历。但日军太注重功利，太看重近在咫尺的武汉空城了，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中国整军、整师的机会。
武汉后期打的是一场乱战，无论对中国军还是对日军。乱战中，奇异的场面自然层出不穷。
黄陂东侧，佐野的快速支队突然杀出，顿时使撤退的中国军乱了方寸。但佐野大佐看着漫山遍野的中国溃军，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各中、小队枪炮，截击守军的忙着截击，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原地傻等着。佐野支队自己也是阵脚大乱。
花了大半天时间，佐野大佐才把部队重新稳定下来。排好兵阵，他拉上部队又向西追击，想多截留些中国溃军。但留下看守近千名俘虏的，只有一个班八九个人。结果中国被俘官兵在1名中校的带领下，一阵哄乱，打死2个看守的日军士兵，向北面山林逃去。
佐野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与佐野大佐比较起来，东久迩宫稔彦王放走的就不再是鱼虾之流，而是曾使他吃尽苦头因而一心想吃掉的一条大鱼——宋希濂的中央军精锐第71军。关于71军2万人马摆脱险境的前后经过，还是听听宋希濂将军本人的说法：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亡约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敌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5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应为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两万多人（我所指挥的36、88两个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左翼的61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87师及直属部队，以4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3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一）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华园向孝感方面去了；（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三）友军的第44军萧之梦部，约有两个团和1个山炮连及没有眼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水、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在敌人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俟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第87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行进。
“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入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2千多包（每包200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一）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二）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三）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地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2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要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队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喜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各来电表示感谢。”
比起宋希濂，第5战区司令长官，被日军和西方军事家评价为“狡猾的南方将领”的李宗仁上将的经历甚至更惊险、更幸运。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率长官部自夏店撤至平汉线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到达陈村后，长官部与刘汝明将军的68军突然失掉联系。
入夜，李宗仁绕室彷徨，心绪烦乱。他既为68军担忧焦虑，更惦念武胜关、平靖关的安危。两关若失，就不是68军能否撤出战场的事了，也许将有数个军、数十个师被日军截住。焦虑烦躁使他辗转反侧，终不能眠。他披衣而起，来到户外。夜幕下的陈村静极了，只有偶尔传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荡。此刻陈村尚未沦陷，应该是安全的。
但空旷的静谧和黑夜的大幕，像裹着的死神向地压来，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李宗仁是个很相信第六感觉的人，越静他越是觉得不安，觉得不妙。当下，披衣向屋内走去，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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