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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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捆住手臂，眼睛蒙上布条，我感觉自己像只结实的粽子。我什么也看不见，任凭一些很粗重的手在我背上推来搡去。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黑帮手法，为的是怕俘虏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秘密。我浑浑噩噩，大脑一片空白，只嗅到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人体汗臭味，还有枪械的机油和冷冰冰的铁腥味。我猜想那是一些体格粗壮的男人，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个神情沮丧而又可笑的俘虏。我绝望极了，四肢痉挛，就像怕冷一样打起抖来，如果此时有人对我头上开一枪，我相信自己一定麻木不仁，一点反抗都没有。
　　人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多么身不由己！不知过了多久，我磕磕绊绊的脚步停下来，我感到脚下被什么东西又绊了一下，很硬，可能是门槛，所以我判断被带进一间屋子。屋子的空气滞重而闷热，散发出浓重的烟草味。一双手替我解下蒙在眼睛上的布条，我终于看见一束亮光，那亮光像太阳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等我渐渐适应光线，周围的东西清晰起来，我看见屋子里有桌子，椅子，也有床，有家具，不像审讯室，也不是地下室，那些地方容易让人引起恐怖联想。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背着武器，都默不作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本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想到自己不会当地话，就忍住了。
　　屋子外面响起脚步声，一个人噔噔地走进来，带来一股外面的山风和草木气息。我猜想这人是个头目，他穿一身黑衣服，没有带枪，也没有坐椅子，而是坐在桌子上。那些带武器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说明他的地位在他们之上。头目背对我，低头点燃一枝香烟，喷出一口烟雾，然后把脸转向我。
　　我觉得做了一个梦，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太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真实。这是拍电影？幻觉？还是明明白白的生活？
　　他的脸上现出惊愕的神情，这种吃惊一点不亚于我这个绝望的俘虏，他和我的问号都写在脸上。
　　我们几乎同时说：“怎么……是你？”
　　关于这个神秘的朋友，许多性急的读者会猜测他是谁，但是请原谅我暂时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因为这将危及和损害他所从事的特殊工作。谢天谢地，他的奇迹般出现拯救了我，使得这天晚上的惊险故事发生戏剧性转折。他居然眯缝着眼睛，用警察那样的口吻教训我说：“你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要是今晚我不在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情报局？缉毒局？国家安全局？他根本不回答我的问话，吩咐手下人马上送我回美斯乐。我抗议说你们把我相机摔坏了，你得赔我，不过不赔也可以，你得让我重新拍几张照片。他冒火地说，你再到河滩上看看，还有什么尸体吗？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我气坏了，我说你妈的还算朋友吗？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你把我的计划都毁了！他也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瞎掺乎什么？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行动？联合国禁毒署都来了人！……你快走吧，不要对任何人讲你看见什么，不然最好结果也是驱逐出境！
　　我被吓住了，驱逐出境不是好玩的事情，这才乖乖出了门，不敢再提非分要求，我自以为聪明的偷拍计划终于以失败告终。当天我即被一辆汽车送出满星叠，路过小桥的时候，明晃晃的阳光下，果然什么尸体也没有，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美斯乐，我简直累坏了，就像从地狱回到人间。焦昆见我安全归来，显得很高兴。他主动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坤沙确实受人爱戴。泰军进攻满星叠，许多人自动拿起枪保卫家园，当时他在大同学校教书，亲眼目睹那场壮烈战斗。
　　第二，坤沙被人栽赃陷害。他虽是毒贩，并不是外面传言那样，他做了许多好事，造福掸邦老百姓。这次向缅甸政府投降，换取政府向掸邦自治作出重大让步，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我牺牲，不然他本来可以稳稳当当享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富翁之一。
　　我觉得有些啼笑皆非。难道我冒着危险，不远万里跋涉而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救世主么？
　　关于坤沙向政府投诚的原因众说纷纭，据刘舟所言，他与张苏泉女儿张××女士一直保持较为密切联系。他说，一是张家军内部权力之争，张苏泉重用汉人军官，引起掸邦军官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多次内讧、叛乱和哗变，直接导致张家军衰落。二是与佤邦军作战不胜，节节失利。三是国际禁毒压力增大，难以为继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体患病，所以很难说哪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也很难说哪个原因没有起作用。
　　我个人倾向于认同刘舟的分析，焦昆认为坤沙做出自我牺牲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总之我相信反对毒品是人类大趋势，所以促成1998年春天全世界都看到的轰动一幕。
　　一年之后的1999年，媒体再爆一条新闻：坤沙重新出山，再登世界贩毒大王宝座。我立即向刘舟询问此消息的可靠性。刘舟断然否定道：简直是空穴来风！真不知道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如何变成新闻的？他郑重相告：坤沙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脑瘫中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即使有心重演二十几年前的金蝉脱壳之计，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张苏泉更是古稀之年，他是主动要求与坤沙一起软禁，相伴生死的。
　　我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地球是圆的，人也是圆的。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1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队）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打听到一个知青的下落。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那种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听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弃。
　　我相信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们中间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者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土著。当然许多人已经变成冰凉的墓碑，孤独的魂魄游荡在历史岁月的深处，还有的不知所终，不知所往，变成当地人口中一段传奇故事。在异国他乡，这些一度发着政治高烧和狂热迷乱的中国知青像外来的种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纳，所接受，一切与自然生存法则相悖的偏见、信仰、理论、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残酷的丛林社会露出真面目。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变成一头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进这个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这里重新认识许多同龄人，他们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走进国境另一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天使，还是魔鬼？人性，还是兽性？血祭沃土，还是魂断异域？总之在金三角这个充斥着毒品、战争、贫困和杀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剧。
　　这是中国知青史上鲜为人知的特殊插曲。
　　结束勐萨之行回到美斯乐，我的石英手表在关键时刻出了一点问题，它一天只工作几小时，有点磨磨蹭蹭消极怠工的意思。旅店老板是个华人女孩，二十多岁，却精明能干，她热心指点我到村子拐角一个钟表匠那里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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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表匠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说话，看上去面容枯黄，腰背佝偻，好像一阵风也能把他刮倒。我猜想他该有六十岁出头吧，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杂乱，即使染过仍然掩盖不住刺眼的白发。在金三角，戴眼镜的人比较稀罕，不像在城市里，所以我猜想他应该有一些文化。他表情冷漠地同一个修手表的村民说着泰语，那人扔下二十铢钱，他装进衣兜又埋头工作。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发现他衣着古怪，趿一双当地人的夹趾拖鞋，肥大短裤，上身却穿一件老式蓝布中山装，衣领扣得紧紧的。这种四个兜很严肃的中山装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几乎绝了版，成为历史文物。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就是被这种面孔呆板的制服包装过来的，所以当我一眼看见中山装，禁不住内心尘土飞扬，就像我爷爷看见长袍马褂的心情。
　　我想，这里是金三角，居然有人穿中山装。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都是汉人，炎黄子孙，中山装顾名思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服装，因此也就表示理解。那人对我的普通话不置一词，但是我从他的表情上明白他听懂了。手表换上一块液晶电池就修好了，我问他多少钱，他生硬地向我伸出两根指头，我付他二十铢泰币。
　　这天中午，向导小米满头雨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母亲偶然提起，从前美斯乐确有许多大陆学生，后来陆续都离开了，但是有个教书先生一直留在村子里。小米母亲在学校门口卖了十几年米粉，知道一点先生来历。我禁不住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一个老知青！我相信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找到一条线索，就一定能找到十个、一百个知青下落。
　　老知青住在山脚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与村里那些大院豪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家基本上就是一间用竹子篱笆围起来的铁皮棚屋。当地人说住这种棚屋的人多是近年从缅甸老挝非法越境的难民，替人打工度日，像农村进城的打工仔。而当年的国民党残军官兵，现在个个根深叶茂，财大气粗者不乏其人。我想不出这位老兄怎么混的，落到如此境地？
　　一个男人应声从黑黝黝的棚屋里走出来，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位老兄就是上午我见过的修表匠，名字叫焦昆。
　　焦昆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知青战友反应冷淡，如果仅以外表，你完全无法把他同当地山民区别开来。我感觉他像块石头瓦片，生硬，冷漠，麻木不仁，毫无热情，我在他家呆了两小时，总算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焦昆确实是老知青，昆明人，与我同属一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临走留给他一本书，就是曾经在知青中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尽是焦昆无动于衷的漠然面孔。我猜想他为生活所累，家境不好，所以不知道对我那本书有没有兴趣，会不会将书扔在一边？他为什么活得如此落魄，即使放在大陆也属于扶贫之列？他的冷淡是因为曾经沧海，心如死灰？他心底埋藏着一些什么秘密，有过哪些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或者铭心刻骨大悲大痛的个人遭遇？我能启开他尘封的心扉，走进那些山呼海啸长歌当哭的历史岁月么？他愿意帮助我找到其他更多的同龄人和老知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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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当过知青的整整一代人心中，无一例外淤集着人生岁月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纠结起来，剪不断理还乱，就像化石，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有人称之为“知青情结”。我这本《中国知青梦》一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那段时间我常常收到远至北美、欧洲、南非、澳洲，近至日本、东南亚、台、港、澳以及国内读者雪片般来信，来信者大都是当年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他们的认同使我强烈感受到同龄人的某种血缘关系。我与台湾作家曾焰就是因了这本书得以相识，后来遂成为鸿雁传书的至朋好友。
　　我想，人的记忆和情感真的会死灭么？譬如火，暴风刮灭，大雪压灭，那些垂死的灰烬仍可能复燃。就算一个死囚，已经套上绞索，他的心灵还是有权利奔向自由天地。焦昆就算心灵之火已经熄灭，心扉之锁已经锈蚀，难道就没有火种能将他重新点燃，钥匙重新开启吗？即使心如死水，如枯井，就没有重新掀起感情狂澜的一天吗？
　　我与自己搏斗，心力交瘁，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去。
　　一阵很粗鲁的拍门声像强盗一样闯进大脑，或者像一匹野马踏破梦境，突然惊醒了我。我睡眼惺忪地看看窗外，天地依然混沌，山头刚刚露出鱼肚白，时间刚好清晨五点多钟，是谁这么早来拍我的房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我昨天见过的老知青焦昆。
　　他脸色更加憔悴，目光暗淡，好像刚刚害过一场大病。他不等我邀请就自动走进屋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是大陆作家，我还知道你每天都跟哪些人谈话，你见过丰会长，雷雨田也请你吃饭对不对？我知道你迟早要来找我，在读这本《中国知青梦》以前，我已经决定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我没有必要成为你的写作材料。”
　　我问他喝点什么，他看看茶叶，又看看咖啡，自己动手冲了一杯很浓的雀巢咖啡，加进许多牛奶伴侣。我看他很虚弱的样子，就赶快把饼干贡献出来，这些食品都是我熬夜的干粮。他也不客气，把一盒巧克力饼干吃得精光。
　　我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等他将杯子推到一边，我才小心地说：“焦昆兄，你现在改变主意了？”
　　他脸上有了一些精神，眼神也有了生气。他在衣袋里寻找什么，我估计他是找纸烟，就把国内带来的“红塔山”扔给他。他点燃一枝，贪婪地吸了两口，徐徐吐出一阵烟雾。他说：“妈的，这烟真好抽，好多年没有抽过家乡烟了，有三十年了吧……是的，我愿意跟你谈谈。”
　　我大喜，冲动地站起来想同他握手，他却把头转向一边，弄得我很自作多情。他吐着烟雾说：“你当然知道是你那本书打动了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你不知道，我一直坚持写诗。在金三角这个鬼地方，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包括吸毒抽鸦片杀人放火都不奇怪，好像都很正常，但是写诗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怪事，就像你精神不正常。没有人理解我，包括我老婆，她只有一半中国血统，说汉话，不识一个汉字。昨天晚上，我从你的书中突然惊醒，就像一个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我应该鼓起勇气面对自己，虽然我是一个已经很堕落的人。请不要吃惊，我会慢慢告诉你原因……我是凭直觉接受你的。”
　　采访就这样急转直下地开了头，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老知青焦昆带着他的一脸疲惫和沧桑风一样闯进我的视野。他坐在我对面，如果说我是个辛勤的探宝人，他就是那座从未开启过的宝藏之门，是上帝对我孜孜不倦的真诚信念的奖赏和回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同那个著名的阿拉伯神话：“芝麻、芝麻，开门……”于是大山崩裂，宝藏洞开。
　　此刻我无暇品尝成功的短暂喜悦，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感情潮水所淹没。焦昆好比一座年久失修的水库，他倾尽全力一点点启动那道早已锈蚀的记忆闸门，于是浑浊的水流冲刷淤泥，渐渐地，洪峰呼啸而至，惊涛拍岸的岁月洪水不时吞没他的讲述，当他那只承载过重的心灵小船被来自遥远年代的痛苦记忆和悲伤情感的大浪所掀翻所撕裂时，他的脸便扭曲了，忍不住发出惊天动地的悲号。哭声惊动旅馆的服务小姐，惹得她们惊慌失措地探进头来察看。
　　这天上午，讲述猝然而止，老知青连连打起哈欠，跳起身来说有要紧事做，就像他的到来一样迅速消失在门外。晚上他又来了，在我房间里洗了一个澡，很舒服地坐在席梦思床上，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这期间除了吃饭，他总有几次神秘消失，都是打着哈欠离去，就像哪里失火一样。感谢上帝！焦昆果然是一把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我随他潜入坚冰之下的水底世界，打捞被岁月封存的历史碎片。
　　在他的带领下，我陆续认识了许多流落金三角的同龄人：诗人刘舟、杨飞，编辑段学明，商人伊建、董明贵，失踪已久的秦大力，还有那些已经去了天国的于小兵、刘黑子、郜连胜、姜小玲、余新华、李红军、张和平等等。焦昆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品质，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他的感情一点也不麻木，面对金三角触目惊心的贫富差别，他拍案怒斥道：“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啊！喝兵血，走私毒品，卖军火，穷了当兵的，肥了当官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官发了多少财，谁也说不清，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九泉之下不瞑目啊！”
　　焦昆每年都要在华文报纸上发表几首十几首诗作，他将这些作品小心地剪贴成册，引为自豪。他刚刚加入当地华人诗会，这是他内心的骄傲，他向我说起这些成就时脸上放着红光，我看到中华民族“文以载道”的光荣旗帜在高高飘扬。焦昆说，他从小厌恶体力劳动，认为那是污辱斯文。他本来在华文学校当老师，因为政府颁布法律，取消华文学校，所以他这个华文老师就失业了，而且活得很凄凉，只好去修修电子钟表电器雨伞什么的。我问他技术跟谁学的，他鄙夷地说：“学什么？胡乱弄弄就是了。”
　　我见过一次焦昆太太，她是个脸膛黑红，健康、勤劳和吃苦耐劳的华裔妇女，性格直爽开朗。她最大功绩是养育了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以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焦大嫂见我第一句话，竟然是拉住我悲愤呼号：“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个嘎男人呀！”
　　我不能明确当地话中“嘎”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能猜出决不是表扬。大嫂拖着我的手好像要让我去看看什么罪证，我看见焦昆的脸上立刻挂不住了，唰地一下赤红。他讪讪地遮掩说：“她没有文化，去去！……不跟她一般见识！”
　　大嫂后来送给我一袋她自己亲手摘的茶叶，茶叶味道很好，打上商标就是台湾高山茶。焦昆说他太太靠给台湾商人打短工，种茶，采茶，制茶来维持生活。他愣了半天说：“是啊，我没有本事，对不住她，她跟我过得很苦。”
　　直到我结束采访即将离开金三角回国，焦昆执着我的手，满脸都是依依不舍。我问他：“焦昆兄，有事尽管说吧……你在昆明还有亲人吗？”
　　焦昆叹口气说：“我是不愿意开口麻烦你。我出来整整三十年，至今没有回去过，早与家人断绝音讯……我有个妹妹，名字叫张琳，她跟我母亲姓。父亲‘文革’出走，母亲改嫁，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妹妹最后一次是1972年托人带信给我，说她在某技校念书。”
　　我记下这个线索，安慰他说：“你等着，也许会有好消息。我这人运气特好，没准能创造个奇迹！”
　　回到四川，我立刻鞍马不停，专程飞往昆明。但是该学校已迁走，单位撤消，我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好容易从原系统员工中找出九个叫张琳或者张玲或者张林的女性。一位朋友很负责任地替我电话查询，口气像个办大案要案的户籍警察。几天后喜讯传来，在若干叫张琳的小姐女士中，确有一位某技校毕业生，并且有个哥哥早年在边疆当知青出走，至今没有下落。
　　我当即与张琳见了面。从这个妹妹脸上，我确信看见从前焦昆的影子，只是她很幸福，面色红润，没有焦昆的憔悴和沧桑。我把焦昆的消息和联系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很曲折，需要经过一系列国际中转。当晚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