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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金三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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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他互相对视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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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时间无比漫长，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祖辈以前并没有区别，但是现在我们却好像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太空人，经历漫长的宇宙旅行，终于面对面站在一起。我们都以陌生和好奇的眼光打量对方。
他有三十多岁年纪，身体粗壮，皮肤黝黑粗糙，头发短而硬，像皮鞋刷子。我认为他的眼睛传达出许多内容，那种目光很硬，很霸道，像钻头，或者子弹，在我身上地钻出许多洞来。这双眼睛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充满敌意，而且不加掩饰。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双眼睛，也不喜欢眼睛的主人，他不给人好感，并让我联想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海盗和黑社会老大。金三角当然不是礼仪之邦，那里盛产世界上最多的毒品，却从不生产文化人。我从接收到这位主人的第一道目光开始，就明白我将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身份经历截然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背景差异，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念反差等等。他是否愿意理解并帮助我，对此我毫无信心。
我向他伸出手来，他却没有响应。
“你对金三角好奇什么？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主人打破沉默。
我看见他皱起眉头，毫不顾及客人浑身湿透，用一种不大耐烦，听上去很不客气的云南话对我说道。经验告诉我，他与我绝非一路人，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知识分子，我们彼此很陌生，也很戒备，但是我无路可走，我必须消除他的敌意，取得他的信任。
“我计划写一本书，是关于金三角的。我希望采访金三角和美斯乐的各种人物，包括蒋残匪……”我猛然省悟自己的失误，狼狈地改口说：“唔，国军，就是包括九十三师官兵在内的全部历史。”
主人没有理会我的口误，他紧盯我问：“你为什么单单对金三角感兴趣？谁派你来的？”
我暗暗笑起来，心情反倒轻松不少。我感到这位主人其实很幼稚，他对文化人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感到恐惧。于是我平静下来，简要介绍自己身世经历，比如已经出版多部关于国民党抗战的长篇作品，不仅国内轰动，海外也多次出版，好评如潮。我父亲参加过抗战，高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缅甸浴血奋战打回国内，直至抗战胜利，云云。
“……所以金三角历史，或者说九十三师历史一直为我所关注，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分支，至今仍属空白。今天我有机会来泰国，有幸遇上你，我想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目标是进入金三角采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他一直抱着手臂，目光中充满警惕和怀疑，好像要看穿我是不是说谎。
“……你应当相信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投资做生意，天下华人是一家，还有什么必要搞对立呢？……所以我想去金三角采访，就是要把这段中国人的历史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我只好苦口婆心推销自己。一个不明来历的陌生人，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并且来自曾经敌对的中国大陆，你有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让他消除怀疑呢？但是我在泰国停留时间短暂，如果我不能说服这位主人，得到他帮助的许诺，今后我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时间在这种僵持和生硬的气氛中飞快溜走。我偷偷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善，对峙依旧，主人对我依然不信任，我们的关系好像一条结冰的河流，隔着厚厚的坚冰当然什么也无法交流。主人常有电话或者什么事出去，丢下我一人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偶尔也有些穿黑衣服的人借故过来走动，一望而知是些年轻华人。我想他们该是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代吧，他们显然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这个不速之客。但是当我向他们微笑，想同他们攀谈时，他们立刻绷紧脸走开了。我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无计可施，眼看失败一步步向我逼近，我想起一个蚂蚁穿珠子的古老故事。珠子孔小，许多人穿不过去，聪明人捉来一只蚂蚁，把丝线绕在蚂蚁脚上，珠子另端抹上蜂蜜，这样蚂蚁为了吃蜂蜜就把丝线顺利地穿过去了。可是此刻我的蚂蚁在哪里呢？我简直快要痛恨起自己来，莫非我注定只能像导游卢先生所说那样，在透明的玻璃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绝望之下，我决心孤注一掷，我还有个重要的背景砝码，但是我没有把握它是否有效。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就只好垂死挣扎，将这颗重磅炸弹扔出去。我说：“你知道我这个大陆作家为什么偏偏对金三角格外关心吗？告诉你，除了我父亲曾经当过远征军外，我母亲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婆在台湾很有名，她是蒋纬国先生的原配夫人石静宜女士。”
其实我说出这些话来实在出于无奈。我心里厌恶自己像个趋炎附势沾沾自喜的无耻小人，拉大旗作虎皮，让人感觉我像个蒋家的什么皇亲国戚。我从未见过我家族里这位著名的姑婆，她在我出世前就去了台湾并死在那个海岛上，至今台湾有静宜女子中学、静宜女子学院为证。我生在大陆，长在四川，除了家谱和血缘上的联系已经陌同路人，但是我迫不得已将显赫的姑婆抬出来，目的当然是为了敲开金三角之门。
主人果然大吃一惊，我欣喜地看到这枚重磅炸弹相当有效，将封冻的冰面炸开一个缺口。主人眼中先是闪过惊讶，嘴合不拢，然后有些茫然，显得没有主意，就是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对我客气一些，恭敬一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不能相信你的话，谁证明你的话不是撒谎呢？”
我说：“你不难了解呀，蒋纬国先生还活着，石静宜的亲属还在台湾。”
他语气突然坚决起来，我看见他眼睛里敌意的城墙又筑起来，炸开的缺口渐渐又被冰面冻住。他说：“我没有必要那样做，除非你能证明自己。”
天，此刻我怎么证明自己呢？我就是把心剖开也不能使他辨别真伪，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我仇恨地看着他，简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这个关键时刻，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来。
我相信“灵感就是才华”之说。
我的大脑就是在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灵感火花的。我想起的这个人名字叫曾焰，是位女作家，从前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她住在台北，我们是朋友，已经通了长达数年的书信，但是从未谋面，没有通过电话，彼此见面不相识。我是从曾焰的小说中认识她的，知道她曾经在金三角流浪达十二年，在许多著名地方包括美斯乐满星叠教过书。金三角很大，像大海，一个人的命运很渺小，像小舟，或者像稻草，我所以想起曾焰来，是因为她在金三角教过多年书。我不敢寄予希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曾焰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别无选择，只好紧紧抓住它。
我说出曾焰的名字。
我看见主人粗壮的身体动了动，像一扇结实的大门受到撞击。他的表情发生戏剧性变化，先是惊讶，盯着我，嘴张开，像头面向观众的大熊，一脸的困惑表情。但是很快他就高兴起来，眼睛发亮，那张多肉和令人生畏的脸也因此变得柔和起来。他的表情像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放声大笑，笑声像风吹唢呐，中气灌得很足。他说：“哈哈，哈哈哈，是她呀——曾焰！我的老师，作家！……我为哪样不记得她？整整六年！我老爹把我们兄弟五人寄放在学校她家里念书，真是难得啊！……说实话，我今天还能认几个中国字，写几个中国字，都是曾老师教育的结果啊。”我的心先是紧张一抖，随即落回原处，快乐起来。
多年来，当我与曾焰隔着海峡在书信里架起桥梁，海阔天空地探讨问题交流体会时，我从未想到这位同龄人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充当我命运的领路人，帮助我取得打开金三角大门的金钥匙。感谢命运，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共同的熟人，一个共同的朋友就像一根导线，将绝缘双方的电流接通。我的蚂蚁找到了，珠子穿过来了，坚冰裂缝，透明的玻璃墙被撞开一个洞。
这时主人主动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我们的手终于跨越千里握在一起。
闸门打开，积蓄的洪水倾泄而出。接下来我提出深入金三角采访的要求，丰先生（这时我知道他姓丰）亮出他的底牌：他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不是将军！），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我，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
丰先生对我说，他此生最大心愿是办好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难民解决国籍问题，因为他们至今多数人没有国籍。另一件就是办学校。“……哪怕今后把财产变卖了，也要回金三角办学校，让我们汉人后代有机会受教育。”丰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沉重，像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我却像挨了一颗炸弹。
金三角！数百万……中国难民！丰先生千真万确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理解难民的含义，是指大陆解放时逃过国境的原国民党军队以及各种其他人员，这个庞大数字大大超越了我的想象力。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原始不毛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以及历史、社会演变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着什么角色？……
……
我的情绪随即变得亢奋起来，就像饥饿的野狗嗅到腐尸的气味。无论如何，出人意料对作家是一个收获，“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是作家的养料。我觉得自己像个幸运的探宝者，远远看见星空之下的大地上躺着一块迷人的历史碎片。那碎片熠熠生辉，闪烁着令人眩晕的神秘光斑。我相信为数众多的宝藏还隐藏在厚厚的夜幕和迷雾后面。一想到这种令人陶醉的景象我就感到心跳和气促。坦白说，我的心已经像被海风鼓满的快乐风帆，期待扬帆远航，直驶神秘的金三角彼岸。我坚定地对丰先生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峡两岸中国人错过许多彼此认识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条件成熟了，我明确表达我将在近期内采访金三角的愿望和信心。
告别时暴风雨已经过去，夜空中还在洒落着稀疏小雨。丰先生亲自派车送我，他表示愿对我今后采访提供必要帮助，至于哪些帮助他没有细说。
回到下榻宾馆已是次日凌晨，几位笔会朋友竟没有睡，正为我通宵不归着急，此情此景令我心里感动好一阵。
1998年初秋，也就是距离泰国笔会大约半月后的一天，天空淤集着厚厚的阴云。早间电视说，长江流域的抗洪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国企改革攻坚战又将拉开序幕。这天我独自一人，背负简单行囊，踏着稀疏的落叶走进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妻子把我送到入口处，她脸上每根细小的皱纹里都写满担忧，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一句话：如果采访不成也没有关系，人回来要紧。这句关爱之语令我心头布满阴霾。
空旷的停机坪，一架飞往曼谷的国际航班已经发动，我的心情也同停机坪一样空荡荡的。一位美丽的空中小姐站在舷梯旁向旅客致意，我看见她那张年轻的脸上焕发着露珠一般新鲜和晶莹的光泽。空姐轻轻对我说：欢迎您，先生。
我停住脚，问她：过几周返回还能看见你吗？
她稍稍愣了一下，很快回答：是的，我一定还在这里欢迎您。
我心中有一缕明亮的阳光透进来，心情突然变得好起来。十年前，我为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曾向有关部门及国外学术机构和基金会发出无数申请报告，希望获准前往缅甸印度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和收集战争素材，并期待获得部分采访经费。不难想见，等待这些报告的下场是石沉大海，我至今没有收到哪怕一个“不”字的答复。当然也不能怪别人，写作毕竟是个人的事业，谁叫你自己不具备行动的能力和条件呢？谁叫你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或者组织身上呢？
现在我毕竟行动起来。虽然我的脚步姗姗来迟，采访初出茅庐，但是它毕竟属于我，一个中国作家的行动开端！我为此内心充满勇气和激情。不能想象，金三角将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困难和危险能够阻拦我，令我却步？！
于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上帝啊，只要你抛下一根丝线，我就能爬上月球去！
第二章 走进金三角
李国辉，人称“小李将军”，国民党陆军第八军七零九团团长。生卒年月不详。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谜一样的人物，谜一样的身世。这个人物在中国大陆肯定无足轻重，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在金三角，这个人物却赫赫有名，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打个不恰当比喻，如果你在金三角不知道李国辉，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中国人不知道孙中山一样。我从资料上得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民党团长居然是金三角的开山鼻祖，也就是说，没有李国辉，就没有后来世界闻名的毒品王国金三角。
然而我在此前对金三角所作的大量研究中，竟然没有找到有关李国辉的任何一本完整传记，甚至一篇权威材料，能够让我对这个神秘人物有所了解。仅有的零散资料也仅限于只言片语，一鳞半爪，而且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一本台湾出版的回忆录说：“……李国辉将军身材高大，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常令敌人心惊胆战。”大陆一本纪实文学则说：“……李国辉是云南人，行伍出身，生性残忍，常常逼迫士兵冒死冲锋，人称‘魔鬼团长’。”另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内部史料称：“……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国民党第七零九团被全歼，副团长被击毙，团长李国辉不知下落。”一篇刊登在曼谷《世界日报》上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李国辉将军毕业于著名的黄埔军校，虽然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河南省，却像南方人一样个子瘦小，他的专业是做政治教官，所以并不擅长打仗。”云云。
我简直被搞糊涂了，这样五花八门别出心裁的说法，就像一群爱好标新立异的美国议员，吵得我脑袋发疼。可是它们究竟谁是谁非呢？我该相信哪一方呢？假如说这些材料都是一面之辞，包含有片面真理，我该如何取舍呢？
在我看来，这些材料都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缺少一手材料的可信度，不足以消除我心中淤集的疑团。李国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他是怎样开创金三角的？或者说他是怎样把威胁人类命运的巨大恶魔——毒品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他为什么那样神秘，外界对他的庐山真面目知之甚少？我甚至怀疑李国辉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如果历史上真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什么名不见经传？难道历史学家有意忽略他，让岁月的流水将他诡秘的足迹悄悄抹去？
总之怀疑的精神使我斗志倍增，就像职业拳手受到挑战。我目光炯炯，关注金三角历史风云，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我看到自远古以来，金三角一直像头安静的小兽，或者就像那些原始的部落民族，柔弱而善良，易于受惊，它蜷伏在亚洲南部缅、泰、老诸国崇山峻岭中，丝毫也不引人注目。但是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名叫李国辉的国民党团长带领一支现代化军队进入金三角，这头善良小兽就像被注入魔鬼基因，或者像被传说中的狞恶巫师施展魔法，它迅速扩张身体，横空出世，长出獠牙和利爪，变成一头面目狰狞威胁人类的食人魔鬼。有关专家指出，二十一世纪人类将面临两大危机：一是环境恶化，另一个就是毒品蔓延。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全球约三亿人吸毒，亚洲约占一半。而全世界海洛因百分之百来自亚洲，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来自金三角！
金三角，金三角！这是一场注定要吞噬人类的世纪恶梦吗？
我将关注的问题焦点逐渐集中在李国辉身上。金三角究竟怎样成为金三角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小人物李国辉究竟怎样一夜成名，变成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开山鼻祖？李国辉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无所作为，而在金三角却如日中天，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他后来为什么销声匿迹，难觅踪迹？他的命运究竟如何？
公元1998年秋，我乘坐的“波音－757”飞机像头钢铁大鸟，在亚洲东部和南部上空划了一个很不小的弧形，终于风尘仆仆地降落在曼谷机场。我是带着无数沉甸甸的疑问，和更加沉甸甸的期待走下飞机的。
临行前我多了一个心眼，我想万一丰先生不可靠，不认账，说话不算数，到头来陷我在异国他乡还不是寸步难行？于是我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家泰国公司办事处，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帮助我进入金三角采访。一位可能是华侨同胞的负责人听完我的陈述，他显然把我的个人请求误解为怀有某种不大光彩的可疑的经济目的，比如诈骗什么的，他回答说，敝公司在金三角没有业务，无法提供帮助。
倒是一位本地经济电视台的朋友，听说我要独闯金三角，二话不说赞助我一笔采访经费，替我解决一个沉重的后顾之忧，令我至今仍然感动不已。
我一度寄予厚望的丰先生似乎没有把我的采访当回事，或者说是一种有意冷淡，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出发前我在国内打了若干电话，发若干传真，丰先生只在那头简短吩咐：你到帕塔亚来。我说你叫我独自一人怎么到帕塔亚来？再说你的大房子在什么位置，那天夜里我完全弄不清楚。他说你到了帕塔亚，再给我打电话。我想这个丰先生真是不近人情，他怎么不替我想想？身在异国，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谁都会弄得寸步难行的。但是我转念一想，从成都到曼谷有多远？你能够从成都到曼谷，为什么就不能从曼谷去帕塔亚？你凭什么要别人专门到机场接你？这不是一种奢侈的要求么？如果你能有幸进入金三角就很不错了，还讲什么条件！我想也许丰先生有意考验我，看看我这个大陆作家能力如何。我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个小问题，当年斯诺从美国到延安采访要克服多少困难，如果我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克服不了，配到金三角采访吗？你不是给自己丢脸吗？
走出曼谷机场，丰先生果然没有到机场接我，好在我拨通一个帕塔亚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我不敢怠慢，立即又拨通另一个曼谷电话，这回对方有人了，丰先生在电话中说：我在曼谷，你到×××地方来。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倒说得轻松，让我差点千辛万苦跑到帕塔亚去了。此后我颇费一番周折才在曼谷市郊一幢巨大的别墅里找到丰先生。我发现丰先生有个癖好，就是喜欢住大房子，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指挥手下人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箱子搬上楼去。他是个干练的人，不耐烦回答我嗦嗦的问题。他说：“你到了金三角去找李国辉的副官，他会对你讲的。”
我心中一喜，连忙问李国辉副官在哪里，怎么找？
丰先生更加不耐烦，他提高声音说，你急什么？……到那边人人都会告诉你！
丰先生的话给我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活历史，都能讲出一大堆关于李国辉的精彩故事来。其实后来的事情远非那样简单，几天之后我与向导兼翻译小米以及司机驱车一千多公里进入金三角山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还要叙述，我很快发现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国辉副官是谁，住什么地方，为我提供采访线索。金三角是个地域宽广的概念，它的确切地理分布包括一片面积约为台湾七倍的重重叠叠的亚热带高原山区，和山区众多民族组成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如同汪洋大海的广阔天地，人人都像微不足道的鱼虾，时光转瞬即逝，除了几个称王称霸的大人物留在人们记忆中，谁又会对一个过时的副官，一个小人物的下落知道多少呢？
万事开头难。初进金三角，一切采访工作都是那么仓促而又杂乱无绪，我像个勇敢而莽撞的水手，被迎面打来的海水呛得直翻白眼。我的采访常常浮于表面，好比不谙水性的渔夫尽捞起一些浮萍和泡沫。我不是说浮萍不重要，但是河流的灵魂是大鱼，诚如古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那些翻江倒海的精灵而不是泡沫主宰金三角历史。我将第一个目标锁定李国辉，他始终藏在水下，像一条曾经兴风作浪的孽龙，将真面目躲在历史烟云的深处，令我望洋兴叹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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