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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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忧郁症患者的救赎之路：深度忧郁　作者：雪屏
钟为谁鸣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明星，别总盯着我看，我对面那人对我说。不错，我们确实是面对面坐着，可是我却看不见她。
　　我记得，我刚才还能看见她来着，我还记得，她的脸很俏丽，只是胳膊跟莎朗？斯通的腿一样修长，而腿则像莎朗？斯通的胳膊，特别适合拆开了，拍特写镜头。当时我猜想，这一准是个年收入在三万，而开销可能要三十万的主儿。
　　我的眼睛突然怎么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了！
　　一切仿佛是突然发生的，首先是心跳，继而是气短，最后是眼前一黑，好像太阳一下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我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你就是那什么什么里的那个主演吧？我身旁的那人跟我对面的那人搭讪起来。
　　不是的，我不是，我对面的那人跟我身旁的人说。
　　哦，那么你演的该是什么什么吧？仍然是我身旁的那人跟我对面的那人说。
　　哎呀，人家明明演的是正在热播的那什么什么嘛，你真笨！我对面的那人有点不耐烦似地跟我身旁的那人说。
　　我对面的那人身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我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气息，转天一觉醒来我才找到一个准确的形容词——她弥漫着的是腐烂的蕨类植物的气息；而身旁的那人的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子烟味、酒味和精液味。
　　我能听见他们的对话，闻到他们的气味，就是看不见他们。
　　我说呢，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我身旁的那人跟我对面的那人笑嘻嘻地说。笑得有点猥亵，我感觉。
　　人家就是怕被影迷认出来，结果还是被认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是很低调的，我对面的那人跟我身旁的那人说。
　　我对面的那人笑了，我身旁的那人也笑了，只有我没笑，我一个劲地在打哈欠。从武汉飞到北京，将近一个半钟头，确实挺累，难免要打哈欠。只要有一个人打哈欠，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很快，飞机上的人们都被传染上了，就轮番地打了起来，那情景很像莫泊桑写的某个小说中的某个片段。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旅途生活，每天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常常是拉开旅馆的窗帘，眺望着外面十分类似的大街小巷，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在哪个城市。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免去这一中间环节了，反正我的眼睛也不听使唤了。
　　万一我要瞎了怎么办？难道我后半生就只能拄个棍儿在人行道上溜达来溜达去？我不敢往下想了。
　　尽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急躁情绪作着顽强的斗争，可是急躁情绪仍然像有形的物体一样，在我体内不住地膨胀。膨胀的结果是，我不但眼睛看不见了，连耳朵和鼻孔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功能。我的耳边仿佛有一阵又一阵的钟声在鸣响，可是为谁而鸣响呢？我也不知道。
　　我害怕了，害怕得一个劲地用衣襟来擦拭角质框架的近视眼镜，而且越不想害怕就越害怕，就仿佛我们开车穿过茫茫沙漠，沙漠中明明仅有一棵树，偏偏就叫你撞上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太害怕了。
　　要是西西在我身边就好了。
　　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在，她正在机场的某个地方站着，等着我的航班准时到达。
　　空中小姐是怎么通知乘客飞机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飞机停了。这是波音747客机，落地的时候总要颠簸一下，我能感觉得到。
　　这时候的我，感觉变得出奇的敏锐。我甚至能感觉到我对面的那个人和我身旁的那人在取行李时相互留恋的望了一望，眼神是暧昧的。
　　在那种状况下，我居然能摸索着走到舷梯口，而且没忘提溜上我的那个帆布包，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走起来脚步踉跄，像才从小酒馆里出来醉汉一样，所以才会引起空中小姐的注意，也所以才在我从舷梯上栽下去的一刹那，扶了我一把。
　　她托住我的肩胛，关切地问了我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空中小姐的声音是痉挛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相遇，我认出她来，就是通过声音，而不是通过别的什么特征。
　　是的，我们并没有在这次狭路相逢以后便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掉。而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吻了她，吻了最少有一百回。
　　当时她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没回答。我不想告诉她，我是个书商；我更不想告诉她，我到武汉就是参加全国书市去，因为我每每意识到我是个商人的时候，我的耳边就会响起我父亲的谩骂声：瞧你长得那副奸商的模样。在父亲的辞典里，商人和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同义词，起码是并列同类项。
　　我用昏昏欲睡似的腔调告诉那位空中小姐，有人给我接机，她叫西西。
　　之后，就昏迷了过去。
　　在即将昏迷过去的一瞬间，我朦朦胧胧地还在想：刚才在飞机上坐我对面的那人和坐我身旁的那人是不是一起走的……然后，我的意识就在休止符的位置上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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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离我三十五岁的生日还差整整一周。
　　
喧嚣与骚动
我昏厥的时间长达有一个世纪之久，或许比一个世纪更久，我觉得。其实，不过才几分钟而已，医生说。
　　醒来，我发现我躺在民航的医护室的病床上了，而西西把我抱在她的怀里，让我枕着她的腿。这里除了西西，就是我。我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我的视力又恢复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我只觉得累得慌，跟在钢厂上了一天班一样。
　　我恍惚是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人追在我的屁股后面，摇晃手中的双截棍，疯狂地呼喊着：抓住他，抓住他，抓住那个奸商！这时候，父亲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招呼着我，叫我到他那边去。
　　你睡的时候简直乖得就像加菲猫，西西微笑着说。我知道她是逗我玩，只有在她逗我玩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我比她大了十岁。从小到大，就没人夸过我，除了西西。而且自打堇子说我内容不错，封面很差以后，我就不再照镜子了。我自己也知道，我长了一张有曲折情节的脸。
　　人的使命就是时时提醒人们明白，他是人——西西对我一直肩负着这个使命。
　　你又做梦了？西西问道。我点点头，却没有给她复述梦的内容。我没有告诉她：父亲招呼着我，叫我到他那边去。我没有去。因为我父亲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死掉了，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跟父亲睡在一间屋里，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一块结实的预制板救了我……
　　我常常做梦，几乎没有一天不做梦。
　　西西知道这个，堇子也知道这个，她们不知道的是我喜欢我做梦。我总是试图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梦幻的世界，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为了一个世界而放弃另一个世界，不会。
　　我的梦常常是近似抽象或者绝对抽象的时候多。
　　医生，告诉我，我是不是病了？这时候，我才想起问我早就该问的一个问题。
　　医生说你稍微有一点心动过速。
　　只有一点，西西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抚摸着说。
　　医生说我有一点心动过速，可是此时此刻我自己觉得连一点心动过速的感觉也没有，我很健康，从来没有过的健康，而且我发现我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明亮，就是一对苍蝇从我面前飞过，我不但可以分辨出公母来，甚至看出它们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我一骨碌爬起来。
　　西西试图阻止我。医生说你该多休息，她说。我现在一点也不累，休息什么呀，我甚至马上可以去跑百米，为了证实我没有虚构，特意给西西做了第三套广播体操中的伸展运动。
　　要真是这样，我去问问医生好不好？她就在隔壁，西西说。
　　不要，赶紧给我一支烟过过瘾吧，否则我真的会生病的，我威胁道。这是我的惯用伎俩。
　　西西迟疑了一下，还是不太情愿地从兜里掏出烟来。只许抽一支，多了不行，她撅着嘴巴说。西西总是这么随和，这一点跟堇子大不相同。我特别欣赏西西的地方就是这个，一个天性随和的女孩，怎么去赞美她都不过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始终没跟她说过：亲爱的，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立刻知道你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这话是我从米兰？昆德拉那趸来的，他把这句话写在了他的小说《玩笑》里。娘们家似乎都喜欢这句话，常常被这句话弄得找不着北。但是，我却没跟西西说过，也没跟堇子说过，恰恰因为没说，没说的结果很严重，严重到现在我跟西西住在了一起，而堇子到目前为止则还是我法定的妻。
　　我们告别了宁静的民航的医护室。西西挽着我的胳膊，跟我诉说她如何如何想念我，我能隐约闻到她身上挥发出来的香味。我用目光占有着她，那目光只有在海上漂流了很久的水手才会有。
　　走出了机场，打了一辆车，我极力掩饰着我蠢蠢欲动的欲望，我们已经分开半个月了，自从我们俩在一起，还没分开这么久过，欲望真的是一种锈，它能腐蚀所有它接触的东西，即便是我在跟她说起这一次书市上谁订购了我的多少书，谁赖了我的帐，以及谁又因为盗印了什么畅销书而被抓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时，我也显得过于的心不在焉。
　　人说，只要你有用身体与娘们对话的欲望，或是有拿裤腰带为界来划分女性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习惯，那么就说明他绝对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要是这么说，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过了东三环，堵车，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穿行在停着的车水马龙之间，我的眼睛又开始模糊起来，所有人的脸都失去了清晰的轮廓，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又重叠在一处。我不禁紧张起来，紧张得甚至都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仿佛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真空地带。我死死地抓住西西的手腕，好像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
　　你怎么了？西西问。我一定抓疼了她。事后，我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两道青紫的手印。
　　你看那些人，你看那些人……我指着窗外喧嚣的行人，竟跟傻瓜一样地哆嗦起来，而且停也停不下，像光着脚丫子踩在了电门上似的。


　　那些人怎么了，　那些人怎么了？显然西西是被我“午夜惊铃”一般的表情吓坏了，也不由得哆嗦起来，甚至比我哆嗦得更夸张更有力度。
　　那些人的脸越发变形变得厉害了，变得青面獠牙，变得恐怖得要命，所有的眼眸都是血红的，他们蜂拥着朝我扑来。可是我不能对西西说这些，我怕吓坏她。我尽量保持镇静，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独自坐在青青小河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于是我深呼吸一下，却怎么也做不到，他妈的，我就是做不到！
　　……从此，我再也不曾到人多的地方去过。
　　
丧失为人的资格
我居然开始打呼噜了，打得很优雅，而以前我没这毛病。过去我不吃药是无法入睡的，当然还要加上数羊、念乘法口诀和默诵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等一系列辅助手段。
　　我似乎是用打呼噜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老子困，老子困得总也睁不开眼，老子要睡觉！
　　那段时间，我好像除了昏睡就没别的什么功课了，还把一只手搁在脑袋下面当枕头，睡吧，睡它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呢，我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之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昏睡，是上帝给我过去习惯性失眠的一种补偿。
　　我记不清我究竟睡了多久，却记得我在这期间醒过三次，第一次醒来，西西告诉我，他们给我做了CT，做了透视，也照了X光，一切正常。第二次醒来，西西和西西旁边的伯爵一起告诉我，他们找了内科、外科和脑系科的专家给我会了诊，都说无异常。第三次醒来，西西没在，伯爵也没在，倒是医院观察室的护士在，她正为我的邻床输液，她背对着我，所以我只能看到她两瓣匀称的屁股。后来，我读了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发现他对女人屁股的观察更细腻，他说女人走起来，总是半边屁股扭，随着左右腿的移动，那两瓣屁股便交替着一前一后地耸动，怪好看的。我特意的观察了一下，还真是。
　　好看的屁股毕竟不是灵丹妙药，对我的怪病不起任何的治疗作用，昏睡依旧。这天，我朦胧中听到西西和科主任在交谈。他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么查，也没查出个结果来？西西着急地问道。
　　依我看，贪睡不算个病，干脆说吧，他根本就没病，那主任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听主任这么说，我一下子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失眠，服了专治失眠的药也无效。失眠的时候最喜欢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都是我在沧州乡下的往事：小时侯，父母因为要忙父母的事，便把我寄托在乡下，跟奶奶一起过。乡下到处都是青纱帐，都是花草，村头的古槐上落满了喜鹊、麻雀和小燕子。几乎每天早上，那只老猫都要准时地招呼我去打猪草，老猫招呼我的办法很独特，总是用舌头舔我的耳朵，我怕痒，便会立马跳起来，拿起灶台上的玉米饼子，背起筐，一溜烟地跑走了。我们乡下，不光猫懂得事理，狗也一样，狗不但看家护院，还帮着主人照顾孩子，主人下地干活去了，狗就盯着当院的孩子，孩子一往井沿上爬，那狗便把他叼回来，再爬，还叼……
　　失眠无疑给我带来了好多的副作用，其中最鲜明的就是心脏出了点小麻烦——只要是醒着，我的心律就他妈的每分钟跳150下，要是稍微运动运动，哪怕是打个嚏喷撒泡尿，也要每分钟心跳达160下之多，就要吸氧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算不算是有病，主任？西西问。
　　看来，他真的是有病了，主任琢磨了一下，说道。跟着又用朗诵《十万个为什么》的口吻自言自语了一句——可是他得的这是什么病呢？
　　西西他们说什么，我并不在意，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现在的我已经丧失了为人的资格，我只是一介病夫，一个可怜的躺着凝望着天花板上裂缝的病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目光越来越被我病房的那扇占了整整一面墙的窗户所吸引……
　　
红字
那是十二层楼的窗户。
　　望着它，我总是想：我要是拔下它的插销，然后跳上窗台，然后两条腿一使劲从那跳下去，然后……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会不会像飞行员跳降落伞一样的洒脱呢？或者像蝙蝠侠落地一样的轻盈呢？
　　我就这么想啊想啊，只要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就动这个脑筋，挡也挡不住。至于做了半截的生意呢，也撂下了，都得由可怜的西西来打理了。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只是为了玩，谁知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当时，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我做不了一个大写的人，至少也弄个百万富翁的名声来遮遮羞。现在，做不做人或当不当富翁跟我全无干系了，我的全部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那扇窗户上。只要注意力略微一转移，我就恶心，我的肝脏就灼疼，骨头节也断了似的难受。
　　织田作之助的那本《夫妇善哉》征订的效果不是太好，西西从南方转了一圈回来，对我说。
　　哦，我应了一声，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得近似于海湾战争、反恐行动和毕加索的某幅画拍卖出天价来之类的鸟事一样。
　　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卖得还不错，可是江浙和河南迟迟不肯结账，西西又说。
　　哦，我又应了一声，其实我压根就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只要望着窗外，我的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绝妙的表情，那是憧憬，仿佛我正在空中做着优雅的自由落体的动作……至于其他，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你不听我说的话，总盯着窗户外面干什么，外面究竟玩艺儿这么吸引你？　西西一脸的严寒，仿佛斥打一个没完成作业的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一样。
　　外面有蓝天，外面有白云，外面还可以让我表演垂直降落……我说，我的表情似乎跟复写纸一样，克隆着那种我在空中做着自由落体的向往。
　　我的话让病房里的所有人的脸色唰地一下都变白了，包括西西，包括伯爵，也包括我邻床的病友，我从他们的眼睛里读懂了什么叫做毛骨悚然。我病友的病也很怪，他是后背上长个疖子，状似肚脐眼，所以总锅着个腰。伯爵反应最快，听说我要表演垂直降落，他赶紧把窗帘拉上了，让我再也看不到蓝天、白云和表演垂直降落的我了。
　　自那一天起，我无论住在那里，窗帘都挂得严严实实的。也自那一天起，我要灯总是亮着，因为我害怕阴影，那些阴影老让我联想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幽灵什么的。
　　真正放弃了表演垂直降落的念头，是在半个月以后。不知是医生给我的黄色药片起的作用，还是我疯狂地喝咖啡的缘故，总之我对窗户渐渐失去了兴趣。只是偶然地听到窗外的救护车鸣笛声，才掉过头去，扫一眼，完全属于下意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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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问西西：检查这么久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西西缄默了，她拿出厚厚一摞化验单子，验血的，验尿的，验肝功能的，除了妇产科之外，哪个科的都有，一个都不少。在每一张化验单子上，都赫然地写着红色的字：正常。
　　不会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得过肝炎来着，怎么可能正常呢！我不理解。可是，在这里医生是权威，理解得要执行，不理解得也要执行。那天，医生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们这里不能收留一个不是病人的人，我只好卷铺盖，走人。
　　走的时候，我就像个因为犯规而被判罚出局的球员，一边让西西搀扶着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听听医生的那口气，就他妈的像我是在装病似的！我说。是你多心了，谁也没这么想，西西说。是啊，只有你自己这么想，伯爵也跟着说。
　　病友送我到了大门口，坐上了的士，病友仍然紧紧捂着他后背上的那个肚脐眼，估计是怕受风。
　　
我是猫
离开北京是在早晨，司机说早晨高速公路清静，好跑车。既然在北京治不好我的病，那么我在这里呆着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城市去。我们退了宾馆的房，退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当作办公室的那间套房。这套房每天要花八百块呢，当时西西和伯爵都嫌贵，坚持要个标准间，我说你的办公室太寒酸了，太贫下中农了，谁敢跟你打交道，更别说给你预付款了。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每个客户进得门来，先就被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滴答作响的铜制落地钟和反映宫廷生活的贝雕屏风所吸引了，或者说是被蒙蔽了，所以当我提出订我的书要先交些订金，他们都没表示任何的异议。尽管这间套房我包了三年，而实际上我连一天也没住过，住在这里我睡不着觉。因为我是睡在棺材里长大的……我总是把我的套房让给新结识的批发商住，既是为给他们省点住宿费，也为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不用说，我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多少年以后，有人提起我，还夸我仗义。我在告别这间套房的时候，留恋地望了望那水晶吊灯，那落地钟和那屏风。
　　在疾驶的车上，一想起我可能会见到我曾经的妻子和有着一对长睫毛的女儿，我脸颊上的肌肉就禁不住抽搐，我不知该不该让他们见到我这张病态的脸子，想起这些，我便忧郁得不能再忧郁了。一路上，我仿佛有撒不完的尿，司机便不得不停下车，让我在公路边上卸掉膀胱里的负担，西西和伯爵怕有碍观瞻，还特意给我遮挡着。
　　我们书店里的那些女店员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就给我找了个安逸的住处，在一个幽静的小区。
　　我一进屋，她们就叽叽喳喳地告诉我，床上特意给我铺了两条褥子，让我试试舒服不。一路颠簸，我早已喘得不行了，只好一把一把地吞服速效救心丸。我对她们说我不在乎躺在哪里，也不在乎舒服不舒服，我是在棺材里长大的。
　　我们乡下的规矩是这样的：人一到四十岁，就开始准备棺材，而且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隔两年还要刷一遍大漆。要是谁到了岁数，没准备棺材，会叫人笑话的，就像笑话千金小姐上街没穿鞋似的。那时候，我一直睡在为奶奶准备的棺材上，因为我喜欢。三九天睡在里边，暖和；夏景天就把棺材盖翻过来，睡在凹进去的盖子上，跟一只猫似的……
　　对了，我好像忘了说我的书店，我的书店是专门卖旧书的，鲁迅、杨振声和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各种版本的作品应有尽有。也许就是因为书太陈旧的缘故，伯爵给我找来的店员也都很陈旧，年岁大就不说了，模样也都像濒于绝种的部落里挑选出来的爬行动物一样。不过，既然伯爵是我请到这里当经理的，自然一切都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