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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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他，我不好指手画脚，况且伯爵经营得也不错，许多读书的、教书的和藏书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进行了一半的生意，不能就此打住，即使是结束，也要做好善后工作，这一切只好要西西接手，只是怕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外号叫“摇篮”的小子。一个月以前，他到北京找过我，说是他下岗了，闲散着，想给我打个杂什么的。他那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我倒没特别在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含着眼泪跟我倾诉他父亲如何瘫痪在床，而他母亲如何辛勤劳作的情景。我决定了，让摇篮来辅助西西一下。
　　若是问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哪一件，那么不用说，莫过于是起用摇篮这件事了——至今我还在后悔。
　　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了，可以像一个只猫似的趴在床头上翻阅那些我四处收罗来的医学书，既然医生不能给我的病下一个确诊，那么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我要自己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写字都是趴在床上，而不是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习惯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在写字台写过字，因为家里没有，早年是家里穷，买不起，现在倒是买得起了，可是坐在那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通常把它叫作大脑的那个玩艺儿，一到这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我把我的这种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结果，一位大学教授读到了，给编辑来电话，偏要捐献给我一张书桌不可，希望我能够成材。
　　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没一个人来探视我，原因是我让西西封锁了消息，免得人家提溜着水果来看我，我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都说不上来，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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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帽子的狼
曾几何时，我一下子变成了这样的人：锅着腰，塌着背，走道都怕踩死蚂蚁，一切的行为准则是温良恭俭让。是的，我是变了。以前，越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偏做什么，家长不让我蹬梯爬高，我偏喜欢去三楼的楼顶去喂鸽子，老师不让跳教室的窗户，整天夏天我就没从教室正门出入过……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医书，企图从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医案中，找出一两位跟我相同或类似的同党，自小到大，我还从未这么用功过，否则我早当上班干部了，起码也弄个语文课代表干干。遗憾的是，常常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比如，附近有家川菜馆一到中午就来送餐，那是西西出差之前特意吩咐的，再比如，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定时要来出诊……
　　据说那是个著名得不能再著名了的老中医，找他就诊的都是著名得不能再更著名了的大人物，伯爵求了他好几次，他才肯来，而且每次都要车接车送。这还不算什么，过分的是把他从府邸接出来，他并不是直接到我这里，而是要先去著名物理学家或著名播音员家，轮流给他们做例行的体检，然后才来光顾我。
　　先吃一副中药吧，保管你一个疗程就能见效，他第一天来时，仅给我把了把脉，就信心十足地说，这让西西和伯爵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开的药方，我仔细地研究过，无非是人参、鹿茸、冬虫和夏草之类，服下去，不但没什么效果，反而一到夜里，就喘不上来气。西西问老中医，这是怎么回事呀？老中医摆摆手说，没什么要紧，放心吧。老中医到我这，从不落坐，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来伯爵告诉我，老中医每次从我这走，都要赶着到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那里去，去那打桥牌。
　　我说过，我一到夜里就喘不上气来，有强烈的窒息感，仿佛有谁使劲地掐着我的脖子，想置我于死地。西西只好把所有的业务都交给摇篮去做，她陪着我，我一犯病，就送我往医院跑。只要到了医院，我所有的不适立刻迎刃而解，又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医生往往只给我一粒丹参滴丸就把我打发了。
　　回来，西西嗔怪地对我说：你看，你没什么大问题吧，都是你的精神作用。
　　我就讨好地冲她笑一笑，以此表示歉意，要是她不太困的话，我还会给她讲一些我小时侯的故事：我们乡下是个干旱的地方，唯一的水资源是一条浑浊的小河，土生土长的土著还好，已经适应了，而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先是因水土不服导致的上吐下泻，而后是黄疸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肝炎。奶奶吓坏了，赶紧给父亲拍了电报，叫父亲接我到城里去瞧病。我记得，父亲接我走的那天，下着小雨。父亲一直背着我走，走半道上，我要撒尿，父亲便把我放下来，他当看到我撒的尿比血都红，竟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用袄袖子给他擦眼泪，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件稀罕事，一只狼夹着尾巴从我们跟前跑过去，乡下荒僻，遇见狼很是寻常，不寻常的是那只狼居然戴着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老式的毡帽……
　　讲到这，我以为西西会笑，结果没有，再看她，她早呼呼睡去了。看来，天天这么折腾，她真是累坏了，累得连睡衣都没来得及穿。她有很多件睡衣，每件睡衣上都装饰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图案，这一点跟堇子又不一样，堇子的睡衣都是白色的，一尘不染的那种。
　　我吻了她的脖子一下，也睡了，明天还有好几本医书等着我去啃呢，都是精装本，跟他妈的板砖一样厚，砸脑袋上能砸出个包来。
　　你到底找出自己的病因没有，现在？那天，昆虫带她的表妹来看我，我把自己的最新动态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昆虫倒没说什么，她表妹对我的惰性的保守疗法却颇不以为然。这一点，我从她鄙夷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一点点就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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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昆虫的表妹在说话以前总习惯性地用舌头去舔她带着牙箍的牙。
　　求之不得，你讲吧，我说。我注意到她带了个白金的订婚戒指。
　　要是你对自己负责任的话，就该对疾病更积极些，不能躲在房间里饱受煎熬，她说。
　　你的意思是……我两手抱着膝头，问了一句。透过窗上的透明纱帘，我注视着她的时候，竟产生了一种幻觉似的东西，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我要是你，我就去住院治疗，她说。
　　昆虫拦住她，可能他觉得她太冒昧了吧。这时候，西西回来了，她去超市采购去了，昨天我说我想吃桃子和圣代冰淇淋，她竟一下子买来那么多，多得足够十个人吃半个月的，冰箱都快被撑破了。
　　临走，昆虫的表妹指着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孩子跟家长上街，不小心摔倒了，要是家长又亲又抱，小孩子肯定就委屈地哭起来，相反，家长要是装作看不见，照旧往前走，小孩子也就自己爬起来，掸掉身上的尘土，追上家长——你现在就是那个小孩子。
　　
假面人物
昆虫虽然年纪大了，但仍不失为一个美男子，他起码要比我大了两小时七分零五十三秒。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好朋友了，几乎形影不离，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校，就是在中学的操场边的香椿树上掏马蜂窝被蜇，也是被同一家马蜂蛰的。
　　我病了，而且病得莫名其妙，这么重要的八卦新闻，我要是不告诉他，他非疯了不可。所以，得赶紧告诉他。所以，他才匆匆赶来，还带来了他的表妹。他说他的表妹是最近从西南航空公司调到这边来的，随意出来转转。
　　大概她表妹的建议，也是随意说的吧，奇怪的是，却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不否定她滴溜溜转的深潭一般的眼珠和偏着头注意倾听的样子，以及她角度鲜明易于速写的侧影和柔软而伸展自如的后背，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大夫，您看是不是该把我的药方适当地做一些调整啊？那天，老中医再次来出诊的时候，我婉转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为什么要调整？老中医反问道。这时候我才发现老中医居然还长了一对酒窝。
　　记得，您说过只要吃您的中药，保管一个疗程就见效，可是现在已经吃了三个疗程了……我的问号不是体现在腔调上，而是表现在眼睛里。
　　你怎么可以肯定我的中药没有效用呢？老中医面无表情地说，那张脸，怎么看怎么像一块花岗岩，而且是尚未打磨的那种。
　　是那张花岗岩面孔促使我横下了一条心，马上去住院，马上，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于是，我在一个酸溜溜的夏天，搬进了一家有悠久历史的医院。据说，医院还是早年传教士创办的呢，湖畔的那些岸柳就是明证，它们最少也有一百岁了。
　　西西特意给我找了个清静的病房，两张床，酷似小旅馆里常见的那种双人间，有电视，也有电话。她把它整个包了下来。我躺下，又往嘴里吞了些速效救心丸，才可以深呼吸。
　　这里还住得惯吗？一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女人走进来，温柔地微笑着问道。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护士长。后来我也才知道她对我的那种温柔的微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还成，比我以前住过的病房好多了，我说。这里真不错，我甚至可以用惬意来形容它，特别是那股子浓烈的来苏水味，给我一种安全感，叫我心里踏实。
　　你以前也住过院吗？得的是什么病？住得是哪一家医院？一谈到病，一谈到医院，护士长立马就条件反射似地变成南丁？格尔的完美翻版了。
　　哦，就在前不久，我们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的观察室呆过一阵子……西西嫣然笑着解释道。
　　不是，不是那次，是我小时候——我小时侯在乡下得了急性肝炎，被父亲背到这个城市的医院里，可是所有的医院都拒绝接收，因为我的病太重了，肝大已经过肚脐了。长话短说吧，最后还是我父亲的上司赶到了医院，拍着胸脯说你们尽管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救过来，算你们医术高明；救不过来，就只怪这孩子命薄。我父亲的上司是这个城市的当权派之一，医生自然要买他的帐。
　　就这样，我父母双双在一个什么责任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之后，我才住进了医院，不过不是住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住在一个楼梯间里，很暗，很霉，还有壁虎。这些我不愿跟他们说。那时侯，我总是围着被子呆在黑暗之中，让孤独的寂静侵袭着我稚嫩的心，我把这个楼梯间想象成牢房，就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反复描述过的那种。八个月之后，我竟奇迹般的痊愈了，走出那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楼梯间，阳光虽然让我浑身暖和起来，却刺得我的眼睛流出了苦涩的泪。来接我回家的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哭，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
　　从此，我就在北方的这个城市定居下来，跟父母和兄弟们在一起。
　　护士长走后，来的是科主任，科主任走后，来的是食堂管理员，食堂管理员走后，是值班护士来做例行的化验，最后来的才是我的主治医生，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使我怀疑他原来是给模特拍写真的摄影师。他叫李斌。
　　你的所有病历和诊断结果，我都看了，说实话，我还是不敢轻易对你的病下结论，我的主治医生双手交叉着注视着我说，他的这个习惯一下子就联想到足球场那些防守前场任意球的球员，他们就是这样用双手交叉着保护着自己要害部位的，嘿嘿。
　　我的病，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既然他很直率，那么好，我就比他更直率。
　　很近似，真的很近似……李斌对我的诊断结果投了赞成票。
　　住院的第一天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到第二天，我一睁眼，发现已经是一屋子人了，还有一屋子花，把我的病房糟蹋得跟他妈的灵堂差不多。


　　他们都是来看望我的，对我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可是，我却发现所有的人都说的是同样的话，做的是同样的表情，甚至所发出的惋惜的叹息声也一模一样。以前，我以为被人家人文关怀着一定有点意思，现在我突然觉得毫无意义，因为所有这些，都透着一股子假惺惺的味道，虚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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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的二三事
我想见的而又不敢见的人，始终没有来，那就是堇子和我的女儿。我不知道我还爱不爱她，更不知道她还爱不爱我，那个因为写《洛丽塔》而出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形容一段死了的爱情时，是这样说的：它就像一个被取消了的暗淡晚会，就像一个下雨天的野餐，又像一个平凡而单调的演习，像一块泥巴包裹着的童年。我们是这样吗？我回答不上来。我真的回答不上来，让我再想想吧。
　　西西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摆动着僵硬的膝关节殷勤地招待着我的客人们，而我，脑子却不在这了，这时候的我，心灵深处比我独处时更空虚更冰冷更孤苦伶仃。我宁愿去琢磨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出喜剧，一张清朝的老照片，以及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里的某个细节或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中的某幅插图……
　　你太自私了，你怎么只想你自己呀，我的一个朋友当我表示我即便身体好起来，我也不想再去做书商了的时候，愤愤地谴责我，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晃荡着。他是个作家，笔名叫格林，他所有的书几乎都是我出的。
　　我自私吗？我不但给他出了三本书，还花了三次钱租用了宾馆的会议室给他召开作品研讨会，会后请客吃饭就不用说，我真想照着他一双近视的有悲剧色彩的眼睛来一拳——靠，你的每本书我都积压了一大堆，可是你却到处吹嘘说，我从你这发了大财，光雪铁龙就够买五十辆的了！
　　但是，这种具有杀伤力的话，我说不出口，我的心理医生后来告诉我，要是我能够畅所欲言，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痛快怎么说，我就不会得病了。我这人，大毛病没有，就是有那么一点娘们儿气。
　　还好，格林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他说他先走，明天再来，来给我送他媳妇特意给我包的韭菜馅儿饺子。
　　我刚松了一口气，伸个懒腰，想叫自己舒服一下，一个陌生女人又来了，进门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头就像攀缘植物一样的附在我的手上。她的脸庞和她的体魄都很壮观，宛如一辆辚辚的囚车疾驶而来，到我跟前戛然一下来了个急刹车。
　　我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迅速地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她的档案资料，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几何，是个专栏作家。你听说过吗？她问我。没听说过。她又提了一个名字，问我听说吗？当然听说过，她提的那个名字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熟知的，因为语文课本上就有他的作品。她说她是那个作家弟弟媳妇的表姨的侄女。我赶紧在我的记忆库里给这个侄女建了个新文档。她说她的丈夫有了外遇，跟她离婚了，丢下她和她的孩子拂袖而去，她的孩子才五岁。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是在跟神甫告白似的，显然是怕人听到。
　　我像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听她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这时候，她的眼圈红了。我能做的就是跟着她唏嘘叹息。这娘们正悬浮在被毁灭了的过去和难以设想的未来之间，徘徊。
　　你需要钱是不是？我问道。
　　她说是。
　　你要借多少？我又问。
　　她赶紧解释说，她不是要借钱，而是她有一部长篇小说新作，叫我出。她的脸色很灰暗，酷似一幅蚀版画，这就更强化了她的楚楚可怜。
　　好，你把稿子拿来吧，我说，我知道我又动了恻隐之心。西西就总说我，说我的耳朵根子软。我一直有逆反的心态：见得志的人表现出来骄横而傲慢，我就恨不得他倒霉；而遇到倒霉的人垂头丧气又禁不住想帮他一把，叫他东山再起。
　　在匆忙的迎来送往中，好几次我都想操起电话，给昆虫打个电话，当然最好接电话的是他表妹，可是一想到她手上戴着的订婚戒指，就又犹豫了。
　　病房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是在午夜，护士第三次来查房的时候。那个名字叫迢迢的厉害护士硬是把所有客人都驱逐出境，而且是连推带搡，我才终于享受到了片刻的清闲。躺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烟——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些小动物在蠕动，很快，我又在窗台下面发现了另一些相同的小动物，只是它们不属于一个部落就是了。那是蟑螂。根据我漫长的三十多年的人生体会：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老鼠、蟑螂和蚊蝇，无疑。
　　这些蟑螂，在以后枯燥的岁月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乐趣，我可以识别他们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是情敌，以及谁与谁是一对恋人，我甚至给他们起了名字，比如瘸了一条腿的那个叫谷崎润一郎，经常围着我的咖啡杯打转转的那个叫太宰治，喜欢往电视屏幕上爬的那个库普林……
　　一句话，闲，闲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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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酒宴
好久以后，我都忘不了我躺着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我总是躺着的，我只有在躺着的时候，才觉得舒服些，喘气也均匀多了，这大概是我在病房里唯一的临床特征了。
　　而其他的人比我似乎更自在，我说的是那些来探视我的客人，他们不但可以挤坐在另一床上、或是椅子上集体开会，也可以三两个人到走廊上去溜达着分组讨论。不久，我的病房就跟贵妇人沙龙差不多了，有人还给起了名字，好听的这个叫“格特鲁德？斯坦因客厅”，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客厅因为海明威常来常往而名扬四海；不好听的那个叫“大车店”。
　　所有来的人都打着慰问我的幌子，其实未必。我的生活范围十分有限，我结交的人也不怎么广泛，这一点，跟《水浒传》里的宋公明不大一样，来的人无非都是些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和书商，偶而也会来个把印刷厂的厂长什么的。
　　你发现了吗，咱们这里正好是产供销一条龙，西西苦笑着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没说话，我没什么话可说。西西说的一点不错，作家有了稿子，拿来，给了出版社编辑，出版社编辑审过之后，觉得没啥毛病，就转手给了书商，这样一来，那个编辑还可以拿到一笔策划费，书商再从出版社“合作”个书号，一切都妥了，要是印刷厂的价钱合适，书商甚至可以直接交给厂长，开机印刷，然后只管抽他的烟、喝他的酒，等下一个礼拜看样书了。他妈的，无形中，我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经贸洽谈会”了，而且还用不着交会务费。
　　我嫌吵，就干脆躲到阳台上去，谁都没有注意到我，谁也没想去注意我，他们忙活他们自己的事情还忙活不过来呢。幸好是阴天，没有火辣辣的太阳。西西怕我再动高空垂直降落的脑子，特意给我找的是一楼的病房。阳台对面有个院子，院子中央有棵古树，古树上落着鸽子，还有少量的荆棘和灌木……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往事——
　　从乡下初到城市，总有些不大习惯，因为没有青纱帐。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城市里有跟青纱帐同样迷人的东西，那就是电车，有轨的那种。电车走起来，铜铃铛哗啦哗啦地搖，搖得特別的欢实。我們這些穿開襠褲的孩子就追在車尾巴後邊，可著嗓門唱“四馬路，安電線，白牌電車圍城轉。”車走遠了，鐵軌在夕陽下泛著耍�瑩瑩的光，那光很冷很冷，要是在鐵軌上撒泡尿的話，卻就會发现那尿竟吱啦吱啦的響，燙的，直到我小学毕业那电车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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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跑到这来了，赶紧回去躺着，等西西发现了我的行踪的时候，天上的颜色已经由淡蓝变为铅灰了，暮色降临了。
　　我不回去，屋里吵得跟蛤蟆闹坑似的，谁受得了啊，我说。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郁积的晦气都吐出去，吐个干净。
　　这样吧，西西沉吟了一下，我带他们去吃晚饭，你就可以安得片刻闲了，她说。
　　随你便好了，只要能叫他们在我眼前消失，我说。
　　西西转身进屋了，很快，嘈杂的声音渐渐远去。我陪他们去，你先休息，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叫人给你送过来，她说。
　　估计这些人起码要开两桌，我都能想象的出他们推杯换盏的架势，我猜，少不了还要醉上几个。
　　这时候，落在最后的客人是洪荒。洪荒嬉笑地冲我说：走啊，一块喝一杯去！不知为什么，他的腔调很让我反感，我对他太了解了，他是那种三杯老白干一下肚，就哭，就骂他媳妇不守妇道，这一点很像郁达夫，属于李敖所说的那种王八情结。
　　我发现，我对那种叫做作家的动物越来越反感，无怪在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不要相信写过书的人”呢，所有的文学沙龙都被关闭了不说，还差一点就把国家图书馆烧了。呵呵，这些写书的人有时候也确实遭恨。
　　被别人蹂躏了一天的病房，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当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觉得太空旷了，太冷清了，就有一种垮掉的感觉。
　　哎呀，你这总算消停了，来这么多人，你也不嫌乱，护士迢迢进到病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