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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深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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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他一坐进车里，我就想揍他。虽然我明知他不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写作业的孩子，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孩子，虽然我明知自己小时候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但我控制不住我的愤怒和我的手！在中国的学校，面对中国的老师，我不得不被中国家长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巴图，巴图你为什么啊？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写作业就你坐在那儿？妈妈为你难过死了，和你说过几百遍了你都不听，你是谁派来气我的啊？”巴图的校长非常喜欢他，虽然曾经亲自给他两个处分。校长办公室就是巴图的避难所。她告诉我：“宋丹丹你就偷着乐吧，我们从来没见过像巴图这么孝顺母亲的孩子。他调皮捣蛋的时候谁也管不了，但只要我们一说‘巴图，你再这样老师就要找你妈妈谈话’，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他可以给老师写很长的信承认错误，他可以把老师堵在办公室门口说：”老师你说吧，我有什么缺点？我什么缺点都能改，只要你不告诉我妈妈！我就是一不小心没控制住！‘“校长还偷偷把巴图写给老师的信拿给我看：
张老师：
听您说今天下午要请我妈妈来以后，我心里非常着急。我知道要找她来是因为我上美术课的时候影响了别人，可是我实在不想让她来，不是因为我怕她打我或者骂我，而是我真的害怕她的心理会受不了。您一定会说：“你如果真的体谅她，就别干让她伤心的事啊。”我也真的非常后悔，我上美术课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会使您把她请来啊！
星期天的下午，我打完了球回到家里，看见她两只眼睛哭红了，躺在床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她还是说没事。我就猜到了是因为我的事，就问她到底是为什么。她说，到了英国，那里的中国孩子的父母都很有钱，他们会买车，买房，你可不能跟他们比。原来是因为那天中午我说过我很羡慕林子有好几个手机跟电脑。她怕我到了英国以后不学习，跟别人攀比。
但她的苦恼不只在经济上，还有父母、姐妹、家庭，还有她的剧院都在不同的方面给她压力，她的精神、身体上都受着各种的折磨。但她最不放心的还是我的前途。我实在不希望今天您再给她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不怪您，是我不好，但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给您找麻烦了！我保证！
求求您再帮我一次，谢谢！
赵如镔
2004。6。14
听校长一席话，又看到巴图幼稚的笔迹写满了密密麻麻两页纸，我的心是暖的，也是痛的。10年了，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离开那个家庭后，又找到真正的归宿，找到一个好男人，疼爱我，并接纳我的儿子。然而一想到巴图，从6岁的孩子长成17岁的少年，我始终不能确定父母离异对他的伤害更多，还是督促他成长更多。
今天的我，还是想劝做了母亲的女人们，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为孩子维护一个完整的家庭吧。
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人生
巴图上初一，我试过陪读，他自己什么都学不懂。
代数、几何、物理，已经依稀成浆糊的记忆全部重新清理出来，我陪他背长长短短的数学公式，教他算奇奇怪怪的长度角度，帮他画枝枝杈杈的受力分析图还有英语，我买了一本英文笑话给他，让他背诵然后默写，我戴副老花镜坐在台灯下逐词对照，少写一个s都不行。
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我们也正年轻
一陪1年多，我一部戏也没拍，还累得精疲力尽。开始我打算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人生中没有哪桩错误不需要埋单。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我既养不活他，也养不活自己。我给他联系了一所英国的中学，送他远走高飞，不爱学习的孩子在国外会愉快一些。那时他刚满14岁。
他第一天在英国上学，我送他到宿舍就回酒店了。学校到酒店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刚到酒店我就接到他的电话，
“妈妈，我饿，我特别想你。”巴图在电话里哭。
我不能跟他一起哭，只好很平静地告诉他：“巴图，你去找管生活的老师，问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你吃，然后给妈妈回个电话，告诉我你吃到东西没有。”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妈妈我吃饱了，老师不光给了我面包，还给了黄油和果酱。”好像后来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他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不饿就想不起我。
可以想象，假如我们身边来了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跟他客套地聊聊天气，聊聊新闻，却很难和他成为知己。巴图对于他的英国同学，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更何况那群小男孩儿连客套也没有，他们很喜欢恶作剧。
刚开始巴图一进浴室，总有谁在外面“啪”地一下把灯关了，他只好穿上衣服，走出来打开灯，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再进去，刚准备放水，“啪”一下灯又灭了，他又穿上衣服出来开灯，还是找不到是谁干的。直到那帮孩子看巴图被折腾来折腾去却不急不恼，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才能踏踏实实洗个澡。
但他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小时候向同学拉选票“行贿”那一套在国外还是否行得通，只觉得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个天才，或许和他的快乐开朗有关。
由于女儿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巴图在英国的学校呆了不到3个月我就把他转到了纽约。
巴图的英语口语真是好，刚到美国，老师几乎不相信他是一个外国孩子。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他就懵了，尤其是生物课，肝硬变、肺叶、心肌炎——很多词听不懂可以猜，这些词却没法儿无师自通。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用中文讲叫“挂红灯”。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
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在中国，没有哪个成人认为“情人节”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他告诉我在那一天，老师作为“爱的使者”，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带着一束花，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
于是我问巴图：“有人送花给你吗？”
“目前没有，亚洲人都没得到花。”巴图措辞严谨，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
“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我忍住笑问。
“目前没有，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依我猜，这孩子要是有钱，宁可拿去买“比萨”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否则我累，孩子更累。
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给巴图，是录音留言状态。“嘀”一声响后，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巴图，妈妈给你打电话，妈妈很想你，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拜拜！”等了俩小时，没有回应，我又把电话追过去，仍是留言：“巴图，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你给我回一个好吗？”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
又过两个小时，我有些愠怒，心想这孩子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巴图，你怎么还不来电话？我告诉你，妈妈特别生气？你干吗呢？给我回电话！”打第四个电话时我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巴图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妈妈不睡了！看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女人就是这样，很容易钻牛角尖。其实孩子能有多大个错呢？可能他听到第一个电话留言时正在和朋友玩儿，没工夫理我。听到第二个留言觉得妈妈又是老一套，没什么意思。然后稀里糊涂就接到第三个、第四个留言，妈妈已经气疯了，叫他还怎么回呢？这时候回电话，就必须瞎编，刚才为什么没有回，在干什么，和谁一起最后就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任凭你怎么喊怎么骂，我干脆不回了，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1998年8月25日，妈妈、婆婆和巴图一起为我过生日，这也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而当他真的打电话给我，通常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犯了错误、缺钱花，或是没考好。“妈妈！”电话里他一喊我，我的心“噗通”一下便落了地，“我跟你说件事”一听这开场白，刚刚落地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所以现在我再留言给他通常是这样措辞的：“巴图，你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打个电话给我，实在懒得打就算了。妈妈很想你。”我无法要求一个16岁的男孩子每天思念我，每周都想听我说话，我必须接受的是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会经常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我养了两只小狗，照顾它们给我带来乐趣。至于儿子，我一定会让他过自己想过的人生。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离婚后的那个夏天，我要回了巴图的“监护权”。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一室一厅，月租高得惊人。白天，我以泪洗面，晚上抱着枕头说话，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就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
这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苏小明和张暴默。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
每天，苏小明就在我面前“哗哗”地翻她那本通讯录，边翻边发牢骚：“怎么他妈没一个未婚的！”她一心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
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海归”，非技术型人才，外形很各色：体重200多斤，头上系小方巾，开大吉普，敞着天窗。
“这人身体太好了吧”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我靠，那你说清楚了，你喜欢身体不好的？”苏小明恨铁不成钢，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此君高瘦儒雅，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与他约会过两次，除了吃饭和聊天，绝无“越轨”之举。
苏小明知道后急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的吗？你得‘扑’啊！（意指主动点儿）” 又回头对我劈头盖脸：“你也得主动点儿知道吗？今儿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我想了想，条件有三。第一，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第二，我不要他特别有钱，我可以养活他。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第三，他最好是丧偶的，于是他懂得珍惜我，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得了得了，你这忒难了！”苏小明不耐烦地打断我，“还得先把人家老婆弄死！”如此这般折腾几回，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为了维持生活质量，我打算“出卖隐私”写书赚钱。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铺天盖地全是稿纸，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不梳头、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
“干吗呢？”
“写东西呢。”
“得了别写了，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不行啊姐姐，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你真没劲，我告诉你啊，绝对不会！就我们几个女的。”尽管她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朋友聚会，我还是隐约觉得“有情况”。
“姐姐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一个黄脸婆，还拖着个‘油瓶儿’，人家谁愿意理我呀？”话虽有几分玩笑，内心确是凄凉。
这时候，正坐在床上玩儿的巴图说话了：“我妈妈不是黄脸婆。”小人儿抬脸望着我，表情颇认真。突然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电话里苏小明还在做工作：“哎我说，你在听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这样儿不行啊，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
“行，姐姐，你说几点吧，在哪儿。”
我们4个孩子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今晚6点，建国饭店。你给我化点妆啊，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听见没有！”当晚5点55分，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永远学不会摆谱儿，特露怯。还好，尽管我再次提前，却是最后一个。
这伙儿人，果然被我猜中了。在座的除了苏小明、张暴默，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我本有几分怨气，这会儿全打消了，脚下有些飘飘然，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要不能落在我手里？
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话语十分投机。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注意力全在我这里。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
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苏小明和张暴默也“噔噔噔”脚底生风跟了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行吧？”
“这个人，条件忒好点儿了吧？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他要是没问题，怎么可能留给我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不信咱可以打个赌！”
“多少钱？”
“2万！他要是有问题，我给你2万！”
“成，就这么定了。”三个女人重新入席，各自心怀鬼胎，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2万的赌。赵先生不明就里，还很真诚地问道：“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下个注好不好？”那天晚上我没开车，我的车坏了，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弄了黑乎乎的两手机油。我说：“上楼洗洗手吧！”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于是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小得可怜的公寓中。
洗了手，我给他看我正在写的“作品”，他边看边笑。那些文字真是太重要了，尽管最终没有发表，却让他从中读懂了我伤痛而落寞的心。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
我从来没敢想象我的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那一天，他出现了，像一束光，把我和我的四周以及我目光所及的世界照亮。
我是那么幸福，浑身暖融融。我失去过爱，才懂得如何珍惜爱，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
我忘记了高声说话的感觉，我回到了18岁。
“我有一个儿子，你能接受他吗？”在我们相爱的开始我认真地问他，因为这对我太重要。
“当然。”他说，“我从来都希望有个儿子，但这需要你做一定的工作，让他接受我。”他有一个14岁的漂亮可爱的女儿，我见了她，我们像成年人那样谈了话。我愿意做她的亲人，因为我的心里洋溢着太多的爱，我愿让人分享它。我爱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我乐意付出，只要他能够快活。
但我担心巴图，因为他还太小。他怎么能够理解我们将打破从前的模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呢？他怎么能够懂得妈妈对感情的期待和寻求归宿的急切心情呢？他能接受这个高大的陌生人吗？我惶恐不安，我决定让他们见面。我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彼此喜欢，因为这对我至关重要！
那一天巴图正在二姨家玩，我到楼上接他，我的爱人在楼下的车里等着。天上下着小雨。我把巴图叫出来，在楼梯上我紧张地对他说：“儿子，一个叔叔爱上了妈妈，现在他就在楼下呢，妈妈打算让你认识他，帮妈妈看看他是不是行。妈妈希望你特别乖、表现特别好，因为妈妈非常爱他！”我替他抻抻衣服，抹去他嘴角上的脏。
“行，”他说，“但是我也得看看他是不是对我好。”我们牵着手走出来。他举着伞等在车边。
“你好，巴图先生，我姓赵，男子汉见面都该先握握手。”他伸出了那只大手。
“赵叔叔好。”巴图把小胖手伸过去，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的心从嗓子眼儿放回原处。
这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一路上巴图都在为我们唱歌，他左手搂着赵叔叔，右手搂着我。他在幼儿园时参加过全国少儿独唱比赛，得过第八名，他有很好的乐感。他唱了参赛歌曲，然后唱了新学的迎接香港回归的歌。他几乎唱遍了他会的所有的歌。车里洋溢着欢乐的歌声和笑声。我是那么快乐，我想我幸福地快要晕过去啦。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睡眠很少，我总是不能入睡并且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和我的爱人常常会捏一下对方的腿，问一声：“这是真的吗？”有一天早晨五六点钟我就醒了，走出我和巴图的卧室，发现他在门厅里睁着眼睛。我们开始聊天，然后他拿出一个漂亮的心形的丝绒首饰盒交在我的手上。打开一看——一条精美的K金项链。那是他在澳门买的，意大利著名设计师的设计：两只手捧着一颗心形的钻石。我得到了一生中第一个“定情之物”。
正在这时巴图也走了出来。我的爱人对巴图说：“你看，这只大一点儿的手是叔叔的手，小一点儿的手是妈妈的手。”
“那颗心是谁？”巴图诡秘地看着我们，亮亮的眼睛里有所期待。
“当然是巴图，我们捧着巴图。”我们俩大笑起来，我们三个搂在一起。
我注视着他们两人的眼睛。在他们的眼神里，心灵的太阳光辉灿烂！如果用我的两条腿换那个时刻，我愿意换。我愿意从此为他们活着，做一切事，吃一切苦。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俩关上灯在屋里讲故事，我坐在外屋的书桌旁写东西。我看到时间太晚了，决定让他们停下来休息。
“巴图，你该睡了，让赵叔叔出来。明天再讲吧。”我温和地说。
他们互相亲了一下，他就走了出来。我们小声在外屋聊天，聊了很久。我们以为儿子早就睡着了。突然巴图说“妈妈，你写东西不能有人打扰，赵叔叔呢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还是让他过来跟我再躺一会儿吧。”我们俩大笑起来。他走进去，他们在黑影里抱在了一起。
我的儿子需要父亲，正如我需要丈夫。
如果我的生活一帆风顺，我将失去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只有经历了黑暗，见到光明时才会欣喜若狂。
1997年8月25日，我与他注册结婚，距离相识仅有28天。那天恰是我的生日，新的年轮的开始，我从一个婚姻走向另一个婚姻的过程得以告终。
或许，这一次决定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我们彼此都用了很长时间从上一次婚姻中抽离出来。
记得我们结婚一年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突发感慨：“我这人啊，活了这把年纪，除了我老婆和你，没跟别的女人过过夜。”我当下愕然，合着一年多了，你还没把我当老婆那？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努力地适应着新的角色，新的家庭，让自己慢慢地从过去的10年中走出来。结婚前两年，我常常从梦中哭醒，梦见自己被抛弃，被欺骗。我与英达再也没有联络，只是从朋友那里听说，他们很快有了一个孩子，又很快，有了第二个。这些消息使我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他真的已经离开我的生活了，而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个人，一样可以向前继续。
知道补牙的感受吗？一颗牙坏了，医生把神经抽出来，再向空洞中填满新的物质，将洞口封死。奇怪的是神经抽走了，依然会感觉疼，感觉新的物质还没有与自己的牙齿融合在一起。对于这疼，每个人都需要适应，有的十几天，有的几十天。离婚到再婚很像这个过程。不同的是它会疼得更久，几个月，乃至几年。相同的是都有那么一天，我们永远不再疼。
我疼过，所以知道她们多疼
1997年底，我在拍摄李少红导演的《红西服》，有一天先生下班后去片场陪我拍片，拍完回家已经凌晨1点多了。冬寒刺骨，而我们一推开公寓的楼门，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当时，北京大多数居民楼的走廊里都是冰冷的，我们买的这个公寓设施却很完善，楼道里也有暖气。
第四部分
考上人艺那个夏天
一进家门，他连衣服也没脱，径直走向沙发，躺倒在上面默默地流眼泪。
我问他：“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黄涛，我太幸福了，可是她太可怜了。家里原本三口人，我先走了，又把女儿也接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这会儿，不知道家里多冷。”他一动情，我的眼泪也落下来。我被他的善良所触动，不由地想，他们的婚姻，比10年更长，他的前妻，比我年长。如果我对她心狠而冷酷，他会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全都被否定了。
我还想起我自己的前夫，他也会在自己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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