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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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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江来，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 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切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坛，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人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红军过江进入贵州省后，侦察员孔宪权遇到了麻烦。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还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象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
越过湘江是够艰难的了。但红军过江为什么很不顺利，侦察员孔宪权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桥。马和骡子对浮桥很不习惯，以致惊恐万状，途为之塞，队伍出现了混乱。当红军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的飞机进行了猛轰滥炸。这样，红军的损失当然很大了。
孔宪权告诉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仍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不管这个“里”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难爬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定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定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定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宁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褴褛；几乎—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
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周王稼样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思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医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内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一九三六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一九四五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 （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 ），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有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刚过湖南省边境，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一九八四年为三十七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红军几乎没打一仗就占领了黎平，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三团首先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样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最艰险的高山激流也已经越过 （指的是中国贵州这一地区最艰险的路程，实际上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前头 ）。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总部设在黎平市中心一个徐姓商人的相当漂亮的店房里，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徐老板听说红军要进城，早就逃离了黎平。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三十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巳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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