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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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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墨迹
作者：曾子墨
内容简介：
当她的同学正为高考焦头烂额时，她已因“总分永远第一”获得了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格；当梦想留学美国的本科生、硕士生们向托福600分冲刺时，18岁的她以660分的骄人成绩夺得北京市第一；当同窗们还在忍受着枯燥的课程，她已持全额奖学金踏入美国常春藤名校；当哈佛女孩刘亦婷还在大学门口徘徊，她已当之无愧成为华尔街的明星；当在摩根斯坦利的事业似乎已达到顶峰，她又毅然决然投身凤凰卫视追寻梦想的真正生活……
她，就是曾子墨，一个美丽的，坚定的，有着巨大能量的女孩。她将自己的成长历程结集成书，推出首部作品《墨迹》，清晰展现了一个女孩梦想照进现实的道路，励志传奇，激动人心。
该书为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曾子墨的自传，首次见证了曾子墨从北京市优秀学生到留学美国名校、从美国华尔街到凤凰卫视的经历，让人清楚地感受到一个女孩脚踏实地与自己的理想接轨的奋斗轨迹。
书中清晰地回溯了她在华尔街从事投资银行的巨大成功，进入全球顶级企业并被认定：“不惜代价，一定要雇用”、“因为子墨，我们乐于接受中国女孩。”书中不无幽默地展现着一个中国女孩的智慧和努力，参与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操盘新浪上市。然而在金融事业的巅峰之时，曾子墨毅然决定放弃令无数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加入了自己一无所知的电视媒体行业，几年后，曾子墨在凤凰卫视独树一帜，她的感悟深刻而令人震撼。
另外，书中还收录了自己以及同事的趣事、新浪上市的幕后故事以及新浪高管的生活趣闻等。
作者简介：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至今，我仍然觉得从摩根斯坦利辞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正文
真话的魅力
中国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但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aveyoudoneanycommunityservice？Ifso，pleasedescribethem。（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Nancy，到底什么是Community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CommunityService？”Nancy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Nancy解释，我才明白CommunityService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还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碍…”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10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超一流”推荐信
印象中，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老师推荐学生，目的只有一个：以权威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但是，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我却愣住了：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这也算是推荐信吗？
接受了十几年中国式教育的我却无暇也无法领会这样一封特殊的推荐信意义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记着，不知道朋友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几天后，四五个好友聚在宿舍里。小卫因为英语最好而当选了执笔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闹声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领导姿态地说：“曾子墨同学是个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荐信里，我们决定全部采用褒义形容词，让老美看到刘胡兰秋瑾一般伟大的中国女性。”
子墨外表文弱秀气，惹人怜爱，却时常透露出巾帼英雄般的气概，令男同学既敬佩不已，又自叹不如。
高中时，大家经常一起游泳。子墨基本是个旱鸭子，每次只能滥竽充数地扑腾几十米，就开始和大家在水里嘻笑玩闹。一次，学校的游泳冠军碰巧也在。为了显示他非同一般的高超技巧，这位男同学在三米跳板上表演了一次动作标准的“冰棍入水”，令大家啧啧称赞。他于是表示，如果谁能超过他，他就替超过他的人做一个学期的卫生值日。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边，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阶梯。大家不禁暗自纳闷，难道子墨要做个307C或者1052B，来战胜刚才的“冰棍式”？
没想到，子墨对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径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奋，期待她一跃而下，但此时，她却转过身去，走向阶梯。有人开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没有胆量，要打退堂鼓了。
正当游泳冠军暗自得意时，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走到阶梯口的子墨并没有往下走，反而是坚定、优雅地继续往上爬。最终，她站在十米跳台上，变成了一个晃动的小红点。游泳池边鸦雀无声，大家抬着头，张着嘴，瞪着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子墨毫不迟疑地像冰棍一样地跳了下去，飞溅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欢迎英雄一般的雷鸣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游泳冠军走向子墨，满脸惭愧，说：“我算是服了你了！”
还没等我看完，小卫就得意洋洋地问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绝对属于超一流推荐信吧？”
那时，我们都没有受过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国校园里，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小卫杜撰的如果是小说，我给他评A＋，但作为推荐信，却让我本能地感觉“不对”。
多年后，当我遇见同在美国留学的小卫，提起少年时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然而在当时，面对我的沉默，他却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后很长时间，小卫一直不和我讲话，任凭我怎样解释、道歉，他都全然不听也全然不顾。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遇到他，他还是一言不发，却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荐信的草稿，平淡、朴素，但是，很真实。
“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万里之外的援助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 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atthe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Nabis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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