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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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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Finance就是Investment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Banking。
通俗点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 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帐、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把羞怯、谦逊抛到九霄云外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蹬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SuisseFirst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
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11年前，国人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十分匮乏。没有多少人懂得投资银行里的副总裁其实多如牛毛，这不过是一个下有分析员和经理、上有董事和董事总经理的普通职位。
所以，可爱的副市长先生也错把“副总裁”当做来自华尔街的大人物了！
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 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k，tellmeabout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留下了什么呢？没想到的是，4年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我却突然发现曾经让我叫苦连天饱受摧残的军训竟然变成了面试时的制胜法宝。
面对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短暂军旅生活中被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掩盖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急行军”……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彩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据说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
与“恶人”斗法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这位是我的同事，MerchantBanking的经理，Rob。”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 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作“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倆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那位分析员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渴望忙碌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Head，一定是JimHead。
Jim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 彼此询问：“Areyoustaffed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areyoustaffed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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