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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死了秦帝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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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官我们需要好好说说。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作为韩非子的粉丝，秦始皇杜绝了春秋时代依靠血缘关系而当官的悠久传统，采取了推择和考试两种从基层布衣选拔官吏的伟大程序，从而从技术上实践着韩非子的学说。
官和吏，其实还不一样，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而不得禄的叫做士。士和农工商一起，都是白身了。
要想当官，先得当吏。吏这里又有个别号，叫做“亲民之官”，意思是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相接触，比如夹着包收电费的。总的来讲，吏是给官当跑腿的。当吏的第一个办法是被“推择”，也就是荐举。如果你家里比较有门路，又认识政府里的人，就有可能被推举到县里当吏了，负责填表啊、盖章什么的。
秦王朝被“推择”为吏，条件要求跟现在差不多，首先要有“善行”，另外“家贫”也不行。不过这两条其实是一条，只要家里不贫，招待得起当时的“媒体”（就是一些嘴巴很大很能吃也能说的人），经过这些人一嚷嚷，也就有了“善行”了！
有了“善行”，就可以被“推择”了。譬如，离刘邦老家不远向东南，在江苏淮阴有一个叫韩信的年轻人，由于“贫”而“无行”——既穷又没有善行，终于没能被推荐当吏，只好在大街上闲晃，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找洗衣公司的“漂母”蹭饭吃。
刘邦比较幸运，因为家里还属于准中产阶级，于是很爽地经过运动，被推择为吏了。有人说刘邦是流氓，这是不对的。他从成人起，一直在“县政府”工作。
除了被“推择”以外，秦王朝还有考试一径也可以入选做吏——这有点类似现在考公务员。考试之前有辅导班可以上，叫做“学室”，里面的老师都是现任的吏们。吏们教的都是国家法令的详细条款以及实施时的各种解释，所谓“以法为教”。这样，大家只学习法令而不学习《诗》、《书》，就能脑子里清晰干净、简直划一，也叫统一思想。秦朝的统治者认为民众脑子里越简单——所谓“民弱”，那么就越好管理，国家就会“强”。相反，“民强”了，国家就会“弱”。这早在秦朝所奉行的法家学说的先驱者商鞅先生的著作里就鲜明论述过了。
不管怎么样，在“学室”里听吏们这些老师讲授国家法令，如果学得好，能背诵九千字以上，品格各方面又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去县各部门里当吏了。
吏当久了，就可以当官了，就意味着可以领到几百石、几千石的俸禄（一半给付粮食，一半折合成钱来给）。那么，如何由吏而变成官呢？有个成语叫做“积劳成疾”，在秦王朝，“积劳”可以“升官”！
“劳”，是考核吏们的一个得分表。每次县内作考核，完成指标最好的人（比如某个吏负责收电费，他收的电费非常多，一年把五年的电费都收上来了），那么他就叫做“最”，就可以得到若干“劳”。如果他收的电费少得可怜，一年只收上来一个月的，成绩相比同事排在最后，那就叫做“殿”，那就要扣他若干“劳”。
积“劳”就可以成“官”，从而实现了吏到官的转换。而一再扣“劳”，那就没有前程了。
看得出来，两千年前法家政府的这个职业官僚体系，虽然是刚刚肇始，但其精密科学，已经不比现代外企差了。
作为一个吏，想通过考核，“积劳”而升成官，其实蛮不容易的。我们说说啬夫的考核指标吧。
秦王朝有许多“啬夫”，这是秦国最不好干的基层岗位，类似现在的主任，都属于“吏”，啬夫有很多种，比如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发弩啬夫、苑啬夫，等等。
我们再来说说田啬夫吧。
秦朝法家政府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其中正月的考核是大考，如果某乡镇的牛饲养得最好，赏赐该乡镇田啬夫一壶酒、十条干肉，而田啬夫以下主管养牛的吏，可加劳三旬（劳是按日子算的）。而一旦考核第末，该田啬夫要遭到叱责，下属主管养牛的吏要减劳两个月。
至于养牛的饲养员，也要被考试，如果他养的牛腰围减瘦了，每瘦一寸，笞打该饲养员十下——随着牛越来越瘦，人却被打得越来越胖。如果他养的牛比较性无能，十头大牛没有生出四头小牛。于是这些性无能的牛不但害得饲养员先生受罚，还连累了主管养牛的啬夫（主任）被罚款一个盾。放牧时牛死了，要立刻报告主管养牛的啬夫，啬夫再报告县里的吏，县里的吏派专业人员验尸，看是怎么死的，是阴阳不调还是食物中毒，根据相关死因，追究相应人责任，按照不同价格率赔偿。如果不抓紧上报，导致牛没等验尸就腐烂了，那就不管是有没有责任，都按鲜牛肉价格赔偿。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是个不称职的吏，管着一帮不敬业喜欢偷牛饲料的饲养员，早晚就会弄死几条牛，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去赔吧。如果赔不起，其实也没关系，可以把你抓起来，称做刑徒，俗名劳改犯。秦朝有很多施工项目等着劳改犯去修，都穿着国家发给的工作服（叫做“赭衣”，也就是囚衣），你作为新刑徒，穿着囚衣去干上几年，每干多长时间就折合多少劳（男同志一天比女同志一天折合的劳多一点）。经过若干年月，你积累的劳够了——够赔偿你弄死的那几条牛了，就可以宣布刑满释放！
后来天下大乱，这些刑徒被释放出来，编成平叛军，他们作战勇敢，因为砍了敌人人头是可以折合“劳”的，用这宝贵的“劳”，就可以赔牛了！也许有人等到秦王朝崩溃烟飞了，牛还没有赔够！
事实上，去当这种劳改犯也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工资，但国家每天管饭。
下面说说发弩啬夫。发弩啬夫是军队里的吏，如果他管教的士兵用弩射击，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准确率，那么他就要受到处罚，罚他交两只盾，说明他教得不好。
战马也需要人喂养和训练，如果考核的时候该马“奔腾不如令”（不听人指挥），达不到考核要求，该县的司马要受到处分，甚至县令、丞也都要分别受处分：如果马的质量太差，罚司马两具皮甲，并免除职务，县令、丞也要受罚甲两具的处分。
下面说说管理采矿的官吏，两次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主任（啬夫）一副甲，副主任（佐）一只盾。三年连续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啬夫两副甲，并永远撤职。
最后说说仓啬夫，这是秦朝各种啬夫里边最苦命的一种。仓库啬夫——仓库主任，管辖的仓库门缝不得“容指”，如果门缝大到可以伸进一个指头，或者窗户缝大到“禾稼能出”，那就等着挨罚了。门缝、窗户缝弄好了，还不许有老鼠洞，按法律规定，如果发现有两个以上的老鼠洞，仓啬夫和上级官吏就要受训斥，三个以上老鼠洞，他就要罚交一只盾了。如果有一百个老鼠洞，那么除非他是大款，否则逃不掉当刑徒修长城的命运的，所以这位仓库主任必须天天祈祷，哀求老鼠们放过他的仓库。不过，即使弄好了老鼠洞，仓库的温度、湿度也是个问题，如果不小心粮食发霉了，粮食的自然损耗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分之一，那就不但要追究他的责任，连上级县令都要负责赔偿。所以这个仓啬夫是最难干的职务。
如果他胆敢有失火，那就更是重罪，县丞都要一道承担罪责。如果丢失文书、契券、印章、量器，那也要处以刑罚。贮藏的皮革被虫咬坏，罚他一副甲，县令、县丞一只盾。
此外，对于主管户籍的官吏，找借口，拖延不办户籍，罚他缴纳两副皮甲。拆开伪造的文书却未能察觉，也是罚两副甲。而管理劳役的官吏，当服役人员逃亡时必须自己追回，否则要代替逃亡者服役。公家器物要加标识，不加的话，主管器物的啬夫要受罚一只盾。器物上的编号与记录本上不合，大的器物要罚器物啬夫一只盾，小器物则可免罪。马牛身上要标号，标错了次第，也罚一只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修长城的未必都是穷苦人，秦朝法令约束的更多是诸如啬夫这种官吏，那些不合格的官吏们去撅着屁股修长城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出土的秦律规定，官吏受贿一文钱，就刺字去修城墙。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盗窃罪论处。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马驮运自己的行李（公车私用），就要被处以流放的刑罚。官吏徇私枉法、隐瞒曲报、不执行中央政策、不务正业、借权势干坏事，都要被处以含撤职、流放在内的各种刑罚。《史记》上就清晰记载了秦始皇曾专门下令把一批审判刑事案件时候徇私枉法、判决不公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
看得出来，在秦王朝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官不好当，是一个社会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没风险的事，那其实不是个好社会。秦王朝就是凭着这个一丝不苟的法家政府，获得了战胜六国的伟业，并且在随后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长城、驰道、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宏伟工程。
秦政府各地的田啬夫驯养出膘肥体壮的公牛，农业啬夫精心选制出优质的种子（种子发芽率是考察他的指标），负责器用制造的啬夫打造出精致的工具（工具都有误差检测标准），最终使得这个王朝有着傲人的农业成就，可以供应蒙恬四十万大军长期奔驰在广漠的北方，还有五十万大军戍守战斗在苍茫的南方，以及建筑工地上无数施工者的口粮。最终，各类啬夫兢兢业业积累出的粮食，堆积在诸如敖仓这样的著名大仓库，一直到了秦王朝灭亡都没有吃完，一直到了西汉建立初年，还在持续供应着天下。（据说，栎阳的仓库是两万石一积，咸阳的仓库是十万石一积，一积就是一堆的意思。规模宏大，显示了秦人发达的农业经营水平。）
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充满着高效管理和精湛法治的两千年前的王朝，充满由衷的敬意。
被推择为吏以后，刘邦进入了他的试用期，也就是史书上他所谓“试为吏”。他的试用地点在沛县郊外的泗水亭上。亭是修在交通要道旁的古代派出所，每十里一个，亭长的主要职责是抓捕恐怖分子——盗！
刘邦担任亭长，下边管着两个“兵”：一个是亭父，负责洒扫，属于内勤；一个是求盗，负责出去抓坏蛋，类似民警。刘邦的上级主管是亭啬夫。如果说刘邦的“亭长”相当于设在乡镇的派出所所长，那他的上级“亭啬夫”就是县里的警察局局长。
当时虽然没有雷达，但是可以占卜。占卜者摆弄一些草棍，然后抬起头来，告诉警察（“求盗”先生）往哪个方向，在哪一天行动，可以抓到强盗。有时甚至可以预测出这个强盗是缺几个牙的老人。这是根据出土的一本《日书》所得到的。
如果不是刘邦所抓的这些盗改变了这位捕盗者的命运，刘邦未来的职业生涯可能最高也就停留在一介亭啬夫（县警察局长）的水平。
有一天，刘邦带着自己的求盗，押送一批劳改犯去骊山那里（去给秦始皇修陵墓）。这些劳改犯成分复杂，按我的估计，他们中间有犯法的老百姓（比如偷了牛的偷牛贼），有曾经逃避兵役或者劳役的“亡人”，有聚众讨论《诗》、《书》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不小心没完成考核任务的饲养员什么的。总之，是一帮可怜人。
这些人走出了沛县境界，进入邻近的丰县地区，中间一些武林高手觉得去骊山不爽，就施展轻功逃跑了。刘邦手下的求盗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根本抓不住。随着队伍渐行渐远，劳改犯也越跑越少。刘邦估计，等到了陕西骊山，可能跑得就剩我和三个求盗了，这可怎么向秦皇帝交差啊？干脆我跟三个求盗互相捆绑起来，直接去骊山修陵墓算了。
刘邦这个人很有政治野心，这不怪他，都是当时一些人的忽悠让他不得不如此。刘邦常在王媪开的酒吧里喝酒，但是身为试用期的警察系统官吏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钱，于是他就使出了当时某些作风不正派的官员常用的伎俩，故意假装一摸兜，叫道：“哎呀，我忘了带钱了！等年底一起算吧！”
王媪早有准备，走过来嗤笑着说：你是新警察吧，怎么喝完了还撒谎说忘带钱啊！人家老警察都是喝完了直接摔瓶子的！
刘邦方才红着脸承认自己是新警察，出道浅，还在试用期哩。于是王媪说：既然是新警察，年底一起算账吧。
不料，有几次，刘邦一高兴喝多了，躺下呼呼大睡。王媪看见这家伙身上，居然趴着一条鼾声如雷的黄龙。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天日里，来的顾客就格外的多，销售额数倍于他日。王媪觉得，有老黄龙派人给刘邦送酒钱来，到了年底，就不说要他钱的事了。所以，刘邦长期白喝王媪的酒。在一个叫做武妇的人的酒馆里，也是如此。
还有一次，一个老头子看见了刘邦的媳妇，也就是吕雉正在农田里干活，于是惊叹道：“哇塞！这个小娘子乃天下贵人之相啊！”又看了刘邦的俩小孩子——两个小家伙正帮着妈妈在田野里给庄稼施粪 ：“哇塞！这俩都是大贵人的命啊！一个公主，一个皇帝！”
吕雉拉着两个孩子，也没心思施粪了，赶紧跑回去向刘邦汇报。刘邦一听，马上去追上老头问：“咨询师先生，麻烦您再看看我的贱相如何？”
老头瞪着眼，看了只一瞥，狂叫一声，吐血三斤：“哇塞，你别吓我！ 刚才的夫人和孩子，都是人君之相，至于您，更是贵不可言啊！”
刘邦听了这些话，从此有了远大理想，而且常常窃喜，变得更加乐观，对前途无比愉快。心情好的人，又有远大理想，平时就很幽默：刘邦做泗水亭长期间，经常跟县里的官吏们搞乐——也就是“狎侮”——估计用胳膊夹住他们的脖子按在办公桌上使劲逼他们喊爹，司马迁说，他对每个官吏无不如此，反映了刘邦愉快自信的心情。
有远大理想的人都不计较寻常得失。刘邦看看这回劳改犯们都跑了一半儿了，就干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用公款请大伙痛快吃了一顿。求盗问他：“亭长先生，这盘缠是两千里路用的，您一把都给吃光啦？”
“不要紧，吃光了咱们就散伙。你、你，还有你，你们这帮劳改犯也都不用劳改了，干脆我这官也不干了，你们也都走散算了！”（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其中有十个壮士，觉得刘邦很有江湖大佬的风度，都说：“四哥，我们几个不走了。看您这么豁达大度，仁而爱人，江湖上真是难寻第二。我们给您当小弟吧。”
“可是我怎么养活你们这帮狂能吃饭的小弟呢？”
“附近的芒山砀山连绵一片，有泽有岩，我们就跟着您上山吧！”
于是，仁而爱人的刘邦喝了个大醉，带着这十个弟兄，往芒砀山方向去当山贼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去了。
他们走到一处泽边，忽然大蛇当道，弟兄们吓得面色苍白，纷纷要求倒车。刘邦说：“不要倒车——壮士行路，焉有畏惧！待我前去观看。”说完，他按着腰中青铜宝剑——这是这十个人唯一的一把武器，伸着脑袋往前走去。
就见一条巨大的白蛇，正盘在路中，喷着芯子，对着太空练气功呢。刘邦趁着酒意，拔出腰中宝剑，就听虎啸龙吟，一剑挥去，但见白光映耀群星，登时将白蛇斩为两截。蛇血蹿起来，溅湿了这帮上帝选民的袍襟，蛇血也落在了人们的嘴唇上，舔一舔，味道就好像这帮人的命运，有点甜，也有点苦。弟兄们都一起高呼：“砍得太牛了，好爽啊！”
从此，前沛县泗水亭试用期派出所所长刘邦同志，脱离了组织关系，转而走上了一条布满草莽荆棘的不平凡的道路。这就是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这个白蛇，代表着西方的秦皇帝。
附记：李自成曾在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这样控诉：“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百姓的脂膏都被这群黑帮化的官僚榨干了，财货都进入这帮官僚集团的私人腰包。”
李自成反的是这些黑暗的官吏集团。
但是秦王朝的情况则有不同。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奉公办事，被各类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从侧面来看，秦朝的吏治还是好的。譬如，刘邦作为派出所长，去王媪、武妇开的两家酒馆喝酒。喝了一年的酒，但不敢说不给钱——后来是王媪她们看见他黄龙附体，才主动不收他的钱的。在酒馆老板看来，派出所长也算是有点实权的，但刘邦不敢赖账。可见当时的官吏，还不敢借势压人、白吃白拿的。
刘邦押送劳改犯去骊山，中间跑了几个，他自知官法严厉，无可通融，只得自我了断，主动逃职，可见当时没有私人请托，找找上级通融通融，送礼免罪的路子。
按道理，皇帝对于自己的官僚团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秦始皇对自己的团队格外严格，他曾经把一批判案不直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这大约也是古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在这样的严苛要求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王朝的吏治颇好，从地方征收汇向中央的财富，官吏们应该是不敢从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额外盘剥的。秦政府从民间掠取的财富，直达中央的高端。这些财富除了被最高统治者个人消费外，大量是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长的时空历史视角来看，秦帝国一统天下、大兴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敛了钱毕竟是干了事了，相比之下，后代比如明朝候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老百姓受盘剥，刮出来的钱干什么了呢？其实还不如老秦能用于扩张和兴造，明朝从老百姓搜刮来的大笔财富，是塞进了各大小贪官如刘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军的兵员和粮饷却根本不够。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对外功业，还不如老秦区区三千万人的帝国。明朝政府从民间敲诈勒索敛来的钱，都用来了奉养这些寄生者的奢侈生活，对社会毫无意义，最后死掉腐烂照样变成肥料了事。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刚刚尝试皇权专制没有经验，过多地对官吏团队苛察严求，使得这些官员在压力下无利可求，最后使得他们与专制中央之间发生离心力。在后来天下大乱的时候，秦朝设在各郡县的官吏，往往成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刘邦和他的同僚萧何、曹参等人，乃至刘邦所供职的县的县令，都是如此。所以后代的皇帝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层之间，他们只惹一个群体，有了官吏层们拥护保着自己，遇上哪怕像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这么轰轰烈烈的运动，一样可以通过官吏们把它镇压下去。
后代的皇帝儒法并用，在用法家这套苛察考核以驾驭官吏的同时，也讲“仁义道德”，那就是对官吏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他们呈现一种“大面积低度腐败”，只求他们有忠心和遵守所谓官场体系下的道德，业绩与廉洁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也就是用儒家思想治官吏（治国家就等于治官吏，主体是治官吏）。于是官吏层就和皇帝绑在一起了。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
如果我们翻翻出土的秦简，就可以看见很多抓强盗的案例！就连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刘邦，却也有幸被逼成了秦王朝时代的强盗，隐藏在砀山一带，永远不敢回家。
这我们就奇怪了，为什么一个政府职能如此高效的秦王朝，却迫使那么多人流离失所当强盗呢？
唉，这事就要怪秦始皇没搞好了。
秦始皇本人，是古来罕见的工作狂，《汉书》作者班固说他白天开会，夜晚批文件，都是亲自动笔。至于臣民们在忙什么呢？搞工程。秦始皇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搞工程。
第一，修长城。因为修长城，征发的民夫常在三四十万之间。长城这里可不是人待的。有时候民夫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就会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终于长城脚下“死者不可胜数”，“尸骨相支柱”，甚为悲壮。最终，通过巨大的代价，他们创造了世界第八奇迹——中国龙。
第二项，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出四通八达的驰道，供马车奔驰，其规格是路宽七十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实，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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