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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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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100美元交给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枪花了联邦调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说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纳入了盟。他提到了两个人：阿里·鲍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鲍伊就是阿尔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①的儿子——有时候也称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诺·朗格拉，后来成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狱以后，成为代理大老板。
①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数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说。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杀比别人干的多，而这是能不能接纳入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还没有徽章。那个小子阿里·鲍伊是个浓包加笨蛋，他连一次凶杀也没有干过，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纳入盟全仗他老子是个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说。“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停，谁听到谁说什么，都难测。你这样胡乱议论老板的公子，这种话要记录在档的。”
在小意大利区玛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鲁吉埃诺的交谊俱乐部门口。这时候，托尼·墨拉走了过来，要我开车送他到布鲁克林去。
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间来往，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终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尽快地依附某一个人，他们就以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是个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鲁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进行某种较量？
在车上，墨拉对我说：他和斯拿克有个约见。
我猛然回想起许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铺里，我认识的那个曾经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终于把我识别了出来？桂多对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鲍伊·帕希科所发的一顿牢骚话，是不是传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头。他们是不是要盘问我关于吉里一伙人的情况？问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话，会不会逼我泄露出说怪话的人是谁？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车子已经开过了布鲁克林桥。我尽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对策。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卖别人，那就会毁了我的行动计划，因为无论怎么说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卖他人，我尽量采取顽强的态度，以观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要试探一下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会经受住考验，而且会使我更加坚强。
当然，他们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谈他们会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纳斯运河里，等着有人来认尸。究竟他们要干什么谁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声。车子驶向第三大道到达布鲁克林公园住宅区的卡罗尔街道，离普罗斯帕克特公园不远。我们停车等人。卡明·帕希科乘着白色有折篷的罗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车子是新泽西的牌照：佛罗里达444。我从照片上见过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光景，身体敦实，稀头发，长脖子，鼓胀胀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从罗斯车下来，朝墨拉走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墨拉回到车子以后，说：“和他一道来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鲍伊。他刚刚坚定了自己。”
“坚定了自己”就是接纳入盟。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汤米·拉贝拉可能要成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说，“不过那只是名义而已，因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谈到了一桩放债的买卖，我们正设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诺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间要合伙干一桩放债的买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大事。我一时倒有点沮丧。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沮丧。
和这帮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任务是大还是小。
我有点发急，因为吉里这一伙的线路似乎无法延伸。我的任务之一是要搜集证据，好使审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情报，好使政府部门可能用在别的调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时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报有用，哪些情报可能没有用处。对任何东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回想起来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向上汇报。你还集中精力作出选择，该汇报什么人、汇报什么事。你所选择的情报作用大小，取决于你的经验、灵感以及运气。
1977年的仲夏，我们在拦劫、盗窃及抢劫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足以在任何时候对吉里一伙进行搜查。但是我还没有打入到上层去。我在小意大利区与墨拉、鲁吉埃诺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联络已胜过我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对黑手党采取直接袭击？
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我们俩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甚至难得冒了一次险私下里会见，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顿餐店共进午餐，那个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馆，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们重新估价了我们的目标。这个问题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对于盗窃集团的上层头目，我只要能勾到一个，也就勾到了全体。但是，黑手党有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练党徒，那我就有机会对党徒内部作出重大的渗透。
这就意味着局里要承担更大的义务，增加了风险和压力。就我们所知，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制定过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党内部的计划。
最后，机遇压倒了其他一切顾虑。放弃布鲁克林的上层行动计划，直接“深入心脏”，与小意大利区的党徒周旋，这么干值得一试。
我想一个人单独行动，不需要保护性的监视。小意大利区是个壁垒森严的居住区，好像与世隔绝。一辆单向玻璃的车子停在那儿的街道上不能超过5分钟。我执行行动计划也不用隐藏的录音机或发射机，因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随时有被打下去的危险。调查局在小意大利区有知情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不想因为我认识某个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举动，也不想别人对我有不同的举动，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冒险性。
虽然作出了决定，我还不能贸然从布鲁克林一带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鲁克林的党徒作为我信誉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区的心脏那里迟早有人要和布鲁克林方面的人调查我的情况。我也不想让吉里一伙的任何人说我突然失踪。我想逐步游离。
我和墨拉及鲁吉埃诺混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吉里一伙人越来越少。渐渐地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只和吉里通个电话。8月份，我全部时间都在小意大利区了。
吉里仍然效忠于家族。特工们照例要露面，和像吉里这样的党徒谈话，还把感兴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给他们看，看你会说些什么，也让你知道他们还继续在监视你。有这么一次，特工来找他谈话，拿出几张照片给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这些特工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们对他说：我是个珠宝盗贼，他们得到情报，我就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想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说法。
吉里不承认他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那时我已经不到那一带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点风声。
两年以后，吉里遭到杀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带驾车，因交通红灯而停了车。有个骑摩托车的家伙在他旁边停了下来，向他射了两发0。38的子弹。这是党徒的常规凶杀。我们的情报说，他们认为吉里告了密。其实他没有。
第七章 托尼·墨拉
约翰·埃德加·胡佛①不想让特工从事隐蔽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很肮脏，可能玷污特工的声誉。时代不同了，如今隐蔽工作在执法部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约翰·埃德加·胡佛（J。Edsar Hoover 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年任调查局（即后来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7个月后任局长。他建立了检查和培训工作人员的严格制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指纹档案、科学侦察犯罪实验室及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训练全国各地优秀的执法官吏。他终身任局长，没有一个总统有过撤换他的打算。
知情者很有价值，但不可靠。他们是骗子，用情报来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靠谎言和夸大事实来换得较好的待遇。从事隐蔽工作的政府特工，得到津贴，立下誓言要捍卫法律，在法庭面前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可靠。但从事这项工作很危险，可能受到玷污，可能受到杀害。
并不是个个特工都能从事隐蔽工作。你要具各坚强的人品。“坚强”意思是纪律严明，有克制能力，富有信心，并不是要大声疾呼，生硬粗暴，或者招人耳目。这意味着你的人品能够抵挡得住工作中惯常的特殊挑战和诱惑，你有坚强的自我，足以使你有内在的承受能力，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还意味着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一天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忘记：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办案特工。
你要有显著的独立能力，一个人干工作毫不在乎。你非常孤单，比独自一人还要孤单。你时时刻刻都在和党徒打交道，假装也是他们的同伙，与他们建立友谊，笑他们所笑，还得有自己的感情、观点和忧虑，正如同你的真正的自我。你整天都得这样，天天这样。当你有时和朋友或家里人谈论从事隐蔽工作情况的时候，你头脑里仍然不离开那种隐蔽生活。除了联络特工以外，你同任何人都不能谈到你实际工作经历。我和联络特工在电话里谈上几分钟，一周大概只有两三次。我每个月和他见几面，领取开销费用。
你在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时，你总会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个性冲突。有的人你喜欢，有的人你不喜欢；有的人喜欢你，有的人不喜欢你。你要继续不停地设法搜索你的目标。在交际中，你要克服自己的自然倾向，和那些有利于办案的人建立友谊。你不是懦夫，但是你要忍气吞声，控制火气。
你要靠自己，而且常常是在临场的情况下，决定朝哪个方向走，走多远，会有什么风险。作出这样的决定很有困难，但你不得不作出决定。你要接受弄错情况的尴尬局面和面临犯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因为大街上没有任何人保护你，你随时都受到上司的评头论足。像我这个情况，那是指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的首脑们。
对于城市的生活，你要有机灵的头脑，有时候甚至趾高气扬。我熟悉的优秀隐蔽工作的特工，如同我一样，个个都是在城市中长大的，是个优秀的街道特工，然后才成为隐蔽工作特工。在城市的街道生活中，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及人与人的关系。你懂得判断形势，把握自己。你的能力不会白搭，而是得以显示。
在工作中，你严于律己，干事主动。执法部门的人基本上比较保守，雇佣人员循规蹈矩。在联邦调查局里，没有雇佣的特工从事隐蔽工作。你是正规的特工，上班堂堂正正，进出都要签名。
工作几年以后，把一名正规特工置身到隐蔽特工地位。突然间没有人告诉他到哪儿上班，应该穿什么样衣服。他的打扮像个坏蛋。或许他驾驶卡迪拉克牌轿车或梅塞迪斯轿车。无论他是否结婚，他都有机会有自己的寓所，行动自由，还有钱花。
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全是装模作样，弄虚作假。但是你周围的党徒都有卡迪拉克车，小戒指，有美女和金钱，你很容易忘记你并不是他们的同伙。如果你没有坚强的人品，没有自我意识及对自己的自豪感，那你就会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征服，逐渐淡化了你肩负的重任。执法人员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最大的失败就是中了美人计，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在城市中长大，是个意大利人，了解什么是黑手党。10几岁的时候，我就玩牌，赌双骰子，打落袋台球，做小买卖，逛各种交谊俱乐部。我清楚，有些赌牌场、双骰子赌场是由党徒操纵的，有些交谊俱乐部就是党徒的社交场所。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党徒。我知道，有的赌注登记经纪人自己并不是入了盟的党徒，但是他们的老板是，是他在操纵整个行动。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杀手。甚至还在孩提时代我就知道有的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有的人永远也见不到。我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老练党徒的行为，知道他们的心态。我知道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有时候要守口如瓶。与你无关的事不要介入。与你无关的谈话及场面应走得远远的，免得人家拉上了你。在这些场合下，你要正确把握自己，这样你在街坊就赢得了信誉。他们心里会说：“嘿，这个家伙见过世面。”
知道这些情况对我担任隐蔽工作很有帮助。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本来很可能走上党徒的道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可巧，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人，他们的人生价值伴随着我的成长。我长大成人，要自食其力，赡养家庭，遵纪守法。有的人成了坏人。
我并不要对此做一番说教。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成长环境，对于黑手党我并不感到太大的神秘。我干这样的隐蔽工作并不是什么十字军征服黑手党，我或许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这帮坏蛋，他们在杀人，我不喜欢他们。”不过，我无需克服影响我工作过程的伦理歧视。我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作为特工，如果我？j的工作职责是在公民权利或反恐怖活动方面，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任务——尽力把工作干好。
如果你是个恶人，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你送进牢房。事情就这么简单。
黑手党主要的还不是一个凶杀组织。首先，组织的成员是盗贼。他们既贪婪，又恐惧。我作为隐蔽工作者，逐步了解到：哪些人是多么顽固，哪些人并不真的顽固，他们当中最顽固的人是多么惧怕自己的上司。
个人的顽固不是引起惧怕的原因，是组织结构可怕，是组织系统等级森严，其惩罚手段会使最老练的党徒不寒而栗。你的潜在实力更多的是你有实施纪律的能力。
一切都是为了钱。如果你是挣钱能手，就是违反了一些规章也可以获得谅解。凶杀是在其次，作为强化和威胁的工具。尽管你弱不经风，像老卡洛·甘比诺（是最后一个真正的教父，各家族中的铁腕人物，死于1976年），可是你只是简单说一声“是”与“否”，摇一下头或点一下头，或弹一下手指，你就可以对组织里的任何人有生杀大权。大街上那些穿巴利鞋的暴徒，见了你无不感到浑身哆嗦。
黑手党的5个主要家族，基地都在纽约。它们是：甘比诺家族、卢克彻斯家族、吉诺维斯家族、科隆坡家族以及布拿诺家族。乔·布拿诺在1931年接管了家族，6O年代中期被迫退位，现在病居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我在从事隐蔽工作期间，布拿诺家族的老板是卡明·甘兰特。
甘比诺家族由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当家；卢克彻斯家族的首领是“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罗尔”①；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是“安托尼·法特·托尼·萨莱诺”②；科隆坡家族由汤米·拉贝拉当家。每个家族的老板在自己的家族里有绝对的权威。
① 托尼·答克斯（Tony Ducks）：即托尼鸭，代号。
② 法特·托尼（Fat Tony）；即胖托尼，代号。
居于各家族之上的黑手党委员会解决家族内部之间的纠纷；处理涉及到每个家族的利益问题；批准合作项目，比如控制纽约的某个具体的工业，或提取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赃款。超越家族之上的问题可能是：对某个家族的老板要不要杀掉，委员会要通过执行杀掉老板的方案，这要么由家族内部的人自己动手，要么由别人执行。
每个家族在老板的领导下，下面有指挥系列。每个同级的指挥人员对上一级要完全尊重。每个家族有个二老板（或称副头领），有个顾问。顾问调解纠纷，给老板提建议。家族还有一些副官，每个副官统领着兵丁。兵丁是入盟党徒的最低层。
家族里还有许多“联络党徒”，他们和入盟党徒取得联系，但自己不是入盟党徒。在任何一个家族里，都有比如200来个入盟党徒，而联络党徒就有2，000，达10倍之多。如果你是个联络党徒，和某个兵丁或副官有联系关系，你就要像家族的任何成员一样，遵守许多同样的纪律规章。你要向他们表示尊重，分享你的所获。但是他们的所获不一定要和你分享。你也不能像入盟党徒一样得到相同的尊重和保护。
从我的成长过程以及我的调查研究，我对黑手党尽管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还在学习许多东西。亲临现场，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第一手的体验，情况又不一样了。作为执法部门的任何特工，你实际了解的情况比你在出庭作证要多得多。因此，我对于现场的第一手情报就尤为重视。
我已经认识了科隆坡和布拿诺两个家族的许多党徒，明确了这些家伙的等级。我了解一些常规抢劫，但对于“指令抢劫”我了解更多。任何时候你抢得的利，都要送一部分给指挥你的上一级负责人。你要把干的一切向副官或老板逐一报告。尽管有这些纪律规章，但是党徒一伙之间的尔虞我诈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除了严格的指挥系列以及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以外，还有严格的纪律准则。如果不按照利益分享的准则办事，其后果不是开除出黑手党，而是要把他活活打死。
我正在体验，在这个系统管辖下的滋味，学着检点自己的行为。我越来越被他们了解和信任，参与他们的计划和行动，开始按党徒的纪律行事。
我竟然被他们所接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我周围的那些人都是在这些里弄里长大的，人们一向熟悉他们的面孔，而我是陌生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我编的身世以及我的作风都能接受。我实在幸运。你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盗贼、杀手在一起打交道，保证你生存和有成效工作的技巧是永无止境的，你还得要有所突破。
我属于底层。按照黑手党对人的估价，我只是比经常失业、没有黑手党联系的普通市民高一等。
安托尼·墨拉是我在黑手党里遇到的最凶恶、最令人生畏的党徒。他身高6英尺2，体重210磅。他是捞钱的能手，残酷无情的杀手。他喜怒无常，不可捉摸。你根本想不到他会突然要干什么。他一旦动怒，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墨拉杀人用匕首。在黑手党里，党徒用刀代替枪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常常受到警察搜查，不想让他们从自己身上查出枪来。在纽约，如果查出你带有未登记的枪支，那就意味着你要坐牢。他们带着长刀片的折叠刀。我也带着一把。但是墨拉用刀的方式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有人常常告诉我：“你要和他一旦发生了争执，一定要和他保持有一胳膊的距离，因为他会捅你一刀。”就是在黑手党成员之间，墨拉用刀的方法也与众不同。
他总是惹是生非，要么触犯法律，要么与别的党徒冲突。他总是令人讨厌，对任何人都侮辱。别人都厌恶他，但同样也怕他。许多人对他离得远远的。
勒菲蒂·鲁吉埃诺对我说：“墨拉的问题是，他总是在毁谤别人。”
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从吉里那一伙人中向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接受了我。我开始和他混在一起，把我的时间分在他和布鲁克林的吉里一伙人两边。我常常早上到小意大利区待几个小时，然后又回到布鲁克林待一会儿，晚上又赶回去和墨拉一道乱闯，出现在像西西里、希波波特玛斯或伊比斯这一类的迪斯科舞厅。
墨拉从来不花自己的钱。什么都有“搭臂”，他从来都是免费的。刚开始和他接触时，有一次我们到了希波波特玛斯迪斯科舞厅。在那里鬼混的许多党徒都走过来和他攀谈。我们在酒吧里待到了半夜，什么钱也没有付。
动身走的时候，我给了酒吧25美元。
“快把他妈的钱收回来，”墨拉深沉的音调对我吼道，“我到哪儿也不付钱。”
“算了，托尼，就算是给酒吧招待的小费吧，”我说，“这事是我做的嘛。”
他用手指直捅我的胸口。“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快把它拿上。”
“好吧，托尼。”我说着就把钱装进口袋里。我想避免把事闹大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不过，这也不容易，让那种人就那种方式对你说话。
墨拉对我说，希波波特玛斯舞厅为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拥有，他是甘比诺家族的二老板。墨拉把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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