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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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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九章 密尔沃克
“你说从那个家伙手里为我弄1，000块钱，这事儿怎么样了？”勒菲蒂问。“什么时候能拿到？”
我们正在他寓所里吃晚餐，吃味道鲜美的牛排。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不过我得有话跟你说在前头。钱可能是有。他说他在一家工厂当了几年工人，积蓄了不少。现在他想搞自动售货机营业。他妻子为此给了他不少钱，再加上他自己的钱。不过，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我猜想，如果我们帮他一下忙，说不定我们能搞一点营业什么的。”
“那家伙可靠吗？”
“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他的时候，他很不错。我和他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我在介绍任何人时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从不为别人作百分之百的担保。我只是说：我认识那伙计，他对我很可靠，你自己作出结论。以防在工作过程中一旦出了差错，还可以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行动计划。
“你说他在哪儿？”
“密尔沃克。”
“密尔沃克！他是不是联络成员？”
“不是，他对我们一伙毫无所知。”
勒菲蒂放下了手中的叉子。“多尼，这家伙发了疯。他妈的他难道不知道，在任何地方开办售货机营业，没有联络是办不了的吗？尤其是在密尔沃克。他们那里才厉害呢，可不像在纽约，多尼，他们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打得你非滚蛋不可。那帮人才凶恶呢。你知道，他们听从芝加哥那边。他们能把人给毁掉的，多尼。如果那伙计是你的朋友，你最好叫他快撤出那个城。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营业弄回到巴尔的摩去呢？巴尔的摩由菲利和泽西城的伙计所控制，同他们打交道要容易些。”
“那伙计已经在那个地方住了好一段日子了，勒菲蒂。他的家庭，什么的，全都在那里。他不想离开。”
“叫他别想那种营业了。他有多少钱？”
“大概10万、20万。”
这一说，打动了他的心。“你说他叫托尼？这么着，你最好让我和他谈谈。你到那儿去，带他到我这儿来。把他答应给我的1，000块钱也带来。我实际上不止要1，000块，多尼，叫他带2，000块来。我们就一起谈谈。”
我去了密尔沃克，见到了托尼以及办案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他们向我提供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在密尔沃克所控制的范围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纽约方面和巴里斯特艾里见面，以便有可能成为营业伙伴，与坎特的自动售货机公司有业务联系。
在我干隐蔽工作的那几年，我从来不与另外的特工合伙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也不介绍他参与某个行动计划，除非我事先对他有所了解，完全相信他的本领和顽强精神。我介绍的每一名特工都是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后才干隐蔽工作的。我们都为各自的生命安全而互相信任。
坎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同党徒打交道方面还是新手。他是中西部人，很实在，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人以一个乡巴佬的形象。他那么坚强，丝毫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城里人气味。
我和坎特认真审视了形势，在一起讨论了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不谈，等等。我强调了这一点；不要让勒菲蒂有这样的印象，你对党徒的事有所了解。我们要假戏真唱——你对黑手党毫无所知。当然你知道有党徒的存在，也知道我就是个党徒。尽管这样，你要冒充是个意大利人（他其实不是），你不是和党徒们在一起长大的，因此也就不懂得什么事该如何处理。你不知道谈话要转弯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正常的渠道是哪一些。你不懂得什么规矩。你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得到联络，不了解交道上的礼节。这样你会得到更多。如果你犯了错误，可以归咎于无知。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起着中间人的作用，缓冲器的作用。但是，他是搞自动售货机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姿态同勒菲蒂打交道。
像对待任何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一样，我们之间始终要以隐蔽姓名相称，即使在私下里也是这样：托尼和多尼。这样就决不会说漏了嘴。
我们晚上乘飞机到了纽约，然后到了勒菲蒂家附近的蒙罗街道。在彻里和蒙罗街道之间的拐角处有个电话亭，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我们在楼下，快下楼吧，我想让你见见那个伙计。我给你带钱来了。”
“让那个伙计待在车子里，你就待在电话亭那里，我马上就下去。”
他下了楼，我把现钱交给了他。
“只有500块钱，”我说。
“多尼，你说要带1，000块嘛，我指望1，000块呢。”
“他要买飞机票，还有一切花费都要钱，勒菲蒂。他说，时间这么短，一时只能凑这么多。他答应拿1，000块，先带来了500块。你叫我怎么办啦，勒菲蒂？总比没有强嘛。”
街道那一头，在街灯的照射下，只见坎特正靠在车子旁，朝四周打量风景。他脚穿白鞋，身系白带，是个劲头十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勒菲蒂朝他扫了一眼，说：“好吧，我这时还不想见他。明天你到我家去，把情况向我详细谈谈。我们就从现在着手。”
我和坎特住在谢拉顿饭店。这天晚上，我对坎特说：“我认为，我们已抓住了他。”
第二天中午前后，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这地方坎特从来没有到过。他想到毛特街上的文生特·克拉姆酒吧，想在那儿尝一尝意大利海鲜食物。我把他送到那里以后就去了勒菲蒂家。
勒菲蒂这时有了较多的兴趣，因为坎特实际上真的到了纽约来看他，还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些钱。我向他简要说明了坎特在密尔沃克的情况。
“密尔沃克这地方不好，”他说。“如果他没有什么联络，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把他干掉。但是，如果他有像你所说的那么多钱，我们或许还可以想些解决的办法。我们要这么干，那就要给迈克一份报酬，给密尔沃克的人一份报酬。这就要搞清楚他的确有钱，而且愿意把钱拿出来。如果我们帮他在那边开业成功，他每周肯给我们多少？”
“我不知道，勒菲蒂。你要同他谈谈这事。”
“好，今晚7点半我们在马卡耐特旅馆碰头，我同他谈。他现在在哪儿？”
“文生特酒吧，他想吃意大利海鲜。”
“多尼，妈的你真混蛋。他要是像昨天晚上那一身穿着，那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乡巴佬。在文生特酒吧里，人家会以为他是个警察什么的。那他就等于自己找死。快去，把他带离开那儿。”
这天晚上我们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我把坎特介绍给了酒吧招待约尼。过了一会，勒菲蒂来了。他没理坎特。坎特坐在我一边；勒菲蒂走到另一边去和我说话。
这些都是走过场，全是礼规，那就是对于一个外来的人你不能直接就搭话，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有人介绍。勒菲蒂问我；如果我们成了坎特的伙伴，营业怎么个开法，这一点我向他解释了没有。我说，这事儿我已经提过。
“那好，让我和他谈，”勒菲蒂说。
在作了介绍以后，勒菲蒂说：“在密尔沃克搞营业非常艰难，这一点多尼对你说了吗？”
“说过了，”坎特说。“不过我不想离开密尔沃克。这是个美丽的小城市，我待在那里很舒服，我的家在那里，还有许多朋友。那里出售自动机的人服务得很不好。我终究拼拼凑凑，弄到了一二十万。我想，我好好干，能开个真正的营业部。”
“你在那里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络？”
“我没有与什么特别的人打交道，我想凭我自己单独干这份营业。”
“托尼，他们竟然让你干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对你动武，我真感到意外；他们没有把你干掉，我看这真是少有的事。他们那一伙人心毒手狠，托尼。连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管不了他们，他们受芝加哥那边管束。那个唱牛仔歌的演员①吉恩·奥特里，你知道吗？几年前，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想开一爿旅馆。芝加哥那一伙人叫他不要开。可他说什么也要干。开业的那天晚上，芝加哥那一伙人闯了进去。他们叫所有顾客、招待员、酒吧招待员以及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们用了三颗炸弹，把那块地方炸成了平地。奥特里就回到了西部海岸那儿去了。托尼，你真的有把握，知道你想干的业务吗？”
托尼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啊呀，我可不想跟任何强人有什么瓜葛。算了吧，勒菲蒂，要是有生命危险，我只好卷卷铺盖撤了。我就是不干那份营业也不想跟那些人搞在一起。”
① 牛仔（cowboy）：原指19世纪美国西部的骑马牧人。现已成为小说、电影中的西部冒险人物，以骑马、打枪、哼唱西部小调的形象出现。
“别急呀，别急。我没有说这事就办不成嘛。你瞧，你在关键的时候来找了我。别那么心急嘛。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投资了多少钱啦？”
“为了这桩业务，我已经搭上了大约2，000块，另外手头还有30，000块。”
“如果你现在撤退，能收回多少？”
“把车子和机器卖掉，大约8，00块块到10，000块。”
“这么一来，现在脱手不划算。你看，要是我一插手，你就会平平安安。明白吗？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那里就行。现在我想同另一个人，即我的上司取得联系，把情况向他说说。如果他感兴趣，我就到密尔沃克去一趟，把一切都弄个明白。到时候，如果我喜欢，他也喜欢，他就要向老板请示。老板还在监狱里。如果老板喜欢，我们就和密尔沃克的实权人物取得联系。如果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当中会有人反对。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不想让你在那里营业。那你就收拾收拾撤退。要么他们也可能有兴趣，那就和我们合伙——你干你的买卖，他们是一半对一半的股东。还有可能他们就叫你走，不过，看在纽约家族的面子上，把20，000块钱投资退还给你。你明白吗？”
“这事儿还相当复杂。我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不想要个什么老板，但我也不想把性命送掉。如果你认为能帮我一把，我愿意试一试。”
“那好。这整个事儿我感到担心的倒有一桩。我现在就要你预付2，500块钱，其中1，500块给我的上司迈克。剩下的我要些交通费等。懂吗？”
“一下子就要预付那么多，太多了，勒菲蒂，因为营业还没开张呢。”
“这完全是为了好的信任关系。你搞你的营业，生活有了保障，这是理想的投资。而且，平平安安，托尼。”
“那好吧，我还得回去拿钱。”
“我叫多尼与你一道回到那儿，把整个事情计划一下，因为你在这儿怕不能待得太久。”
我们离开了酒吧。临走时，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要确保他守信用，怎么说就怎么做。”
我和坎特回到了密尔沃克。勒菲蒂，作为一个入盟党徒，要征得他副官的同意，在别人的地盘上办一些手续。我作为布拿诺家族的联络党徒，只要勒菲蒂允许，我就可以单独行动。当你在两个家族之间打交道，尤其是要打入另一个家族的地盘开办营业，而那个家族的大门只有一把锁的时候，你所处的局面就十分微妙。如果你处理得不好，那就等于你发动了一场战争，要使人受害。
对于这样的交易，密尔沃克的老板可能会动心，因为大街上有个主户为他效劳，他也会觉得是件称心的事；再说，他可能也希望与纽约方面有个好的联系渠道。你想得到一点实惠，机会总是有的。
勒菲蒂没有提到巴里斯特艾里，因此我们干我们的。就当作我们不知道谁是当家的人。
这时候，坎特已经有了两间房间的办公室，地点在北法威尔大道上的1531号，周围一带都是公寓大楼及酒吧。他有个营业招牌：“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贝斯特及时服务，董事长：安托尼·坎特”。他带我到四周看看酒吧、旅馆以及俱乐部，巴里斯特艾里的自动售货机已经在这些地方成了营业区。我们俩在这一带露面，是要给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我们正在干我们设想要干的事，以防勒菲蒂或别的什么人检查或盘问我们。
他对各个顾主说，他正在开办一项新的营业业务，想推销自动售货机。那些顾主说，他们不想改换公司，有的还说，他们不想与已经购货的公司发生麻烦。大家都没有提到巴里斯特艾里，但我们心里清楚他们说的公司是谁。过了几天以后，我打电话对勒菲蒂说，形势还不错。我还告诉他，坎特有了办公室，有卡车，有几台机器，还有几处可能比较好的销路。
他说，他要得到迈克·沙贝拉允许就立刻到这边来。他问道：“2，500块钱你们送出去了没有？因为我要给他1，500块以后才能动身。”
为了把一个兵丁送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内，沙贝拉要得到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甘兰特的允许。甘兰特因在假释期犯罪又回到了监狱。沙贝拉是个众所周知的党徒，不能去监狱探望犯人。因此，在探监的名单上就有别人作为使者，在甘兰特及其副官之间来往传递信息。甘兰特传出了消息：允许勒菲蒂去密尔沃克走一趟。
在密尔沃克，我们第一次对勒菲蒂录了音。我们把密尔沃克的行动代号定为“木材”行动，在坎特的车里装了一架拿格拉磁带录音机。在纽约，我从来不在汽车里装录音装置，因为我在布鲁克林时，科隆坡的党徒把我汽车的挡泥板敲成了两块。联邦调查局对谈话搞录音不是简单的事。一个特工要采取录音手段，他一定要把录音带交给联邦调查局，记下来作为官方文件。即使录音的内容无关重要，一旦录制以后就要注明日期，经办特工要签名核实。随后在审案中，磁带要能为辩护律师所接受。
7月21日这天晚上，我和托尼在芝加哥的奥海尔机场接来了勒菲蒂，开车到了密尔沃克。我和勒菲蒂登记住在南霍维尔大道西部中途车站饭店。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吃了早饭以后就在城里兜了一圈，好让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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